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要是为名利的恶魔所诱惑，他就不能保持理智，就会依照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指引给他的方向扑去。
——马克思
（一）
晚年时期的马克思，基本都是每天早晨八九点钟起床，洗漱之后，喝过清咖啡、吃早点，然后便开始阅读报刊，开始一天繁忙的工作。除了在吃饭时中断一下外，一直要工作到深夜。
在白天工作疲劳的时候，马克思就在书房的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可以说，马克思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来工作了。他认为，人活着就是为了工作，丧失了工作能力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事实上都等于是宣判了死刑。
为了让大脑能够保持充分的活力，马克思大量地抽烟。在生活贫困时，他不得不抽很多劣质的雪茄烟，这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以至于医生不止一次地要求他戒烟。但是，要马克思戒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烟瘾太大了。没有其他的方法，医生只要建议他使用烟嘴，以减少吸烟地健康的损害。
由于工作负担过重，身体处于疲劳状态，马克思的胃口常常感到不佳。为了增进食欲，他经常吃一些味道过重的菜，如熏鱼、火腿、鱼子酱等。这些东西吃得太多，对身体健康也没有好处。因此，他时常患病。
在1873年的时候，马克思就曾患上过一次严重的失眠，甚至出现了中风的危险。恩格斯的朋友、医生贡佩尔特给他治疗了好几个月，才让他逐渐恢复健康。
马克思还出国到卡尔斯巴德疗养过两次，健康逐渐恢复。但到了1878年后，德国实行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后，马克思就不能再去疗养了，因为去那里就必须要经过德国，而当时德国是根本不可能放马克思通行的。
马克思在晚年到外地疗养时，都是由夫人燕妮或者女儿陪伴，因为他在疗养的同时还要进行很多研究工作。马克思让小女儿艾琳娜参加了政治活动，培养她成为一个在自己的科学研究和政治写作过程中越来越能干的助手。后来，在马克思去世几年之后，艾琳娜便成为一名出色的女作家和政论家。
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不论在外表还是在心理方面，都与父亲很像。她非常热爱科学，还研究过达尔文的学说，对历史也很感兴趣，也十分关心爱尔兰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
1870年，燕妮开始写作，并为巴黎出版的《马赛曲报》写了近10篇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她的文章文笔精彩，文学典故丰富，揭露的事实也都骇人听闻，因此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对于燕妮的文章，马克思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鼓励。为此，燕妮还曾协助父亲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工作。尤其是巴黎公社失败后，她曾帮助父亲为流亡到伦敦的巴黎公社战士们积极募捐。
1872年10月，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法国新闻记者沙尔·龙格结婚。龙格有着丰富的革命经验，曾担任比利时通讯书记，参加过几次第一国家的代表大会，后来成为马克思的学生。结婚后，龙格与燕妮迁居到伦敦居住。
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多才多艺，经常协助父亲抄写东西，或者帮助父亲摘录材料，并加以整理。1868年4月2日，劳拉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西班牙通讯书记、法国人拉法格举行了婚礼。
婚后，拉法格与劳拉一起到法国巴黎生活。后来，他们在巴黎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沙尔·龙格等人来往密切。巴黎公社成立前，拉法格与劳拉迁到波尔多居住。在那里，他们积极从事马克思学说和第一国际的宣传、组织领导工作。
