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马克思
（一）
巴黎公社失败后，大批的公社战士和无辜的群众遭到了凡尔赛反动政府的迫害和杀戮，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逃亡到国外。
按照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的规定，政治流亡者有政治避难权的，不受本国政府的追究，但凡尔赛反动政府却将这些流亡者说成是刑事犯，并要求各国政府将他们引渡回国。
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处境也很不乐观。《法兰西内战》发表后，各国反动势力对马克思充满仇视。资产阶级反动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对马克思进行攻击和诽谤。德国政府甚至发出了通缉令，声称只要马克思回国，就立即逮捕他。同时，马克思的家人也受到了密探的监视。
但是，马克思完全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当巴黎公社的流亡者潮水一般地涌入伦敦时，马克思立即加入到救助流亡者的活动之中。
马克思与第一国际首先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反对法国凡尔赛反动政府的引渡要求，维护流亡者的合法避难权。他们组织英国工人阶级和进步人士开展斗争，并在报界大造舆论，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顾及国内的民主传统与工人的情绪。他们在答复法国政府提出的引渡要求时说，法庭将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作出裁决。这无疑为流亡者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工人协会各地方组织的积极斗争，瑞士、比利时等国也坚决反对法国政府对流亡者的引渡要求。巴黎公社的流亡者总算找到了栖身之所。
其次，马克思还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安排来到伦敦的公社流亡者。尽管当时他正忙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出版工作，但仍积极为他们寻找住宿，安排生活，提供生活必需品等。
为了帮助流亡者摆脱生活困难，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发动了募捐活动，积极为公社流亡者募集资金。当时，马克思家中的生活也十分拮据，但他仍慷慨解囊，尽其所有地带头捐款。
对于那些想在伦敦找到工作的流亡者，马克思还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和工作特长，然后多方联系。一旦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又马上与恩格斯一起为这些流亡者代付经办人佣金，为他们提供路费等，安排他们尽快投入到工作当中。
此时，马克思已经50多岁了，而且身患多种疾病。但为了公社未竟的事业，为了那些流亡在异乡、曾为公社事业英勇奋斗的公社社员能够得到精神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帮助，马克思忘我地忙碌着。
由于忙于救助流亡者，马克思没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他热爱的理论研究工作。对此，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曾生动地描述道：
“他不仅要与各国统治积极的政府作斗争，还要与‘身体肥胖、和蔼可亲和年纪四十的’房东太太作短兵相接的搏斗，因为这些房东太太由于某个公社社员没有付房租就对摩尔发起攻击。他往往刚要专心地进行抽象思考，史密斯太太或者布朗太太就会闯进来。”
马克思的热心帮助和无私关怀令这些流亡者深受感动。波兰革命家、曾经巴黎公社的英雄瓦弗卢勃列夫斯基后来回忆他在伦敦的这段艰难的日子时，曾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
“在我流亡伦敦期间，您的家和马克思的家成为我唯一的、真正充满友谊的避难所。在这里，你们对我是多么的友爱和仁慈……”
的确，在那段时间里，马克思的梅特兰公园路的寓所成为流亡者的避难所。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和孩子们都积极参加到救助公社流亡者的活动中。那些衣衫褴褛、疲倦不堪的流亡者在马克思家中，在他们的餐桌上，都受到了他们一家人热情而殷勤的款待。
（二）
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第一国际受到了各国政府和反动势力的迫害。而在第一国际的内部，以巴枯宁分子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势力也日渐扩大。他们乘机篡夺革命领导权，发起了对以马克思为首的国际总委员会的攻击。
巴枯宁是俄国的革命者，曾在欧洲许多国家进行鼓动，并于1868年建立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他也曾受到马克思理论的影响，但后来却逐渐形成了一套无政府主义学说，开始疯狂反对马克思的理论和马克思对国际的领导。
当看到第一国际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巴枯宁便千方百计进入第一国际。在通过欺诈手段进入第一国家后，他便开始宣扬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主张通过密谋暴动发动革命，并立即取消国家，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而且利用反对一切权威的宣传来向马克思的领导地位发起挑战，企图控制第一国际的领导权。
在巴黎公社时期，巴枯宁就极力反对第一国际对巴黎公社的正确主张。在1871年8月召开的伦敦代表会议上，他还反对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遭到失败后，巴枯宁仍不甘心，于11月在瑞士召开了自己的所谓代表大会，通过《告国际工人协会各联合会书》，公开反对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发对总委员会的领导，污蔑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独裁者”，鼓吹所谓的“支部自由”和“自由联合”。
为了反击巴枯宁的荒谬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国际工人协会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来揭露巴枯宁一派的阴谋分裂活动，重申了协会的原则和政策。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地方支部也纷纷表示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展开了与巴枯宁分子的斗争。
1872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马克思深知此次大会的重要性，因此不仅在会前作了充分的准备，还亲自带病出席了大会。
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参加第一国际的代表大会，引起了与会者的瞩目。在会议上，巴枯宁分子妄图削弱总委员会的权利，使之成为某种“信箱”或“通讯统计局”。但是，这种事实上属于“把有战斗力的国际变成穿长衫和穿拖鞋的市侩党”的企图遭到了大部与会代表的反对，大会也彻底粉碎了巴枯宁分子的阴谋活动，将巴枯宁和他的信徒开除出第一国际。
海牙代表大会结束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写了一系列批判巴枯宁主义的文章。1872年底，恩格斯应意大利《人民报》编辑比尼亚米的请求，为《1873年共和国年鉴》写了著名的《论权威》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从当时社会的经济条件出发，利用工业生产和航海等方面的实例，雄辩地证明了权威的必要性。恩格斯认为，将权威和自治对立起来，把权威说成是绝对坏的，把自治说成是绝对好的，都是荒谬的。
恩格斯在文章中反问道：
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结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如果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反之，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
为批驳巴枯宁主义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谬论，马克思也于1873年12月在《1874年共和国年鉴》上发表了《论政治冷淡主义》一文。
在该文中，马克思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论战方式，即将巴枯宁主义的主张用他们自己的逻辑和语调，将其必然的结论演绎出来，从而让工人们能够透过他们的革命词句，透过他们的所谓工人阶级的永恒原则，看清了巴枯宁主义的反动实质。
海牙大会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驻地迁到了纽约，总书记为马克思的朋友佐尔格。因为在当时反动势力加紧破坏的情况下，总委员会在欧洲开展正常活动愈加困难，而且驻地设在伦敦有令总委员会权力落入不可靠的人的手中的危险；与此同时，美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正在迅速增强，“第一国际必须在这块工人占据优势的土地上扎根生长”。
但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不断对第一国际加紧迫害，加之巴枯宁主义的分裂活动令第一国际大伤元气；巴黎公社失败后，各国工人运动也进入了加强内部组织建设和建立独立政党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一国际工人协会这个旧的形式已逐渐不再适应工人运动所面临的新任务了。
从此以后，第一国际作为欧美工人运动的首领机关功能日渐减小。在经过分析和思考之后，根据马克思的建议，第一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7月在美国的费拉尔菲亚城举行了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宣言，宣告第一国际解散。这样，第一国际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主动从历史的舞台上退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