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
——马克思
（一）
马克思一家在来伦敦之前，就已经饱尝了流亡生活的艰辛。但到了伦敦之后的20年中，他们一家才真正知道动荡贫困的流亡生活的滋味。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是马克思一家生活最为艰难的时期。
在伦敦，一切生活费用都很昂贵，像马克思这样一大家子的生活开支情况更是可想而知。在1849年刚来伦敦时，一家五口挤在切尔西区的安德森街道4号的一个小套间中。由于这里是上等街区，每月的房租需要6英镑，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了。因此很快，马克思就欠了债。在这里住了7个月之后，一家人不得不于1850年4月被迫迁居。
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痛苦地描述了当时的悲惨境况：
由于我们的手头没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把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还威胁说，两个钟头后他们会把全部的家当都拿走。那时，忍受着胸口疼痛的我只能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在光地板上。
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马克思热心的朋友施拉姆赶到市内来求人帮助马克思。他急匆匆地登上一辆马车，不料马却突然狂奔起来。施拉姆见状，急忙从车上往下跳，结果摔得全身是血，被人送回到马克思的家中。马克思夫人和冷得发抖的孩子们正在哭泣，却又不得不去照顾施拉姆。
在听说了马克思家被法警查封了财产之后，马克思家的其他债主都纷纷跑上门来催债。幸好另一位朋友帮助马克思付清了房租，然后又卖掉了家中的床和其他家具等，用来偿付药房、面包铺、牛奶铺的欠款。
第二天，马克思一家不得不离开这个房子，全家搬到了莱斯特广场莱斯特1号德国旅馆的两个小房间里。住在这样差的房子里，每个星期还要不少房租费。
旅馆对家贫如洗的马克思产生了畏惧心里，担心他交不起旅馆费，因此在马克思一家住了一周后，旅馆就拒绝马克思一家人用早餐了。没办法，马克思只好再次从这家旅馆中搬出来，然后在一个犹太商人开的花边社那里找到两间小屋子。
这两间房屋十分破烂，一间屋子稍微大一点，另一间小得就像鸽子笼一般。马克思就用这间“鸽子笼”作为厨房、书房，还作客厅，一家人睡觉就挤在另一间稍大点的屋子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夏天。
生活的重担压得马克思喘不过气。但由于冷静、清醒，有着十分强烈的自尊感，马克思以顽强的毅力忍受了别人忍受不住的苦恼和生活上的折磨。他曾心甘情愿地、愉快地帮助过很多人，而当他自己在生活遇到困难时，他对于曾经得到过他的帮助的人的希望只是：希望他们支持他的革命事业。
在任何时候，甚至在别人看来已经陷入绝境的时候，马克思都从不丧失信心。他有抱负、有寄托，勇于克服困难，始终都充满乐观，保持着风趣和幽默。而他的夫人燕妮也始终站在他的身边，在最困难的时候体贴他、支持他，使他不至于被生活的艰难击倒。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马克思只要看到夫人和孩子们，就会感到安慰，心情愉快起来。
（二）
当时，马克思除了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发表文章而得到很少的稿酬外，没有其他的经济收入，一家人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在他的亲戚们中间，能够接济他的人也不多，倒是他的岳母经常帮助他们。但是，每次的帮助也很有限。
1850年8月，燕妮只身前往荷兰，到马克思的舅父那里去寻求帮助，希望能够为即将出生的第五个孩子作些准备。但马克思的舅父痛恨革命者，因此拒绝给予他们帮助，燕妮只好沮丧地空手而归。
11月，马克思的儿子亨利希·格维多死于因肺炎引起的抽筋。这是马克思失去的第一个孩子，他非常悲痛。
儿子去世不久，马克思一家便又搬到了另外一个住所。在这里，他们的第四个女儿弗兰奇斯卡出生了。但这个可怜的孩子也成了这个家庭困苦的牺牲品，她在第二年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与死亡搏斗了3天后，还是死去了。
这个可怜的女孩在出生时没有摇篮睡，死后好久都得不到小棺材，失去生命的小尸体只能停放在家里的小房间中。当时，马克思的夫人迷迷糊糊地跑到附近的一个不久前曾来拜访过他们的法国流亡者那里求助，孩子才得以下葬。
两个孩子的先后离世，让马克思深切地体会到了失子之痛，忧愁和痛苦使马克思的头发过早地变白了。对此，他自嘲地说：
