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安会是袁世凯称帝过程中的又一小丑。其宗旨是“筹一国之治安”，实则是袁世凯的御用工具。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由来已久，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便一步一步地为复辟帝制铺平道路：政治上，彻底摧毁了资产阶级革命党经过流血奋斗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思想文化上，掀起尊孔复古逆流；外交上，与日本经过“二十一条”交涉，签订了“中日和约”和换文，换取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复辟帝制的支持。于是，袁以为障碍已除，天下莫予毒，为了尽速实现建立袁家王朝的美梦，从1915年开始，大大加快了帝制自为的步伐。“二十一条”交涉刚刚结束，袁氏党羽编造的“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非改弦更张，不足以救亡”之类的流言便不胫而走，哄传一时，很快传播到海内外。
8月3日，袁政府机关报《亚细亚日报》发表了袁氏美籍宪法顾问古德诺（FrankJohnSonGoodnow）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共和与君主论》。不久，东京报纸（8月11日）和伦敦《泰晤士报》（9月9日）都予以转载。古德诺曾于1914年2月发表过《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比较》一文，极力主张改行总统制，建立“稳固强硬之政府”，他还因对炮制袁记新约法“颇有赞助”，获得过袁世凯政府奖给的二等嘉禾章。当年夏天，他回美国，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中华民国的议会》、《在中国的改革》等文章，竭力为袁世凯的独裁辩护。当袁世凯欲称帝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他便于1915年7月赶回北京，帮助袁世凯鼓吹。袁氏总统府立即要求他“给袁世凯准备一个文件，论述民主和君主政体哪一种最适合中国的国情”，古德诺按照他一贯的观点，很快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诬称中国为“民智低下之国”，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无研究政治之能力”，“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直接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与此同时，袁氏党羽又积极拼凑班底，打算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他们选中了杨度。
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学日本，一度与革命派关系密切，后又大倡君主立宪论，与梁启超引为同调。曾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并任宪政编查馆提调。辛亥革命后，依附袁世凯，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关系密切。1914年任参政院参政。他一直以君主立宪制为其政治理想，主张在推翻清廷后，另造君统，因此把拥袁称帝视为己任。1915年8月初，参预袁氏帝制机密的内史监内史夏寿田向杨转达了袁世凯想让他出面组织推进帝制的团体的意图，杨欣然受命。夏寿田又陪同他到总统府谒见袁世凯，当面对袁表示要组织一个机关，鼓吹君主立宪，袁假意说：“不可，外人知我们关系，以为我所指使。”杨正色道：“度主张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人，且有学术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最后，袁说：“你可与少侯（孙毓筠字）等谈谈。”杨退出后，立即联络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6人联名发起成立鼓吹君主立宪的团体“筹安会”。孙、李、胡、刘4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是名噪一时的革命党。
刘师培参加同盟会后很快变节，并为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充当密探。
1913年又充当山西都督阎锡山的高等参议，次年由阎举荐给袁世凯，入京担任总统府咨议、参政院参政等职。他是以国学渊博的资格被借重的，但因其志行隳丧，为知识界所不齿。其他3人原是国民党的知名人士，“二次革命”后公开变节，倒在袁世凯一边。袁氏党羽选定这些人发起筹安会，目的在于标榜复辟帝制并非北洋一派的私意，而是全国各界的共同主张，连过去的革命党人都参与提倡。至于严复，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名流学者，清末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不反对袁世凯做总统，先后被聘担任总统府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杨度用了许多手段把他拉进来，列为筹安会的发起人之一，目的是借重他的声望和影响，来为筹安会装点门面。筹安会的中坚人物是杨度和孙毓筠，其他几个均为配角，尤其是严复，仅挂名而已，并不肯为袁称帝动笔鼓吹。
8月14日，杨、孙、李、胡、刘、严6人联名发表由杨度起草的筹安会宣言，宣言标明“以筹一国之治安”为宗旨，责难辛亥革命激于感情义愤而仓猝成立共和国体，此种国体殊与中国国情相悖；又引用古德诺论点，证明“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认为“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着”。最后说：“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生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23日，又刊登启事，宣告筹安会正式成立，推扬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李、胡、刘、严为理事，时讽此6人为“洪宪六君子”和“筹安会六君子”。筹安会事务所设在石驸马大街。同日，以筹安会名义通电各省，重申14日之发起宣言，声称该会之宗旨系“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是非、事实利害为讨论之范围。至范围以外各事，本会概不涉及”，显然是以学术团体相标榜。除宣言外，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人连续抛出鼓吹帝制的文章，如《君宪救国论》、《君政复古论》、《国情论》、《唐虞揖让与民国制度之不同》等，掀起所谓“讨论国体”的轩然大波。其中以杨度的《君宪救国论》（署名“虎公”）最有代表性。该文杜撰了两个论据，力图证明只有君主制才能救中国：其一是说中国人民程度太低、中国“非专制不能治”；在共和制下决不能实现立宪，唯君主制方能立宪，故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君主。结论是“今欲救亡，先去共和”，“欲求立宪，先求君主”。
其二是重复古德诺的论调，认为共和制竞选总统，必造成国家大乱，因此，“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这种奇谈怪论最为帝制派所欢迎。帝制派一个持之最力的论点就是妄图把行之几千年的世袭君主制说成是永恒的中国国情，而任何改变帝制的民主要求，都被攻击为不合中国国情。此文是杨度在1915年4月间定稿的，当即由夏寿田转呈给袁世凯。袁阅后赞赏不已，钦定为帝制派的理论纲领，曾交徐世昌和梁士诒等传阅，并提笔疾书“旷代逸才”横幅，赏赐杨度。
筹安会的出现，引起人们的不安和愤慨，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海外华侨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中国旧社会崩坏的时候，正是《新青年》的诞辰。于此崩坏的过程中，《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革新思想的代表，向着千万重层层压迫中国劳动平民的旧文化，开始第一次的总攻击”。而季刊创刊时，适值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所以《新青年》的职志，要与中国社会思想以正确的指导，要与中国劳动平民以知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新青年》季刊密切注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变动，积极参予“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它先后发表了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等文章，宣传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了唯心主义思想。
1925年，由于客观困难，《新青年》已不可能按时出版，实际成为不定期期刊。1926年，《新青年》停刊。
《新青年》杂志宣传民主与科学，批判封建旧文化，提倡白话文，宣传马克思主义，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