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由于党纲内写入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观点，令各种机会主义在党内的活动合法化，尤其是杜林和“三人团”的猖狂活动，也给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面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严重危害，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积极的帮助态度，通过私人通信批判了纲领中的错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帮助之下，李卜克内西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当杜林在党内有了很大影响，并开始攻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李卜克内西多次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批判杜林的文章。
杜林从1863年起便任德国柏林大学的讲师。他表面宣称自己赞成共产主义，同情巴黎公社，但事实上却热衷于为反动政府效劳。
1865年秋，俾斯麦指派他的亲信布赫尔和政府枢密顾问、政府的喉舌《普鲁士国家通报》监护人奇特尔曼亲自登门拜访杜林，邀请他为《普鲁士国通报》撰稿。这一“殊荣”让杜林受宠若惊，他马上满口答应，并很快为其撰稿。
1866年4月，俾斯麦又派亲信、“社会问题”顾问瓦盖纳找到杜林，希望他就“在什么条件下可以由国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用国家资金为工人谋利益的问题”，起草一份“条陈”，以备“内阁内部使用”。杜林立即又满口答应，并在两个月内就写出了第一个“条陈”交给俾斯麦政府。
杜林这样讨好俾斯麦政府，自然是希望能得到好处的。但是，当他向政府提出申请教授头衔时，却遭到了俾斯麦政府的拒绝。
当然，党内也有不少人认为杜林的观点是应该被批判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及时对杜林的“理论”进行批判，刚刚统一起来的党就会因杜林问题而造成新的分裂，并可能形成拥护杜林和反对杜林的两个对立派别。
于是，马克思在李卜克内西的请求之下，为了德国当的利益，决定对杜林进行回击。他告诉恩格斯说：
“多年来，我们都把这些看做是次要的工作，没有接受下来。……当我们注意到那些平庸思想在党内传播的危险性时，我们才发现这件事的重要性。”
当时马克思由于忙于写《资本论》，便委托恩格斯撰写批判杜林的文章。恩格斯接受了这一任务，并先后用两年的时间写成了《反杜林论》，将杜林的反动思想批判得体无完肤。
虽然《反杜林论》是由恩格斯写就的，但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在写作过程中，恩格斯多次与马克思进行讨论，马克思也为之提供了许多资料和意见，因此恩格斯说：
“……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由马克思所确立和阐发的，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如果没有马克思的同意就不能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都是不言而喻的。”
《反杜林论》出版后，给杜林以沉重的打击，加之当时他正与柏林大学瓦盖尔产生了一场笔墨官司。在瓦盖尔的坚持下，柏林大学剥夺了杜林在大学讲课的权利。从此，这个狂妄之徒就再也没有机会为所欲为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清除杜林思想的工作还未结束，在德国就发生两起谋刺皇帝的事件。于是，俾斯麦就将这两件事嫁祸给社会民主党，并发布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又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该法令规定：社会民主党的一切组织、报刊、集会等一律禁止，支持社会民主党的任何组织都将受到严厉的制裁，政府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逮捕和放逐社会民主党党员。
在“非常法”实行期间，党组织遭到解散，党的出版物被禁止，大批的社会民主党人被刑拘、放逐。在这种突如其来的袭击下，党的领袖们茫然失措，而混入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马上纠合在一起，高唱投降主义论调，乞求统治阶级的饶恕，并胁迫党的领导者自动解散党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也有些动摇了。
（四）
在德国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放弃斗争的行为。首先，他们耐心地帮助李卜克内西等人克服动摇情绪，让他们明白：重视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更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李卜克内西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又帮助他们制定了党在“非常法”情况下的斗争策略，即采取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将党组织转为秘密的地下组织，开始进行广泛的地下斗争。同时，再利用各种公开的组织形式进行地下活动；并通过地下邮政组织将传单和党报传递到民众中间；还利用罢工、游行等进行公开的群众斗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热情指导之下，德国党的组织巧妙地将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将议会斗争和议会之外的斗争结合起来。经过12年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将俾斯麦政府赶下了台，“非常法”也被废除了，党取得了工人群众的拥护。
在关注德国党组织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法国的工人运动也一直很关心。自从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的工人运动便沉寂了一个时期。1876年后，流亡国外的一些工人运动活动家秘密回到巴黎，工人运动再次开始活动起来。
1876年和1878年初，法国工人在巴黎和里昂分别召开了两次全国性工人代表大会，社会主义者茹尔·盖得深得工人群众的信任。他此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受革命民主主义的影响，在友人希尔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逐渐接触到马克思的理论，并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
1878年，马克思与盖得取得了联系，并直接对盖得产生了政治思想影响。同时，马克思对盖得与龙格在激进派报纸《法国革命报》上的论战，表示赞同盖得的观点，因为龙格还未完全消除普鲁东主义的影响。
1879年10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指导下，法国工人党成立，代表大会委托盖得制定党的纲领，盖得遂写信向马克思请教。
1880年5月初，盖得来到伦敦，见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在恩格斯家中举行会议，讨论和拟定了法国工人党纲领草案。马克思当场向盖得口授了纲领的理论性导言部分，以非常简练、通俗的语言形式阐述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共产主义目的，阐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革命斗争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决定手段，阐述了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原理。
纲领的其余部分是由盖得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拟定的。1880年10月，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为法国工人党创办的《平等报》、《社会主义评论》等报纸撰稿。其中，马克思写了《关于<哲学的贫困>》和《工人调查表》。后来，《工人调查表》还被印成单行本出版，一次就发行了2.5万册，在法国广泛传播。
《工人调查表》共分4个部分，大约有100多个问题，是对工人阶级状况进行社会调查的一个周密提纲。通过调查表的方式，马克思阐述了工人阶级的要求，如限制工作日、增加工资、实行工人监督下的有效保险、男女同工同酬、禁止使用童工和缩短少年工人的工作日、工会组织合理化等等。
1880年秋，盖得回到法国领导法国工人党，此后，法国工人党更加自觉地置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之下。马克思还两次到过巴黎，专门与盖得等人讨论了法国工人党的问题，指导他们正确开展党的工作和活动。在马克思的指导之下，法国工人党逐渐发展成为欧洲强大的政党之一。
除了德国和法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之外，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荷兰、丹麦、美国、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家都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的领袖多是以前第一国际协会的会员，有些还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朋友和学生。在他们的宣传下，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欧美各国广泛流传，尤其是《资本论》，在许多国家都有一批热心的读者，这给各国建立社会主义政党打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不论是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政党的国家，还是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政党的俄国和英国，都有马克思恩格斯的朋友及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