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侧重主观表现的作品，如浪漫主义作品，象征主义作品，神话和寓言故事，尽管不是按照生活原貌摹写生活，但就其内容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看，仍然是人生的反映。浪漫主义作品，有的是将现实人生中的矛盾高度集中，用超现实的手法反映现实人生。有的是憎恶现实人生，从否定现实人生的角度描绘理想人生。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运用对照原则，围绕吉卜赛女子艾斯美拉达爱的追求，着力刻画了副主教佛罗洛在道貌岸然的外衣掩盖下的罪恶情欲，撞钟人加西莫多外貌丑陋，内心却善良忠诚，对爱全心全意。作品用高于现实的艺术手法反映了现实的人生。法国的浪漫主义者戈底叶，曾标榜文学与社会生活无关，沉醉于“艺术之宫”，但戈底叶等人“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是他们与周围的资产阶级社会环境不协调的情况下产生的。正如普列汉诺夫指出的，他们高唱“艺术至上”，憎恨资产者的腐化、无聊和庸俗的生活，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否定的理想化”，它仍然是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矛盾的反映。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所描写的生活似乎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无关，但它却是作者在厌恶和否定当时黑暗、污浊的官场生活的基础上构想出的社会乌托邦，表现了不满现实生活的人对新的美好生活的追求。象征主义或者用象征手法创作的作品多是托物言事，借物写人。如戴望舒的《雨巷》，借雨巷中丁香般的姑娘“走来又远去”表达旧中国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的心境；鲁迅的《秋夜》借奇怪而高的夜空表现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借直刺夜空的枣树表现革命志士与反动派的斗争，这些作品反映的并不是自然景观，而是现实人生。神话、寓言、童话则是用曲笔或虚构反映人生，表面上看是写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神、鬼、有情感的动植物或其他事物，但实质上仍是写人生，或写现实人生，或写理想人生。《女娲补天》等神话故事反映了人类处在童年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幻想征服自然力的人生追求；《农夫和蛇》、《狐狸和乌鸦》等寓言故事借蛇、狐狸、乌鸦等动物写人的同情心、怜悯心、虚荣心、占有心以及人与人的关系；《镜花缘》中的直肠园、长寿园、劳民园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其喻示的人剥削人、人奴役人、人面兽心的社会现象，却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生现象。
各类咏史诗是写人生的，各类咏物诗也是写人生。尽管咏物诗要运用类似联想，借景抒情，写景寓情，但对同一景物，不同的作家可以抒发不同的情感。同是咏梅，毛泽东抒发的与陆游抒发的情感截然不同；同是咏秋，刘禹锡有“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的诗句。这绝不像不少美学家所说的那样，同一景物会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美感，而是不同人的人生感受和人生追求不同，因而借物所抒的情感不同。换言之，咏物诗所抒的情感实质上并非作者对物的感受，而是作者对人生的感受。
所以，从文学意识反映的对象看，文学是人学。
当然，各门社会科学和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如哲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等，都是以人的生活和人与人关系为反映对象的，因而都是人学。但是，各种人学反映人生的侧重点不同，反映的方式不同。与其他人学相比较，文学反映人生的方式和特点，一是它的综合性。其他人学是把人的生活和人与人关系形而上地割裂开来，截取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和反映。如经济学反映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生产、分工、交换等经济关系，法学反映人们的法治生活和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伦理学反映人们的道德生活和人与人的伦理关系。文学则把人们的社会生活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反映，把人生作为经济、政治、伦理等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来反映。不仅反映人们的现实生活和斗争，而且反映人们的，愿望、要求及对理想的追求；不仅反映人的外貌、行为、爱好、习惯，而且反映人的内心世界；不仅反映人与人关系的某一方面，而且反映各种关系交织起来的复杂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二是它的形象性即图画性。哲学社会科学是以分析、概括、判断、推理的形式反映人生，它直接揭示人生各方面的规律，通过诉诸人的理智，引导人们应该怎样做或不应该怎样做，不需要描绘形象或意象。文学则诉诸人的感情，它必须通过形象或意象的描绘，展示具体的生活图景，再现或表现人生，通过与读者的心境共鸣，发挥移情作用来感染读者。