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规模最大的一场论战。通过论战，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为中国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中国政治思想界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展开的一场论争。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20世纪初年传入中国。中国正式宣扬和拥护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和刊物是在1907年出现的。在这一年中，李石曾、吴稚晖在巴黎创办了《新世纪》周报，刘师培在日本创办《天义报》，并和张继一起组织了“社会主义讲习会”。他们通过这些刊物和一系列活动，鼓吹无政府主义，宣扬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并鼓吹暗杀手段。辛亥革命后，无政府主义开始在国内传播开来，其代表人物为刘师复。刘为广东人，留学日本时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在广州进行反清暗杀活动时被清政府监禁。1912年在广州组织“心社”和“晦鸣学会”。其中“心社”成员有12条戒约，即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什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不婚姻、不称族姓、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作海陆军人、不奉宗教；“晦鸣学社”主要是传播无政府主义的社团。在刘师复的宣传影响下，南京、北平、山西等地陆续组成了许多新的无政府主义小团体。黄凌霜、区声白、华林、李震瀛等人成为其核心人物。他们要求绝对自由，不受任何党纲的约束，主张温和革命、工团主义和联合主义。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流传较广，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和书刊也不断涌现。据统计，当时专门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就达70多种，而且，在“五四”后出现的数百种刊物中，有相当一部分都程度不同地介绍和宣传过无政府主义。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互助进化论”，不仅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即使已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这种思潮的影响，许多人甚至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无政府主义的胜利，是互助论的胜利。此后，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的扩大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政府主义者感到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回事，于是便向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展开了进攻。1919年5月，黄凌霜在《新青年》六卷五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批评》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系统的攻击，文章根据克鲁泡特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互助论”，认为“互助”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国家”是人类互相“仇视”、“嫉妒”以及“相侵相夺相杀相害”的根据，反对一切国家和强权，反对暴力革命，反对任何组织纪律，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们要求废止一切国家，废止一切权威，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实行“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与此同时，一批无政府主义刊物如《奋斗》、《北大》、《学生周刊》、《社会运动》、《自由》、《革命》、《民风》、《革命潮》等也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相继出版，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也增多起来。1920年2月，易家钺、朱谦之等人在《奋斗》刊物上，公开发表了《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为题的文章，向马克思主义者发起挑战。
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以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实际上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回击无政府主义的信号。随后，同年11月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即把批判无政府主义放在了显着位置。该刊从第一号到第五号的《短言》中，都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同时，还发表了一批专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论文。如李达的《社会主义的商榷》和《无政府主义的解剖》，施存统的《我们要怎样干革命？》等。另外，李大钊在《少年中国》月刊上发表的《自由与秩序》、蔡和森在国外为《新青年》撰写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都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问题时指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的议会道路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在辩驳中，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第一，不可抽象地反对一切强权。因为强权之所以恶，在于有人拿它来拥护强者无遭者，压迫正义与弱者。马克思主义者也强调反对强权，但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却应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其目的并不是要拿国家建树无产阶级的特权，而是要拿着国家来撤废一切阶级的。而要把有产阶级势力推翻铲除，就须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手上不可。“在此时期内若有人主张把政权及自由给资产阶级，便是杀害劳动阶级，若是劳动阶级肯把政权及自由给资产阶级，便是劳动阶级自杀。”第二，马克思主义认为，无政府主义倡导的绝对自由是行不通的，所谓绝对自由决不是科学的，而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第三，关于生产和分配的原则。无政府主义者基于个人主义的绝对自由观，反对有计划的生产，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委托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他们攻击苏维埃政权的土地、工厂国有化政策；在分配上，无政府主义者攻击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求立即实行按需分配，认为如果没有做到按需分配，这种革命就是不彻底、不平等。针对这些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的最大缺点，“是不能生产力保持均平。要使各地方各职业的生产力保持均平，无论如何，非依赖中央的权力不可。”并指出，只有“社会的生产力达到无限制的程度，”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才是可行的。这场论战持续了一年多，论战涉及的范围也较广泛，在一些社团、学校，以及国外留学生中，都有所反映。这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间规模最大的一场论战，是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一次深入讨论。通过论战，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强调了革命团体的组织纪律性，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