巴黎公社成立后，拉法格来到巴黎，并接受委派到波尔多发动革命起义。再次回到波尔多后，拉法格立即在他创办的《国防报》上发表了马克思所写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并在报纸上发表了揭发“国防政府”的卖国行为和主张为革命进行战斗的文章。
巴黎公社失败后，拉法格和劳拉被当局追捕，因此逃亡到比利时，此后又到了西班牙。在那里，拉法格与劳拉同巴枯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夫妻俩还一起参加了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大会结束后，他们到了伦敦，在那里居住了8年。
（二）
19世纪80年代初，法国政府宣布特赦，流亡在国外的巴黎公社社员都先后回到祖国。龙格和燕妮也到了法国，在巴黎附近的一个小镇租下一套房子。在那里，龙格担任《正义报》的编辑。
1880年时，拉法格也回到法国。回国后，拉法格与盖得一起领导工人党，并经常在《平等报》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劳拉没有与拉法格一起回到法国，因为此时她的母亲燕妮已经病得很重了，她需要留在伦敦照顾母亲。
马克思与燕妮夫妇携手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人生，历尽苦难而感情深厚。燕妮这位伟大的女性，在19世纪50-60年代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曾对自己一家的悲惨境遇向命运发出“天问”一般的呼喊和抱怨，尤其是对于几次经历的丧子之痛，更令她久久不能忘怀。
然而，在老年人的智慧降临之后，燕妮又能平静地对待生活中那些不可避免的磨难，准备以平静的心情告别这个世界，用以安慰正在遭受命运同样打击的朋友佐尔格：
我非常清楚，在遭到这样的损失之后，要恢复心灵的平静是多么困难，需要多么长的时间。但是，生活却立即用它那微小的欢乐和重大的忧虑、种种日常的操劳和细小的烦恼来帮助我们。短暂的忧虑压倒了巨大的悲痛，于是，极度的悲痛就在不知不觉中缓和下去；当然，这并不能使创伤，特别是母亲心灵上的创伤彻底愈合，但在心灵中，对新的痛苦和新的欢乐的新的感受性，甚至新的敏感性却逐渐苏醒过来。于是，就怀着一颗饱受创伤但总还有希望的心继续生活下去，直到这颗心最后完全停止跳动，永远安息。
其实燕妮在1878年时就患病了，但一直未能查到病根，马克思与她一起到过许多地方疗养，都不见成效。后来经过诊断，才知道燕妮是患了癌症。马克思和女儿们知道后，都非常悲痛。为了使燕妮在最后的岁月中不至于过分悲伤，马克思和小女儿艾琳娜陪着她到法国的阿尔让台去看望了大女儿和外孙们。
燕妮虽然身体虚弱，但为了不让马克思担心，她竭力表现得像往常一样充满生气。她还给外孙们准备了很多礼物，并在阿尔让台住了20多天。回到伦敦后，燕妮的身体衰弱极了。马克思日夜守在燕妮的床榻边，尽心尽力地服侍她。
自从知道燕妮患了癌症，马克思的心灵也失去了平衡，再加上劳累，他的肝病再次复发，同时还患上了喉病、头痛、支气管炎和胸膜炎，结果也是一病不起。
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的这位终生伴侣在经受了病痛的长期折磨之后，平静地告别了她亲爱的丈夫和孩子们。马克思守在爱侣的床前，经历了这个日落的时刻。后来，他写信给大女儿说：
她及时咽气，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安慰，……病势带有逐渐衰亡的性质，同年老衰竭一样。甚至在最后的几个小时，也不用同死亡进行任何斗争，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平时更加富于表情，更加美丽，更加明亮！
燕妮去世后，医生不允许马克思送亡人去墓地，担心他发病，只允许几个最亲近的人为她送殡。
恩格斯负责料理燕妮的丧事。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写了讣告，讣告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死神又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老战士队伍中夺去了一个生命。
接着，恩格斯又评论了马克思夫人为无产阶级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写道：
这位具有极其敏锐的批判智能、巨大的政治上的机警、充沛的精力和热烈的性格，忠于自己的战友的女性，在差不多40年中，为运动所做的事情是社会公众所看不到的，现代报刊的年鉴也没有记录下来。这一切，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感受得到。