其对人生的理性认识，只能通过形象或意象的描绘流露出来，不能直说出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鲁迅的《祝福》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旧中国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对妇女的残酷压迫和禁锢，但前者是用直接说理的形式，后者则以活生生的生活图景再现。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等理论著作与茅盾的《子夜》等小说，都是对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社会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的反映，但前者用理论概括的方法，后者用生活图景描绘的方法。所以，许多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都认为：“艺术（包括文学），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的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这就是艺术的最主要的特点。”“文学中之诗歌一门，尤其与哲学有同一之性质，其所欲解释者，皆宇宙人生上根本之问题，不过其解释的方法，一直观的，一思考的；一顿悟的，一合理的耳。”“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说话，诗人则用形象、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政治经济学家被统计材料武装着，诉诸读者或听众的理智……诗人被生动而鲜明的现实描绘武装着，诉诸读者的想像……一个是证明，另一个是显示，可是他们都是说服。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逻辑结论，另一个用图画而已。”
所以，从文学反映的对象和反映的方式看，文学是以具体的、生动的生活图景反映人生，是人生的画卷。
三
文学是对人生形象的，综合的反映，但是，这种反映绝不是机械的照相式的反映。著名的“镜鉴”说，把文学比做人生的镜子，但这面镜子既不是映照式的水银镜，也不是歪曲反映的哈哈镜。文学作品是作家对生活原型和生活素材进行加工的产物。现实人生是客观的，不带任何思想感情的，也是非常博大深邃的，但作家反映人生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带上自己的思想感情对生活进行主观评价，在具体的创作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思想情趣和美学追求，对生活素材进行一定的取舍裁剪，提炼加工。因而，任何文学作品总是具体和概括的统一，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作品中的形象，既具有独特的个性特点，又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作品表达的思想感情，既是现实人生在作家头脑中被动、的不自觉的意识，又是作家对现实人生主动的、自觉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作家总是按照自己的艺术追求，各有侧重地反映现实人生。有的侧重于客观再现，有的侧重于主观表现；有的侧重描绘现实人生，有的侧重描绘理想人生；有的表现作家浓烈的思想感情，有的却表现下意识。总之，作家无论采用怎样的表现手法，其作品反映的人生都不是现实人生的重复再现或照搬，而是对人生的创造性再现或表现，是观念形态的人生。即使如自然主义作品，无目的、无意义的写实主义作品，强调对人生进行纯客观的描述，反对主观评价，但作品仍然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现实人生的主观评价。因为，其所以在无限博大而深邃的现实人生中选取某一个片断或方面来描述，这本身就是对现实人生的主观评价。
所以，任何文学作品反映的生活真实都不是绝对的真实，而是蕴含作家主观评价的艺术真实。不同作品的差别只在于艺术真实的程度不同而已。文学作品正是通过形象或意象的创造，通过艺术真实的反映，表达作者对人生的主观评价。这一主观评价实质上是作家对人生的自觉不自觉的认识或下意识，是作家对人生底蕴的自觉或不自觉的理解。所以，文学作品又可以说是用人生画卷展示人生底蕴，不同作品的差别只在于对人生底蕴理解的自觉程度不同，所理解的人生底蕴的深度不同，所理解的具体的人生底蕴不同。因而，作品中描绘出来的生活是各式各样、千差万别的，呈现着丰富性和多样性。
从认识发展的角度看，用人生画卷展示人生底蕴，是文学这一社会意识形式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必然。一般的社会意识，一方面是社会存在在人的头脑中的被动的、不自觉的反映，另一方面是人的头脑对社会存在主动的、自觉的认识。起初是社会存在通过人的感官被动地、不自觉地反映到人的头脑，引起人脑的注意，进而主体通过大脑和感官主动地自觉地认识社会存在。二者的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促使人脑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不断由被动的、不自觉的下意识转变到主动的、自觉的认识，由感觉、知觉、表象等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对社会存在外在的表面性认识深入到内在的底蕴性认识，从而推动认识的发展。文学作为形象地、综合地反映人生的社会意识，其发展符合一般社会意识发展的规律。它是不断由现实人生被动地、不自觉地反映到作家头脑，发展到作家主动地、自觉地认识现实人生；由直观地认识和反映人生的表象，发展到理性地认识和反映人生的底蕴。文学创作中典型化方法的提出和典型形象的创造，正是对文学这一社会意识发展趋势的顺应。典型化方法的主旨，正在于通过作家对生活素材的剪裁、提炼、加工、改造，通过典型形象或意象的创造，展示人生的底蕴。
