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清袁世凯的丑恶嘴脸后，孙中山为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罪行，号召武装讨袁，发表了《讨袁檄文》和《讨袁宣言》。
1914年5月至1916年5月，孙中山为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罪行，号召武装讨袁，三次发表《讨袁檄文》和《讨袁宣言》。
第一次讨袁檄文于1914年5月发表于革命党人在上海创办的《生活日报》题为，《孙文檄文》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等书即将此篇檄文称作。《讨袁宣言》（但将发表时间误作1915年12月），此即第一次讨袁宣言。此次讨袁檄文发表于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乏之后，正当哀氏疯狂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大倡尊孔复古逆流、大搞封建专制独裁、猖獗不可一世之时。当时虽有少数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称帝野心有所察觉，但多数人尚在袁氏制造的扑朔迷离的政治氛围中认不清庐山真面，而孙中山的檄文却一针见血地抨击袁世凯“背弃前盟，暴行帝制”的种种罪行，揭露袁之“暴戾更甚于清”：“自袁为总统，野有饿莩，而都下之笙歌不彻；国多忧患，而效（郊）祀之典礼未妄（忘）。万户涕泪，一人冠冕，其心尚有共和二字耶？既妄（忘）共和，即称民贼。”又指出袁世凯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四大罪行：其解散地方自治会，使人民不得安；解散国会，使国家“无正论”；滥用公款，谋杀人才，又陷国家于危险之地；假借革命党罪名而滥杀无辜，则使无数“良懦”受冤狱之苦。认为“有此四者，国无不亡！”而这一切，均为博袁世凯“一人皇帝之雄”。孙中山愤怒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并号召一切“爱国之豪俊共图之”。两个月后，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首举讨袁义旗，准备发动“第三次革命”。
为达此目的，决定建立中华革命党自己的军队——中华革命军，孙中山以中华革命党总理任中华革命军大元帅。为解决中华革命党的建军指导思想及一系列军事问题，孙中山于1914年秋主持制订了一部完备的军事着作——《革命方略》，确定以“推翻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启发人民生业，巩固国家主权”为中华革命军的最终目标。《革命方略》共分六编，其中第六编《文告》中首篇为《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此即孙中山第二次讨袁檄文。这篇檄文声讨袁氏罪恶，言词较第一次檄文更为尖锐，开首即称“袁贼苦吾民久矣！世界自有共和国以来，殆未有此万恶政府危亡祸乱至于此极者”！又揭露袁氏自窃夺总统权位以来，毁弃约法，解散国会，停罢地方自治，“裁并司法，生杀由己，予夺唯私”，“侦谍密布于郊区，盗匪纵横于邑都”，假中央集权之名，行奸雄窃国之实；继而又大倡尊孔复古逆流，妄行帝制，致使殉国烈士饮恨九泉，首义元勋流亡海外，窃国者竟以自由幸福非吾中华国民所应享，此真天下之奇耻大辱。他大声疾呼：“袁贼妄称天威神武之日，即吾民降做奴隶牛马之时！”号召天下志士群起讨袁，表示“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也在所不辞。
1916年5月9日，孙中山又在上海《民国日报》再次发表讨袁宣言，题为《孙文宣言》，世间流传之所谓《第二次讨袁宣言》即指此。此时反袁的护国战争已进入高潮，滇、黔、桂、粤、浙等省已宣布独立，袁世凯在护国军的打击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被迫于3月22日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但是仍想依靠北洋军，继续保持总统权位；而南方护国军坚持要袁退总统位，提出拥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的政治主张。同时，南方护国军也已表现出愿与除去袁世凯的北洋军阀重新携手的迹象。在这种情势下，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对滇、黔独立讨袁给予赞扬，对独立各省要求恢复约法和国会的主张给以肯定和支持。同时，孙中山明确指出：“袁氏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此所以认为公敌，义不返兵”，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除恶务尽”，并尖锐指出，这场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而要永远铲除帝制，“袁氏来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这种认识已有铲除一切封建军阀的思想，较梁启超进步党及其他反袁各派对护国战争的认识要高明得多。
孙中山先后发表的三次讨袁檄文和宣言对于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呼唤全国人民奋起讨袁起了巨大的警醒和动员作用。在其号召下，中华革命党组织了中华革命军东南军、东北军、西南军、西北军，先后在广东、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山东、奉天（辽宁）等地进行过40余次反袁武装起义，虽然都未能取得胜利，但是由于它发动的时间最早、斗争最为坚决，对全国各阶层的反袁斗争起到了召唤、激励和推动的作用，特别是中华革命党在广东和浙江的反袁斗争曾直接配合了护国军驱走此二省的袁氏政权，而实现了二省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