但是，我深信：那些巴黎公社流亡者的妻子们都会时常回忆起她，而我们也将时常为再也听不到她那大胆而合理的意见感到若有所失。
根据燕妮的遗嘱，马克思的家人没有通知任何朋友和亲戚来参加葬礼，只有忠实的朋友、自然科学家肖莱马从曼彻斯特赶来参加燕妮的送殡仪式。
燕妮的墓安放在海格特公墓地里。在燕妮的墓前，恩格斯发表了悼言，再一次高度地赞扬了燕妮的品德和才智。
燕妮的讣告发表之后，世界各地、各民族、各种职业的人从各地寄来了吊唁信，心中都充满了深切的慰问之情，这给失去爱妻的马克思以极大的安慰。他对自己的俄国朋友丹尼尔逊说：
“我所收到的从各地寄来的吊唁信，对我是个取得安慰的丰富源泉，因为所有这些信件……都表示了真挚的同情，以及对我亲爱的妻子的出色品质的真正了解和赞扬。……我想尽快地能完成第二卷（《资本论》）……我现在特别想完成它，以献给我的妻子。”
燕妮去世后，马克思十分怀念她。他对自己的好友恩格斯倾吐了自己的心声：
“你知道，没有人比我更讨厌随便动感情的了；但如果不承认我的思想大部分沉浸在对我的妻子——她同我的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的怀念之中，那是骗人的……”
（三）
燕妮去世之后，马克思的女儿们，尤其是大女儿燕妮和她的几个孩子，给了晚年马克思很大的温暖。大女儿燕妮共生了4个男孩，这让家庭中只有女儿的马克思深感欣慰。马克思曾在女儿刚刚分娩后写信给她说：
亲爱的燕妮：
我祝贺你顺利分娩；……我们家的“女性那一半”都希望“新来的人”增加人类“最美好的一半”；而我宁愿在历史的这一转折关头出生的孩子们是“男性”，因为他们面临着人类未曾经历过的最革命的时期。
马克思很喜欢外孙们，也在信中多次表达了对外孙们的想念：
你们走后，这里变得很寂寞……当我听到与我们的孩子们相似的声音时，我就跑到窗子跟前去，刹那间忘记了孩子们已经在海峡的彼岸。
后来，马克思还写信给女儿说：
我希望到梯也尔林荫路11号你的家里得到充分的安静。……所谓“安静”，我是指“家庭生活”，“孩子们的喧闹”，整个这一“小小的微观世界”要比“宏观世界”有意思得多。
夫人去世后，马克思打算将自己的病尽快治好，以便能够完成他的《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他计划将《资本论》的第二卷献给他忠实的生活伴侣和在斗争中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友燕妮。
此时，马克思的病的确也在好转，1881年的12月底，马克思在小女儿艾琳娜的护理下，在美国的南部海岸进行疗养。20多天后，他们返回伦敦，与恩格斯一起商量马克思的下一步疗养计划。医生建议马克思到非洲天气比较暖和的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去疗养。
1882年2月，马克思在医生的催促下，又踏上了前往南方的疗养之路。他先去了法国，在大女儿燕妮家中住了一个星期，与外孙们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然后又去马赛，最后才到达阿尔及尔。
这一次疗养，马克思没有让小女儿艾琳娜陪同，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可以单独行动。可是当他到阿尔及尔时，却遇到了极坏的天气，狂风暴雨常常袭击这个城市，气温的剧烈变化令马克思的支气管炎病比以前更加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只得建议马克思离开阿尔及尔。
于是，在炎热的夏天来临之际，马克思又遵照医嘱离开阿尔及尔，乘船渡过地中海，经法国南部海岸的马赛、尼斯到摩纳哥疗养了一个多月，并于6月初又回到巴黎附近阿尔让台的大女儿燕妮家中，然后在燕妮家附近的恩吉安进行硫矿泉水和吸入疗法进行治疗。
在这期间，马克思很惦念恩格斯，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
我希望你无论如何要来这里住几天，这不仅是为了我可以与你讨论今后怎么办，特别是想让你知道，在用过所有那些可恶的斑蝥膏后，我是多么渴望再见到你！何况是在我几次濒于死亡之后。
马克思的这封信发出后，医生建议到他瑞士去疗养。于是，马克思又在二女儿劳拉的陪同下，准备前往瑞士的日内瓦湖进行疗养。
但就在马克思和劳拉准备启程时，龙格受《资本论》译者的委托，带他来拜访马克思，马克思在花园中接待了来访者。
这天天气刮起了东北风，有点凉，结果马克思又患上了感冒。随后，马克思和劳拉启程前往瑞士，在瑞士的洛桑、斐维等地疗养了一个多月后，然后又回到阿尔让台，与女儿和外孙们一起生活了几天之后，马克思动身返回伦敦。
这时已经是10月底了，冬天马上就来了，医生建议马克思不要在伦敦过冬，马克思只好又到伦敦的南部海岸去疗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