从创作实践看，用人生画卷展示人生底蕴，是文学创作实践发展的基本走向。在外国文学中，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要给时代照一面镜子，打一个印记，侧重于对人生画卷的描绘，侧重于客观再现。其后，启蒙时期的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直到20世纪苏联文学，以人生画卷展示人生底蕴的创作空气愈来愈浓；在客观再现中溶进主观表现的色彩愈来愈浓。较之文艺复兴文学，启蒙时期的文学侧重于对人生的思想启蒙，如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侧重于揭示生活的辩证法，这无疑是深入到人生的底蕴；之后的浪漫主义文学，通过对主观表现的倚重，在人生画卷的描绘中深深地溶进了作家对人生的主观评价，深深地溶进了作家对人生底蕴的理解。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尽管继承的是文艺复兴以来各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深度大大超越了以往几个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它已由对人生表象描塑的侧重深入到对人生底蕴展示的倚重。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描述已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人性扭曲，人与人关系的冷漠，以及人们心灵上的厌恶感，不幸感。读了《人间喜剧》，使我们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人与人关系的叙述。之后，俄国的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等作家则比巴尔扎克更深入一层，如《死魂灵》通过泼留希金形象的创造，展示了地主阶级人性的贪婪、吝啬，展示了由此产生的社会财富个人积聚与社会财富极大浪费的反差，展示了专制农奴制的腐朽没落；《复活》通过聂赫留朵夫形象的创造，展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人生底蕴：社会上层人士道德的异化和灵魂的毁灭是社会一切污浊现象的总根源，要扫除社会污垢，首先应通过“灵魂的大扫荡”，扫除上层人士灵魂深处的污垢，实现道德的复归和灵魂的“复活”。这一人生底蕴在当今社会仍具有普遍意义。20世纪的苏联文学进一步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发扬光大。如肖洛霍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战争题材的作品，但它不像一般战争题材作品那样，侧重写“运筹帷幄”和“决胜千里”等社会表层现象，而是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深处，突现战争给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展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人生底蕴。
我国的文学发展，无论诗歌、小说或其他文学创作，也同样表现出由侧重描绘人生画卷到倚重展示人生底蕴的走向。诗歌在秦汉时期，《诗经》、《汉乐府》等现实主义作品，注重形象描绘和客观再现，主观评价的色彩并不浓；《离骚》、《九歌》等浪漫主义作品，注重抒发对理想人生的追求，评价现实人生的色彩并不浓。到了唐代，直观描绘形象的笔墨有所淡薄，展示人生底蕴的色彩有所加重。如王维的山水诗，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注重意境创造，在形象描绘中掺进作家的感情色彩；杜甫的讽喻诗，则由表及里，在客观再现阶级对立的现实中深刻揭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人生底蕴。到了宋代，直观描绘形象的笔墨更为淡薄，展示人生底蕴的色彩更为浓厚。苏轼“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诗句，则将人生哲理直接入诗。在现代，诗人们大都倚重于主观表现，把自己理解的人生底蕴外化成意象，以意象创造展示对人生的主观评价。如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既不客观地描绘形象，也不直接抒发情感，而是创造意象，借意象抒情，展示祖国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小说在明末清初，如《三国演义》、《水浒》等文学名著，尽管描绘了极为广阔的人生画卷，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人生底蕴，但其展示的人生底蕴还是浅层次的。其后的《红楼梦》则深入一层，不仅展示了广阔的人生画卷，而且展示了极为深刻的人生底蕴。如“好了歌”和“好了歌解”等点睛之笔，着实令人寻味。在现代，鲁迅、茅盾等著名作家，则使小说创作以人生画卷展示人生底蕴达到了极致。正如程金城所说，鲁迅的小说，表面看来与一般写实主义的主张颇相一致，“但实际上，鲁迅的笔锋已经透过了社会现象的表层，深入社会历史深处和生活底蕴，大大超越了一般表面描绘的水平。”“在鲁迅的写实中，蕴含着传统文学所欠缺的深沉的思想批判力量，丰富的历史含义和巨大的理性认识价值，以及不露痕迹地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当然，文学发展的道路不是笔直的，发展的线索不是单一的。在创作实践中，有相当一批作家的作品缺乏应有的揭示生活底蕴的深度和力度，缺乏那种应该深深溶进客观描绘之中的作家的主观见解、独特发现和情感力量，但这正是他们未能成为名家名作的原因之一。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