“电刷也涂黑不了的头发，因为沉重的心事从来没有这样厉害地使它发白。……我羡慕那些会翻劲头的家伙，这一定是忘却一切不快和日常琐事的上策。”
不仅头发变白了，马克思本来很强壮的身体也开始出现问题。1852年1月，当马克思正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就曾卧病一段时间。后来，他的肝炎更是令一家人产生了很大的恐慌。此后，这种病还经常发作，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的健康与工作。
在1851年12月到1852年3月这段时间，马克思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这本书分析了法国在1848年二月革命之后，法国政治发展的进程和内在联系，对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所举行的政变——废除共和、改称帝制、自封为皇帝的实质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理论。
恩格斯称马克思的这部著作为“一部天才的著作”。德国革命家威廉·李卜克内西也评价说：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语言就是箭和投枪，它的风格就是烙印与格杀。如果憎恨、轻蔑、对自由的热爱曾经在什么地方用燃烧、破坏和激昂的语句表达过，那就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里。”
通过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马克思不仅为未来的革命提供了借鉴，还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然而，当马克思将这部作品寄给他在美国的朋友魏德迈所创办的《革命》杂志去后，不久便收到了从美国的来信。魏德迈告诉马克思，他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不能出版，在美国的一切希望似乎全部破灭了。对此，马克思说：
“虽然我是一个坚强的人，但这种混账事情这一次却沉重地打击了我。”
（三）
1852年秋，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说，他们一家又陷入了困境：
我的妻子生病了，小燕妮也生病了，琳蘅患上了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这10多天以来，家里能吃的只有土豆和面包；而今天能否弄到这些，都是个问题。在现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饮食自然是没什么益处。
……最好和最理想的是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女房东把我们从房子里赶走。那样的话，我至少可以免付一笔22英镑的款子。但是，未必能够指望我能够得到这样大的恩典。
此外，我还欠着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的旧账。怎样才能还清所有的这些鬼账呢？……我的家变成了一个诊疗所，而危机是这样尖锐，迫使我不得不将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上面。
……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十分痛苦，而又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情愿把自己的灵魂预售给魔鬼。
两个孩子的相继夭折已经让马克思夫妇万分痛苦了，而这种痛苦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仅没有丝毫的减轻，还因为他们9岁的大儿子埃德加尔的死而达到了顶点。
埃德加尔是全家人最宠爱的孩子。他性格温和，活泼聪明，给困境中的家庭带来了快乐。而令人心酸的是，这个在穷人家长大的孩子很早就懂得为父母分忧解难，甚至要与那些债主作斗争。
1855年4月的一天，这个可怜的孩子死在了马克思的怀里。母亲俯在死去了的孩子身上放声哭泣，琳蘅也站在一旁呜咽。非常激动的马克思断然拒绝任何安慰，两个女孩低声地依偎在母亲身边。悲哀万分的母亲痉挛地拥抱着两个女儿，好像生怕她们再一次被死神夺走一般。
为了减轻这种不幸给一家人带来的痛苦，马克思带着一家人到曼彻斯特的恩格斯那里住了一段时间。
在生活最艰难痛苦的时期，马克思一边同贫困作斗争，一边仍然顽强地进行着科学理论的研究。然而，贫困时刻都在困扰着他，他没钱吃饭，没钱买药，没钱订报纸，没钱购买他认为从事研究工作所必须阅读的价值仅9先令6便士的书籍。
在最难堪的日子里，马克思因为自己唯一的一件大衣被当掉而无法出门。有时，由于家里值钱的东西，包括燕妮的衣服、披肩等，都被送进了当铺，一家人穿得破烂不堪。
