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北京大学部分学生为主组成的。是五四运动时期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探索社会改造的实践活动，促使广大选进知识分子勇敢地迈向科学社会主义。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青年知识界探寻社会改造的实践活动。它是在当时流行一时的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思潮影响下兴起的。
工读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出现较早。1918年3月，吴稚晖创刊《劳动》月刊，创刊号就选载了《留美工读会纪略》、《在美之工读见闻》，随后该刊又陆续发表了《工读主义与教育普及》、《工读主义进行之希望》、《留法勤工俭学会》等。许多文章把工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进行了宣传。五四运动爆发后，“劳工神圣”成为一时流行之口号。工读主义由此在进步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一部分进步社团的迅速成立和青年赴欧偷学运动的蓬勃兴起，无不受其潮流的鼓荡。新村主义为旧本人武者小路实笃所创。1910年，武者小路即在东京发刊《白桦》杂志，鼓吹“新村主义”理想，认为“各人先尽了人生必要的劳动的义务，再将其余的时间，做个人自己的事”。武者小路还大量撰文，意图将自己的新村理想推广到全世界，提出“无论到了何处，只要劳动，或是执有劳动义务期满的证据，便不要金钱，可以生活，可以随意旅行，随意游览，随意学习”。
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日本的新村》一文，第一次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了新村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认为新村主义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冬，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作，又赞美个性，实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在周作人的宣传介绍下，这种无政府、无剥削、无强权、无压迫、没有脑力和体力劳动对立的新生活理想正适应了五四一代青年反对强权、追求个性与思想解放的心态，新村主义、工读主义迅速在中国青年中成为一种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实践活动。
1919年7月2日，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成员左舜生在上海《时事新报》刊载文章，建议成立“由少数同志组织的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并拟定了加入这种集合体的具体条件。随后，少年中国学会总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主持，在《时事新报》、《少年中国》等刊物上就该文展开讨论，王还在讨论中提出了新村的更为具体的设想，其中包括设置菜园、每日读书时间和翻译时间等。王光祈将这种菜园子“新生活”迅速移植到城市，来创造“城市中的新生活”——工读互助团。王光祈认为，工读互助团这种组织比“新村”容易办到，也比较切实可行，希望能在各大城市设法推行。工读互助团的倡议，受到思想、教育界的广泛支持，列名为募款发起人的，包括顾兆熊、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高一涵、张崧年、徐彦、罗家伦、王光祈等。由于这些思想教育界名人的支持，工读互助团拟议中的开办费1000元，很快就募齐了。与此同时，北京组织工读互助团的消息传出后，各地先进青年为之向往，有数百人报名参加。有的外地青年，如杭州的俞秀松、施存统、周伯棣、傅彬然等人都专程赶来北京参加。1919年底，北京工读互助团正式成立。对于工读互助团的宗旨，王光祈在《工读互助团》一文中，开宗明义地点了出来，即“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对于工读互助团的《简章》所贯彻的原则，王光祈作了说明。其内容包括三点：第一，公有制。即“工作所得必须归团员所有，团体的盈虚利害，便是团员的盈虚利害，团员的痛苦幸福，便是团体的痛苦幸福。因为团员是团体的一部分。”《简章》认为，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是私有制度发生，要免除这种罪恶，惟有打破私产制度，实行共产。第二，各尽所能。互助团具体规定了工作项目，每日工作、读书的时间，最初规定每日工作四小时（以后有所延长），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内，各人要尽其所能。为此，简章要求工作以时间为标准，不以工作结果为标准。如果甲只要两点钟便可织一匹布，乙需要四点钟才可以织一匹布，但是甲仍然应该作四点钟的工，以尽其所能。简章提出要提倡互助，要强者帮助弱者，智者帮助愚者，在团员中养成互助的习惯。第三，各取所需。《简章》规定团员的权利是，团员生活必需的衣食住等由团体供给，团员所需的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等由团体供给，其中书籍归团体公有。通过贯彻以上各项原则，工读互助团的理想社会是：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新生活”的方式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
