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抓“四人帮”的情况寸，邓小平主动谈到，建立毛主席纪念堂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那末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法拉奇来了个顺水推舟。
邓小平回答说，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法拉奇最后问邓小平：“你对自己怎么评价？”显然，这是一道十分难答的考题。但邓小平提供了满意的答卷，他说：
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1980年8月28日，法拉奇将她这次采访内容一字不漏的全文发表在意大利报纸上。随后各国报刊纷纷转载和发表评论。其中一个外电评论说：“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评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泽东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
1980年10月，中央组织4000名高级干部对决议草稿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其中有些意见是很好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甚至完全错误的意见。
针对讨论中的一些错误看法，邓小平于10月25日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关于毛泽东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他强调：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大错误。
邓小平指出，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不是孤立的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决议起草小组又作了修改。到1981年3月，决议稿的轮廓基本定下来。邓小平赞同胡耀邦的主张，认为应多听老干部、政治家，包括黄克诚、李维汉等同志的意见。3月18日，邓小平同志同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指出：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邓小平赞成胡乔木的意见，认为要写得概括。
3月24日.邓小平看望陈云。陈云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着作。3月26日，邓小平同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陈云的第一条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4月7日，邓小平同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谈了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邓小平指出，如果现在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邓小平还谈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科学地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深刻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充分肯定建国十七年党和国家在各个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恰如其分地指出了前进道路上的失误和发生失误的原因；旗帜鲜明地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特别是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指导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党重新回到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来。《决议》创造性地提出坚持毛泽东思想，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这样一个科学的命题，以历史的辩证的锐利眼光拨开错综复杂的矛盾现象，在罕见的两难之中作出了一个合实情、得民心、有远见的正确选择。《决议》鲜明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重用过林彪、江青等人，确实犯了错误，但这同林彪、江青等利用他的错误来篡夺权力、祸国殃民，完全是不同性质的问题。这些科学论断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把毛泽东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区别开来，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又正确地维护了毛泽东，维护了毛泽东思想。
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60周年前夕，国际国内、党内党外都在关注和等待中共中央拿出一个东西来，表明中共中央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当时人们看中国，怀疑中国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要看历史决议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是早拿出来晚拿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尽快拿出历史决议就显得很迫切。
198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邀请40多位同志对决议稿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起草小组的20几位同志又进行了反复多次的修改，终于拿出了一个较成熟的稿子。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当然，需要一个好的稿子。现在这个稿子，在我看来，起码长有一个好的基础。邓小平提出，为了早一点拿出去，再搞4000人讨论不行了，也不需要，因为4000人的意见已经充分发表出来了，而且现在的修改稿子也充分吸收了他们的意见。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70几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定了以后，提到六中全会。他设想，就在党的60周年发表。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政治局邀请7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对决议稿进行讨沦修改。之后，又征求了130名各民主党派代表的看法和意见。至此，决议稿基本咸熟和完善，可以提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举行预备会，对决议稿进行第四轮大的讨论。邓小平在会上讲话，对决议稿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
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份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
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邓小平具体谈了三点：第一点，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份？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第三点，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经过充分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批评，同时又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
《决议》分清了大是大非，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保证。正如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所指出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中央和邓小平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