被逼无奈，马克思经常想方设法躲债。有时候债主找上门，马克思不得不躲起来，由燕妮出面称马克思正在外面筹款。有一次，马克思为了躲避家庭医生的讨债，全家人不得不跑到一个朋友家里住了10个星期。
贫穷，令马克思连邮寄自己手稿的钱都没有。当《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分册脱稿后，因为付不起由伦敦寄往柏林的手稿的邮费，马克思只好等待恩格斯的汇款到了，才把手稿寄出付印。
在痛苦之余，马克思写下了这样一段看似幽默、实则令人感到悲凉的话：
倒霉的手稿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我的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写出这个问题的大多数作者，同自己研究的对象有着最好的关系。
到了1856年时，燕妮得到了母亲的一笔遗产，这让全家的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一家人终于搬出已经住了6年的迪恩街，迁居到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夫顿坊9号，全家的困顿生活也开始有所缓解。
然而，这种改善却在无意中成为马克思一家重新陷入更加贫困泥沼的起因，因为这里的房租更贵，一家人的生活开支也更大了。而此时，《论坛报》也因为经济危机开始与马克思为难。虽然马克思按规定每周会给他们写两篇文章，但报纸却常常不发表，让马克思的稿费收入大为减少。
为此，马克思愤懑地写道：
一个人不得不把能同这类小报为伍视为幸福，这实在令人作呕。就像习艺所的赤贫者一样，把骨头捣碎，磨成粉，再煮成汤，——这就是一个人在这种企业里完全注定要做的政治工作。我简直就是一头蠢驴，不仅最近，而且多年来，为了几个钱而给这些家伙拿出来的东西太多了！
正是在这种窘境中，1857年初，燕妮又生下了一个孩子。但不幸的是，孩子刚刚出生几天也夭折了。
（四）
长期贫困而动荡的生活也击倒了坚强的燕妮。1860年11月的一天，燕妮在强打精神为丈夫抄完最后一页手稿后，再也坚持不住了。她患上了天花，整夜失眠，脸上疼痛得就像火烧一般。
此时自身也正在患病的马克思只好停下手中的研究工作，冒着被传染的危险守护在燕妮身边，极其细心的照顾妻子，让燕妮最终战胜了病魔。
可是，40多天照料妻子和孩子的辛劳和心灵上遭受的惊恐、忧虑和悲伤，再一次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马克思的慢性肝炎转成了急性，他不得不整整卧床一个月休养。
即便是在这样艰难的困境之下，马克思依然以异常顽强的精神和毅力同病魔斗争。只要他的身体稍微有些好转，他就会马上投入到工作当中。1863年7月6日，燕妮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
“这个春天，我亲爱的卡尔被肝病折磨得很痛苦。尽管受到这种种阻碍，但他的书很快就会写完。”
然而就在这一年的年底，马克思的痈病又发作了。这个病持续几年地时常发作，长时间地折磨着马克思。在给朋友的信中，马克思详细地描述了他被疾病折磨所遭受的痛苦和他与疾病所作的顽强的抗争：
这一次我差点送了命，家人都不知道我这次的病有多么严重。如果这东西再以同样的形式重复三四次，那我就没命了。
我现在非常消瘦，并且极度虚弱。虚弱的不是头部，而是腰部和腿部。医生说得很正确：此病发作的主要原因是过度的夜间工作。但是，我不能把迫使我这样过度工作的种种原因告诉那些先生们，而且这样做也毫无意义。现在，我的身上还长着各种各样的小疮，很痛，但已经不再有什么危险了。
这一次，马克思卧床两个多月，但白天哪怕只有短暂的时间，他也继续躺着工作。恩格斯十分关注马克思的病情，不止一次地写信劝马克思注意休息，放弃夜间工作，过有规律的生活。恩格斯还在曼彻斯特为马克思找了一位擅长治疗痈病的医生，动员马克思到曼彻斯特治疗。但为了不影响工作，马克思谢绝了恩格斯的建议，只希望恩格斯能帮他把药方和服用方法寄过来。
流亡期间的贫苦生活没有让马克思放弃自己的目标，也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他始终坚强地抵抗着苦难的打击，并体贴和鼓励着燕妮和孩子们。而燕妮也始终极力地为马克思分担忧愁。她会去小店里赊购食物，同房东和债主们周旋，去典当铺当衣物，写信给朋友们求援。为了尽可能地使马克思少一点烦恼，多些时间安心工作，她尽量承担了无尽的忧愁。
在这样的生活中，燕妮也磨炼得很坚强。只要有丈夫在身边，她就会觉得自己是少数幸福者中的一个。她不仅仅是一个家庭主妇，还是马克思科学研究和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就这样，马克思一家顽强地生活着。马克思想尽快完成他的经济学巨著，以便给资本主义制度一个沉重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