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寻示救国之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纷纷赴俄留学，这一运动，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
1920年开始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赴俄国留学寻求救国之方的运动。
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睁开眼睛看世界，广纳博采世界各国文化思潮，出国留学寻求振国之方成为一时之潮流。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后，赴俄留学，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成为众多进步青年的向往。但由于俄国当时国内政局不稳，许多人只得转赴法国等国勤工俭学。这一状况到1919年底发生重大变化。俄境内白匪军高尔察克部被红军彻底击溃，协约国不得不通过了解除对苏俄的封锁和将军队撤出西伯利亚的决议。俄苏维埃政府为避免和日本作战，决定在远东成立一个“缓冲性”的共和国。1920年3月28日，贝加尔湖沿岸居民制宪会议开幕。4月6日，它向世界各国政府宣布成立独立、民主的远东共和国。不久，在赤塔成立了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政府。苏俄形势的好转，特别是远东形势的好转，使中俄交通得到改善，为中国大批先进青年的留俄准备了条件。而1919年7月25日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又使中国人民认识了苏俄与列强截然不同的对华态度。苏维埃政府在宣言中声明，俄国人民极愿帮助中国人民，愿与中国订立平等的新约，取消帝俄时代的一切特权，放弃庚子赔款，并望中国人民立即派出代表进行谈判。《宣言》指出，“如果中国人民愿意像俄国人民一样成为自由的人民，以免陷入协约国在凡尔赛所准备好的那种要使中国成为朝鲜第二或印度第二的厄运，那么他们就应当了解，他们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就是俄国工人、农民和红军”。苏维埃政府的这一宣言虽然遭到帝国主义者的阻挠，但终于在1920年3月间传到了中国。中国的各大报纸都登载了这一宣言的全文，全国31个社会团体都纷纷发出诚恳感谢的复文，并致电北京政府，速依民意和苏维埃政府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先进分子的注意力又从西方的法国逐步转移到东方的俄国，产生了直接到俄国去的愿望。1920年2月，毛泽东在给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就提议，“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新民学会会员积极响应，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还接见长沙《大公报》记者，发表评论，认为赴俄勤工俭学比赴法尤为容易：俄国地寒，足以锻炼身体；俄人深沉的文学及平等思想的哲学为欧洲各国所不及；赴法行程要40天，赴俄只要半个月，旅途难易，完全概见。为筹备留俄事宜，1920年8月22日，俄罗斯研究会在长沙成立，发起人之一何叔衡在会上宣读简章，指出该会会务有三：一研究有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长沙《大公报》曾连续发表专文对研究会进行介绍。研究会甫一成立，就派出了第一批留俄学生。这批学生中有任弼时、肖劲光等6人。他们通过俄罗斯研究会的介绍，由长沙坐船去上海，先在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湖南青年刘少奇和任弼时、肖劲光等立即加入，并于1921年夏天赴俄。这一期同时赴俄的还有罗亦农、胡士廉、廖化平、卜士奇、任岳、任作民、彭述之、谢文锦、汪寿华、华林等。他们去俄国的行程是一次危险的旅程，冒着饿饥、疾病、被捕的危险，乘海轮前往，先到海参崴，再由赤塔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研究会举办留俄勤工俭学的同时，瞿秋白也于1920年秋前往莫斯科。瞿秋白是以北京《晨报》通讯员的名义赴俄的。其目的是“担一分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他是乘着俄国革命后第一次中俄通车列车前往的，并受到了苏维埃政府的欢迎。瞿秋白在俄国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写了许多通讯，把苏维埃国家的真实情况报道给中国人民。他以亲身经历写下了颇有时代特色的《俄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本通讯集和许多篇专题报道，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客观地介绍了苏维埃俄罗斯各方面的情况。瞿秋白的报道文字在中国国内引起很大反响。许多青年开始倾向苏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派赴青年留俄更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据不完全统计，1923年3月，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余立亚、高风、陈九鼎、王凌汉、郑超麟、袁庆云、王圭、熊雄等12人前往莫斯科；同年11月，刘伯坚、尹宽前往；1924年9、10月间去莫斯科的有聂荣臻、蔡畅、穆青、付烈、饶来杰、陈家珍、彭树敏等20多人，同年底又有李富春等人前往。1926年1月7日，动身赴俄的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20人。他们大多是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被旅欧中共党、团组织选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赴俄留学运动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了解了苏俄革命的状况，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