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则思变。穷困到极点的凤阳农民万般无奈，黑夜策划，写血书，求生存，竟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先声。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并率先取得突破的，而农村改革最重要的举措是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项改革是逐步推开的，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说道，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开始的时候只有1/3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起超过2/3，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又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安徽省委斗胆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
在全国农村改革中，以万里担任省委书记的安徽省和以赵紫阳担任省委书记的四川省先走一步，对全国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因而有“要吃米，找万里”的说法。1987年6月，邓小平在跟外宾谈话时也说：农村改革“开始的时候，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万里同志主持的安徽省，他现在是我们的代总理。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
农业合作化后，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曾出现过几次，但每次刚一出现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1958年建立起“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后，农村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农民毫无自主权和积极性，致使农业生产的发展缓慢，农民生活的改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到1978年，全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还有1亿多。广大农民急待休养生息，安徽、四川显得尤为迫切。
1977年6月，万里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万里的支持下，安徽省农委经过反复调查后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并以省委文件的名义于1997年11月15日在安徽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通过。这个文件被简称省委“六条”，主要内容是：（1）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2）加速生产发展；（3）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4）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搞好分配兑现；（5）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利益；（6）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这可以说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出现的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第一份红头文件。这为后来安徽农民自发稿“包产到户”壮了胆。
在安徽制定“六条”不久，中共四川省委也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简称“十二条”，主要内容有：（1）加强劳动管理；（2）严格财务管理制度；（3）搞好生产计划管理；（4）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坚决保证社员分配兑现；（5）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6）以粮为纲，开展多种经营；（7）奖励发展耕地；（8）大力发展养猪事业；（9）大搞农田基本建设；（10）积极兴办社队企业；（11）积极而又慎重地对待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的问题；（12）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特别是肯定了四川农村不少地方已经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
对于安徽和四川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情况和上述两个文件，《人民日报》于1978年2月3日和6月13日分别作了报道。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这对本已十分贫穷的安徽农村，无异于雪上加霜。除长江、淮河外，全省绝大多数河川断流，土地龟裂，树叶凋落。由于秋季无收，秋后大批灾民离家乞讨，一片凄凉。
面对此情此景，1978年9月1日，安徽省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万里在会议上动情地提出：“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渡过灾荒。”经过讨论和激烈的斗争，安徽省委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将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
这是一项大胆的决策，是给广大农民下的一场及时雨。这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扭转了被动局面。特别是这一“借”，诱发了农民“包产到户”的动因。
18户农民秘密达成包产到户的协定安徽省凤阳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以凤阳花鼓出名。而自从出了皇帝朱元璋后，凤阳人民讨饭就同凤阳花鼓一样，闻名全国。有一首广泛流传的凤阳花鼓唱道：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牛羊，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花鼓走四方。
1978年特大灾荒后，凤阳人“走四方”更是达到了高峰。
与其坐等饿死，不如斗胆“包产到户”，哪怕为此坐班房也在所不惜。这是不得已的办法，是在饥饿中求生的办法。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终于迈出艰难的一步，闯入了禁区：“包”。1978年冬，“包产到组”的办法已在小岗实行。小岗全队共20户人家（包括两户单身），共115人，划分为4个包干组，后又划分为8个小组，每组只有两、三户，有的是父子或兄弟一个组，但仍矛盾重重，人心不齐。1978年12月的一天夜里，小岗生产队18户没有外出的农民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实行包产到户，并赌咒发誓要按他们达成的三条保证办。这封保证书是这样的：
1978年12月地点严立华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
关廷珠关友德严立苻严立华严国昌
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
韩国云关友江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
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
20个农民在保证书上按了手指印或图章（17个指印，3个图章）。这份保证书的标点符号不规范，都是打上一个点，可以说是没有标点符号，还有几个错别字。而这正是农民写的协议。
他们连夜抓阄分牲畜、农具并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分完了。
小岗的秘密还是很快就被外面知道了。但小岗顶住了巨大压力，并得以幸存下来。是年底，小岗生产队大丰收，全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3万多斤一下搞到12万多斤。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一斤粮食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队”，1979年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这是小岗人做梦也没有想过的事。
凤阳县委办公室当时写了一个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记叙了一些重要情况：
1月24日，正当小岗农民在紧张不安等待上级领导表态的时候，我们随同万里来到小岗生产队。万里下车以后，二话没说，挨家挨户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放到外边埋藏起来。万里看过之后，高兴地对小岗干部和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当有的社员说现在有人批我们小岗“开倒车”时，万里当即表示：“地委能批准你们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这对多年吃够‘左’的苦头的小岗农民，是个莫大的支持和鼓舞；他们听到万里这句话，高兴得快蹦起来了，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有的社员顾不上再与省委第一书记吐心声了，急忙回家炒花生。他们一边把炒好的花生送到客人面前，让大家共享丰收之果实；一边一把一把地往客人的大衣兜里装。此景此情，万里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语重心长地对随行的地、县负责人说：“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一位乡干部问万里：“别的地方要学习小岗搞包干到户可中”万里说：“可以，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哪个学都行！”万里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的这番话，像一股暖流注入农民的心中。人们满含热泪，衷心感激万里，称他是安徽人民的好领导！
小岗一年大变，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许多地方纷纷自行仿效，但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人民日报》发表了张浩的来信，一时群众中议论纷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也制定了关于农业的两个重要文件，即《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入文件强调放宽农村政策，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允许“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但文件仍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并将“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等同起来。甚至到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决定》仍明文规定：“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仍是一大“禁区”，但也开了一条小缝，毕竟允许了某些特殊的地方可以包产到户。而事实上，“包产到户”在一些地方已开始搞起来了。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的一封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读者来信。信中说，他最近到河南出差，在洛阳地区看到，不少县社，已经正在或将要搞“包产到组”，下一步要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信中说，如果从便利管理，加强责任心着眼，划分作业组是可以的，但“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也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那些干部、群众的担心是有道理的，顶着不分是对的，应该重视并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