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这一重要原理的意义在于，不要把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简单地看成支配与从属的关系，这是很庸俗的。恩格斯曾经批评过这种“唯经济决定论”，他认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这样做一方面很容易出现当物质生产落后时，顾不上关注精神生产：而当物质生产发达时，又认为精神生产自然而然也就上去了的偏向。事实上，精神生产的贫乏，有时就出现在物质生产发达的时候。这种贫乏不是指数量意义上的匮乏，而是指内涵意义上的苍白与浮躁，因为发达的物质生产最容易促成浮华奢靡的社会心理。另一方面，把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简单化，还会导致忽视精神生产自身的规律，把对精神生产的指导与要求变成行政命令，结果只会加重精神生产的泡沫效应，反过来影响物质生产的合理有序的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文化面貌出现不正常。
二、关于异化问题
文化是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出来的，文化的首要功能就是满足人的需要，也就是为文化的创造者服务的。所以，创造文化的劳动者同时也应享有文化创造的充分权利。这既体现了人的自由发展的本质要求，也体现出了文化创造的最终意义。然而，在私有制条件下，我们却看到了另外一种情况：“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这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劳动。创造文化的劳动反过来对抗劳动的主体，使其不但享受不到文化的创造，反而被文化的创造所压迫和奴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而且越受到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这样，创造文化的劳动不但否定了劳动主体，而且也否定了文化创造自身。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的。它告诉我们，在“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分离的私有制条件下，文化创造往往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排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这与文化创造的初始意义及功能作用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必须努力克服这种异化，走向否定之否定，使文化创造的主体同时也成为享受文化创造的主体，这样的文化创造才真正是为人的。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每个人都是所有者，而且，他所占有的不是部分而是全部的社会财富。这样，一方面否定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另一方面又重新建立了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这一点恰好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这样，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不但阐明了文化创造的目的及作用，而且，还指明了文化发展的方向。虽然这种对“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目前还只是一种文化发展的趋势，但社会历史实践已在证实着并将继续证实它的科学性。所以，它是一种合乎理想的文化状态，同时也就是我们的文化理想。它“指给人方向，赋予人灵感、勇气和力量”，也许，在追求这一理想的过程中，我们得到的不一定都是理想的东西，“但是没有这种追求，我们就得不到任何现实的东西”，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信念日渐式微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发挥的，哪怕只是理想方面的功能，就已经显得弥足珍贵。”
三、关于两种民族文化
两种民族文化这一命题是列宁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不过，在他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表达了这一思想。他们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火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列宁对民族文化做了进一步的区分。他认为文化不是单一类型的现象，“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文化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仅是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民族文化’一般说来是地主、神甫、资产阶级的文化。”列宁的观点，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它确立了文化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原则。
如前所述，这对文化应作整体的、广义的理解。这一方面是指它涵盖了人类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两大领域，另一方面就是指它是多质的，而不仅仅是“进步的”。如德国，既有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莱辛、歌德、贝多芬等伟大人物为代表的伟大文化，也有纳粹的反人类的文化。我们中国文化同样如此，进步的、民主的文化与颓废的、反动的文化千百年来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在这个统一体中的位置有所不同而已。恩格斯指出：“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性。”差异性的矛盾运动使同一性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面貌。毛泽东对此讲得更为透彻：“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化。”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第一，我们不但应当而且事实上完全有可能努力去吸收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中的优秀的、进步的、合理的成分。
第二，我们要注意区分社会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前者是社会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文化。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并不纯粹是社会主义的，它还包含着一些非社会主义的成分，它们与社会主义文化既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面，又有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一面。如果不注意对这些文化成分的引导与控制，那么，它们有可能恶性膨胀起来，冲击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流地位，甚至有可能在局部环境里取而代之。如前一段时期个别地区黑帮文化泛滥成灾，以至于老百姓对谁在掌握政权都产生了怀疑。
两种民族文化的思想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提供了观察研究文化问题的阶级视角（既不能否认文化的阶级性，也不要片面夸大文化的阶级性），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与把握文化发展中的整一和杂多对立统一、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互换互进等规律，极富理论指导意义。
四、关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批判地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一条重要理论原则。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恩格斯也指出：“因为问题决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些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他具体分析了黑格尔的成就，认为：“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具有充分的价值。”他还明确要求：“设法在工人中广泛传播上一世纪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这些文献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内容来说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这些论述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始终是历史的、科学的，“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思想理论才能够成为超越他们那个时代，至今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真理。
列宁在与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进行斗争时，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原则。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所以，“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在这里所说的“合乎规律的发展”，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它是在“了解”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的结果。没有“了解”，谈不上“改造”；而“改造”只有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有效进行。这样，列宁就辩证地解决了文化的继承、批判与发展问题。鲁迅先生后来非常形象地将其表述成为“他占有，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孱头”式的逃避主义，“昏蛋”式的虚无主义，以及“废物”式的全盘接受，都是错误的。
列宁的批判继承原则的直接理论前提，就是前面谈到过的两种民族文化说。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对两种民族文化的划分不能作简单、机械的理解。事实上，不管对文化广义的理解还是所谓狭义的理解，在以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中，都有进步的、合理的成分，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劳动群众的文化，未必都是健康的、积极的。所以，在理论上了解两种民族文化说，以及掌握批判继承的原则，是一回事；在实践中实现这些理论与原则，是另外一回事。列宁一再告诫我们：“这种事情用一般的公式和抽象的对比来谈是很容易的”，但在实际中，“这却是一个最吃力的任务”。任何简单的、贴标签式的做法，都会造成对理论的歪曲和对实践的误导。这里需要的是坚持一定标准的、长期的、大量的、深入的、细致的分析与研究，而不是任何形式的急功近利的行为。
马克思主义以其严谨性、科学性，早已赢得了世界性的意义。虽然它早在19世纪就已形成，但在21世纪到来时，世界范围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依然十分活跃。值得警惕的，倒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公开宣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有些人的头脑中，马克思主义反而变得越来越陌生。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检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不仅给我们观察分析文化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而且，对于“重新找回马克思”，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有着实际的意义。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还是远未被充分发掘和阐释的巨大宝藏”，但是，“它的理想在召唤和鼓舞我们，它的观点帮助我们在这个日见喧嚣混乱的世界上辨明自己的方向和位置，它的术完成部分则期待着我们的创造，这也是一切有志于继承和发扬这笔遗产的人们的共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