北京工读互助团是以北京大学部分学生为主组成的，成立之初共分三组：第一组设在北京大学附近的骑河楼斗鸡坑七号，团员13人。主要有何孟雄、俞秀松施存统等，经营的项目主要是食堂、电影和洗衣3项。其中，食堂设在北京大学第二斋对门，名为“俭洁食堂”；放电影主要是利用晚上时间，每星期在女高师演一次，在北大第二院演两次，在高师演两次；洗衣项目规定每日60件。第二组设在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法文专修馆和北京师范学校三校附近的西城翠花街北狗尾巴胡同五号，团员共11人。经营的项目主要有消费公社、小工艺品生产、厨房和洗衣局。其中，消费公社又名北京平民消费公社，最初只贩卖书报，后又增设文具、化妆、日用和食物等，小工艺品主要生产洗发剂、润面膏等，厨房主要负责法文专修馆的伙食，洗衣局暂定洗左近寄宿舍的衣服。第三组原计划设在女子高等师范附近，后来租定东安门北河沿17号椅子胡同东口，聚集团员10多人，全是妇女，所以又名“女子工读互助团”。经营的项目主要有织袜、缝纫、刺绣几类。这个组的发起较早，从1920年1月20日即招募团员，但正式成立时间较晚，中间经过了一个筹备、试验阶段。第四组于1920年2月4日成立，主要是法文专修馆的一些学生因赴法勤工俭学稍有困难，于是将国外工读变为国内工读。该组设在东城松公府夹道八号，原有10人，后有一人赴法。主要经营项目是食品（售元宵、醪酒及川制腌肉、香肠）、杂货（贩卖学校用具及日常用品）等。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成立在全国知识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许多刊物报导了它的活动，称赞“工读互助”是极好的一桩事，把这一桩事充满在社会上，即可打消社会上的腐败和恶浊。在“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影响下，许多地区积极筹划，仿效实行。
1919年12月，南京师范学校32名学生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次年1月，天滓“觉悟社”成员谌志笃等发起“工读印刷社”；2月，武汉“利群书社”恽代英等发起成立“武昌工读互助团”，北京中国大学教工发起组织“中大工读互助团”，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生发起组织“毅士工读互助团”。同月27日；全国各界联合会在上海召开筹备会，报告北京、天津等地工读互助团的进展情况：着重讨论了有关工读互助团的宗旨和办法，并筹备在复旦、南洋等校附近建立“上海工读互助团”。3月，广州女界发起组织“粤女工学互助团”。同月，“新民学会”实际负责人毛泽东提议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实行共产的生活，认为“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该学会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多数会员，早在同年2月就组织了“工学励进会”（同年8月改名为“工学世界社”）。此外，各地还筹办了许多名称不一的工读互助团体，如“扬州第八中学工读互助团”、“上海女子工读互助团”、“沪滨工读互助团”以及“新人社”、“新村支部”、“新人试验场”、“大同村”等。
然而，理论的升华和鼓吹，不可能消除事物固有的矛盾。“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不久，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就日益呈现出来且日趋尖锐化，其中以第一组尤为突出。一是经济上的困难。电影办了一个多月，看的人多少不定，一连几天生意冷落，不得已只得停止；食堂则是事少人多，入不敷出，每日亏本两元，连在食掌做工的几个人的饭都没得吃；洗衣办了两个多星期，仅仅收入70多枚铜子，特别是开工的几天，专门洗自己的衣服，等到去收外面的衣服，一连收了三四天，还不到20件，“斋夫收来的衣服，暗地里仍旧送原来的洗衣局去洗”，不得已也只好把洗衣停止了；刷业主要经营信纸和信封两种，办了一个多月，仅赚3元钱。由于经济上赔累，募筹来的款子很快也被用光，日常生活已难以维持下去。第二，组内思想分歧和感情不合。团员们来自各方，思想自然很不一致，所以每一问题发生，必有很激烈的辩论。“因为讨论共产问题，主张不合，自愿退团者五人”，后来讨论家庭问题，退团者也有一人。有些很激进的团员，抱着一种很美好的理想，主张可以试验的都试验起来，做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型，得一个改造社会的方针，但在具体步骤和方法上，却脱离社会实际，一味浪漫。一些团员认为，家庭是万恶之源，非打破不可，“脱离是打破之先声”。于是对于以前已婚的或订约未婚的，一概主张和对方脱离关系，以致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又认为既然实行共产，当然也就不应当有金钱供给家庭，而家庭的供给自也不能领受，所以要脱离家庭。还有一些团员认为学校是资本阶级的私产，校长教员是资本家的雇员，一般学生是资本家的子弟，主张脱离学校。这种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元家庭、无婚姻的团体小组织生活自然也无法在社会上久存。由于经济的压迫和人心的涣散，互助团的团员对于团体的热情烟消云散，勉力撑持到3月23日，工读互助团第一小组开会，“议决各人自由另找工作，工读互助团的主张，从根本上推翻！”第一组解散后第二组也跟着解散，第三、第四组勉强维持了几个月后也销声匿迹。“北京工读互助团”暴露出的重重矛盾和第一、二组的解散，对“工读互助”运动和“新村”试验形成了严重的挫伤，成为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破产的重大标志。至于其他各地的工读互助团，到1920年下半年也都已进入尾声，有的则还在筹备期间便无下文了。工读互助团实践的破产，证明了和平的渐进的方法必须代之以急进的激烈的方法，谋社会整体的改造；证明了空想必须代之以科学的理论。它促使广大的先进知识分子勇敢地迈向科学社会主义。工读互助团失败以后，文化思想界的统一战线也由此而更加走向分化：有的进一步接受唯物史观，走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行列；有的走上“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音乐救国”的道路，在某些科学领域独树一帜，终成大家；还有的迈向国家主义派和其他反人民队伍的行列。工读互助团由此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不可略去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