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提出了废止领导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全会还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相对年轻的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结束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目的是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中央领导阶层腾出台阶。应当说，这些举动在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总的来说，步子动作还不够迅速和大胆。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顾虑和阻力。
1980年8月18日，即将决定中央人事变动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前夕，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变革作重要讲话。他说：“这项工作（指提拔中青年干部接班）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他再次针对一些老同志的担心和顾虑进行说服“有些同志说，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1975年，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做法，我说过这个话，……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提拔干部不能太急，但是太慢了也要误现代化建设的大事，现在就已经误了不少啊！”“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老实说，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到二三十岁？”邓小平的讲话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11月10日到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政治局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会议认为华国锋继续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是不适合的。许多同志提议邓小平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但邓小平认为，从年轻化角度考虑，他担任党中央主席不适宜，他推举了年轻的胡耀邦。鉴于军委主席暂无其他适当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年轻的同志接替。政治局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1981年6月27日至29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十一届六中全会标志着中央领导层的重大人事变动，实现了平稳的交接。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说，老同志让路，中青年干部接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存在一定阻力。邓小平为此继续奔走呼号。六中全会刚落下帷幕，邓小平想到让路接班的问题太迫切、太重要了，又特意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留下来开会。他说，对我们这次六中全会，外国人反映说，是用和平方式解决交接班问题，解决中央人事的大问题，称赞我们很顺利、很稳定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要来一次灾难。解决这样一个大问题，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不这样，解决不了问题，他还不客气地批评：有相当部分老同志还没有解决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个问题。1982年9月1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的问题时把它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在此期间，对于提拔中青年干部，叶剑英、陈云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也积极呼吁。
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的实践步履艰难。这除了一些老干部主观认识方面的原因外，也还存在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是多年来我们党没有注意提拔中青年干部，造成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如果老同志一下全丢手退下来，确有实际困难，年轻的干部也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传帮带。这种特殊的历史现状就决定了：要在短时期内。彻底废止领导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全面实行领导干部的退休制度，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退休制度，还难以达到。必须寻找一个过渡的办法。
实际上，自1980年新老干部交替的矛盾日显尖锐时，党中央和邓小平就开始思考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
1980年8月间，中央开始考虑设顾问委员会。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透露：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1981年7月2日，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帷幕刚落下没几天，邓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又提到设立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些老同志的设想。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
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决心决定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十二大召开前夕。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谈到老干部压在上面，中青年干部上不来的问题时转述了聂荣臻的一句话：聂荣臻提出，步子要稳当，我赞成，他有一个好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他还说，干部年轻化，台阶可以上快一点，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这些人交不了帐。如果再拖5年，怎么办？
7月30日，十一届七中全会举行前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经过修改的新党章草案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泊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邓小平在会上说：“这次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为什么要这种过渡？邓小平说：“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设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领导干部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过渡。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他还说：“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
8月6日，距党的十二大的召开还有24天，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修改后的新党章草案。胡耀邦在大会闭幕时透露，将有相当一部分德高望重、年高体弱的老同志要退出来，转到中央顾问委员会，担负起支持帮助新中央委员会的重任。
9月1日至11日，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拉开帷幕。会议审议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并规定了各自的性质和权限。“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大会根据新党章的规定，选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9月13日，中顾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选举了25名常务委员。会上，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和任务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能够逐步地更年轻一些，同时也就能更妥善地使我们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还能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立，在历史转折关头，为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以后，协助党中央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邓小平在中顾委成立之时就预计：全国范围内的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的完成大概需要10年。从1982年到1992年，正好是10年。10年来，党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顺利执行，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已取得如期进展，同时，顾问委员会历时两届，委员们大都年事已高，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组织，其使命已完成。鉴此，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中央顾问委员会提出：“十四大”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十四大”高度评价了中顾委10年来所做出的功绩，并决定不再设立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省、直辖市、自治区顾问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