【李城外】
92岁的李长路先生是我国著名书法家、学者。在高寿的向阳湖文化人中，论年龄，他仅次于“文坛祖母”谢冰心；论党龄，他只比1926年入党的楼适夷晚一年，所以称得上是“一人之下，千人之上”。
初次见面，当李老和82岁的夫人张扬听说我来自咸宁，显得格外热情。我介绍说，据自己最近查阅的资料，在干校创办的几年间，《咸宁报》刊登有关向阳湖的文章只有两篇。一篇是以校部办公室名义写的《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新战友来“五七”干校的体会》，1969年11月22日见报，内容无非是“来到了我们盼望已久的地方”之类“假大空”的话；另一篇就是李老写的《自觉改造世界观，紧跟毛主席干革命》，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汇集数千文化人的向阳湖，虽然“大手笔”比比皆是，而个人在地方党报上发表的文章绝无仅有！
物以稀为贵。这里暂且摘录李老那篇千字文的一段：“我是六十多岁的人，虽参加革命比较早，但建国后，特别是到旧文化部后就在黑线专政下变修，‘三脱离’，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一点点对工农兵的感情都丢了，真可以说是‘楼上楼下，图书满架，求名写虚文，做官说空话’，真不像一个共产党员。也说明我的世界观很成问题。到了干校，我逐渐变了，我同战友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批判资产阶级，生活上与群众打成一片，思想感情变了，对向阳湖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有了感情，重新歌颂工农兵，重新接近工农兵，我感到世界观开始有点变化了，感到‘五七’干校和向阳湖边，所见所闻，皆大学问。……我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继续革命，不来‘一阵子’，要干‘一辈子’！”
言不由衷地“‘表决心’，在当年司空见惯。李老尽管年事已高，反应却并不迟缓，对自己昔日的“大作”犹有印象。他频频点头，接着追忆道：“我在向阳湖劳动，属一大队二连，开始参加围湖造田，腿陷入泥里就拔不出来，许多‘五七’战友劝我，说年纪大就不要干这重活了。后来我就专门喂小猪，这样轻松一点，时间也宽裕，有时还为干校抄点小字报、大字报，偶尔放个假外出游览（如到韶山），回来还写些诗……”
这时，坐在一旁的张扬老太太补充说：“我们有三个孩子，‘文革’中都下放在东北兵团北大荒。我过去在文化部对外司工作，到了咸宁，和李老并不在一个连队。有段时间，我和李琦（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一起，负责给向阳湖工地送茶水。我们干校学员都在辛苦劳动，大家习惯了官兵一样，没有上下级之分……”
客观地说，让文化人干体力活固然有些勉为其难，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依然丰富。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干校学员们当夜在向阳湖收听广播，仰视东南上空红星运行，遥闻《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李老对我国取得最新科技成果异常兴奋，欣然填词赋诗，写下《水调歌头·喜闻天上第一声》和《七律·无题》，诗云：“苍蝇蚊子乱啾啾，东碰西飞未肯休。首次登天更旧宇，未来明月照新州。金风阵阵驱残叶，银雪霏霏埋腐蚰。惟有虫豺多扫尽，红旗遍举庆丰收。”诗中有感于当时国内形势，抒发了作者内心的愤怒和忧闷，坚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光明一定会来临！
漫漫“五七”路，渐渐到尽头。1971年初，上面来了新精神，把一批“老弱病残”从咸宁转移到均县，政治待遇和生活条件都有所改善。尤其是林彪事件以后，可以请长假回京治病了。越明年，李老终于提前返城，担任了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和顾问。
二十余载转眼飞逝，老人回首往事，不禁感慨系之：“‘文革’冤枉了不少好人，的确应该否定。想当初，有多少人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帽子？无法数得清。但最后都能澄清问题，还历史本来面目。而辩证地看，我们在咸宁干校，还是接受了不少锻炼的。不仅不少人‘文革’前就大名鼎鼎，而且许多人后来都卓有成就，你们可以利用向阳湖文化资源，为后人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要因为今天安定，就忘记过去。如果按‘文革’的路一直走下去，迟早会有亡党亡国的危险。经过这段曲折，我们要学会分析‘左’和‘右’的问题，像‘文革’那样‘左’得过火是行不通的。而现在台湾右派势力鼓噪‘台独’，李登辉之流图谋‘重返’联合国，妄想制造两个中国，更是错误、反动的，无疑也是徒劳的。”
李老激动起来，我生怕他身体不适，请他稍事休息。趁短暂空隙，又从满头银发的张扬口里得知，李老1979年担任北京书法学会副会长，八十年代初积极筹备、创建中国书法家协会，并出任一、二届理事。他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知名高龄书法家作品联展、中日书法交流展。现有书法论著《兰亭论辩》和诗集《霜叶集》，还与人合编《全唐绝句选释》、《全宋词选释》、《全元散曲选释》等著作行世。如今，李老还担任中国老教授协会顾问、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中国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顾问，仍经常遨游书海、陶情翰墨，在自己的书房“忘倦斋”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