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日起，代表们讨论政治报告共用了8天时间。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任务和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等。讨论时，代表们发言极为热烈，共有60多位代表发言，充分地表达了个人的意见。他们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这期间，有法国、日本、英国、捷克斯洛伐克、波斯（即伊朗）、美国等国的共产党代表向大会祝词。
蔡和森总结经验教训
6月22日，蔡和森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着名的理论家和宣传家，曾任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和六大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等职。他对党的历史十分熟悉。大革命失败不久，他就深刻地总结了党领导革命的经验教训，写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历史，即《党的机会主义史》。在党的六大上，他听了布哈林、瞿秋白、向忠发等人的政治报告和张国焘在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后，发表了自己对中国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的看法。
关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问题。蔡和森提出判断革命是高潮还是低潮，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要说是处于高潮必须具备4个条件：1、有全国的普遍性，非局部性；2、有相当的持久性，而不是今天起来，明天就会打倒，或者上星期起来，下星期就被打倒；3、运动发动于大城市，而且是城市工人的领导，非是单独爆发于乡村；4、我们的力量在阶级关系上可以对敌维持优势，使敌人不得不让步。
蔡和森认为，以上述4个条件来观察八七会议以来的形势，“不能说革命是一直高涨只是旧高潮趋于结束的过程”。他说“我以为应如国际代表同志所说现在革命形势既非高潮亦非低潮，而是两高潮之间的中间形势。”
他指出瞿秋白提出的“革命一直高涨的说法，是从“不断革命论”来的。接着，蔡和森对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发明的“不断革命论”进行了批判。
蔡和森明确指出：“大毛子”（指罗明纳兹）发明的“不断革命论”是“根本错误的”。它的特点是：第一，否认有中国资产阶级的存在，只认为有单个的资产者，没有整个阶级；第二，它否认中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作用；第三，从农民观点出发，认为“现在中国所有各省农民的怒潮的高涨，就是中国革命不断性最好的证明”，也就是说不断革命论是建筑在农民不断暴动的观点上的。
蔡和森批评了瞿秋白和张国焘对革命形势估计的错误。
他认为，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一直高涨”的说法，不符合辩证法。“因为革命潮流不会按照一条直线进行的”。这种说法“将使我们找不出斗争的要点，找不出每个革命转变时期策略运用的基点，哪时应进攻，哪时应退却，都无一定了”。
蔡和森指出，瞿秋白认为假如不说革命一直高涨，而说革命潮流处于两个高潮之间，会使有的人怀疑革命还会到来，因而产生动摇情绪，走上取消主义的道路。这种思想顾虑是不对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坚持“一直高涨”的说法，才发生了盲动主义，才使全党同志不知道应该怎样退却，致使革命再次遭受到重大的失败。
蔡和森说：张国焘“完全否认一切真革命形势”的意见，也是不对的。因为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有些地方，如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是有直接革命形势的。如果否认了这一点，就会走到右倾的错误道路上去。但像瞿秋白说的在全国范围内有直接革命的形势也是不对的。
蔡和森在谈到革命任务问题时，针对张国焘多次激烈地反对暴动的态度，直接面对面地质问张国焘。他说：“暴动的策略路线是不是要根本取消？这个问题要请国焘同志答复。”
张国焘当时只好回答说：“这个问题，我同意布哈林的意见。”
蔡和森又针对瞿秋白把暴动当作“夺取群众的方法”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现在说的‘暴动是要最后的打倒敌人，推翻敌人的统治，使统治阶级再也爬不起来，也就是说我们要获得最后的胜利。”他由此推论说，要使暴动获得最后的胜利，就不能继续做“不准备的暴动”，“只限于农民的暴动，盲动主义的暴动，命令式的暴动”。他又针对瞿秋自在口头报告时说过的“盲动主义的危险已经减了，请布哈林放心”这句话，发表个人意见。他说：“这是不对的，我的意见与他相反，我以为大会应与这新的危险倾向——盲动主义严厉地奋斗。”
蔡和森用较长的时间谈了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其中，他批评了鲍罗廷和罗易。
关于鲍罗廷的问题。蔡和森说：“老鲍主张反蒋，是老早就坚决的，而且，他是土地革命的最先主张者。”3月20日事件以后，只有他了解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中国党在那时还没有一个人懂得。“但最先觉得不能实行土地革命的，也是老鲍。”当时中心问题是倒蒋。他到了武汉后，深觉得倚以倒蒋的力量——唐生智之不可靠，以为在两湖实行土地革命即要与唐决裂，于是发生所谓西北学说。他看到资产阶级的叛变，看到帝国主义加紧干涉革命，所以他主张北伐，把冯玉祥接出来，到西北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因为西北是帝国主义势力较薄弱的地方。“土地革命等打下北京时再说。”
蔡和森认为鲍罗廷提出来的这种西北学说“乃是一种机会主义实际政策的大系统”。首先，这在实际上回避土地革命；其次，这是对帝国主义的让步政策。
蔡和森接着说：这是鲍罗廷与罗易联名提出一个“取缔一切所谓过火的群众运动”的决议。当时汪精卫、谭延恺等人都大骂群众运动，老鲍也跟着他们来反对。五大以后，罗易提出要把让步政策扩大到对于小地主和革命军人家属，扩大到取缔城市工会的专政倾向（指逮捕反革命及组织工会武装等）。这样机会主义就更彻底了。虽然到后来，罗易认为，目前存在着“反革命四面进攻的危机，现在只有反攻才是出路，……提出武汉总罢工，表示反对国民政府庇护反革命；枪毙许克祥；讨伐朱培德”等主张。但是，当他的主张遭到反对时，他就把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的秘密指示信，拿给汪精卫看了。终于使大革命失败了。
蔡和森最后说：我们固然不应该放松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同时尤不应该放松对“左”的盲动主义的批判。
从蔡和森的这篇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当时情况下，提出要从“左”、“右”两个方面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是非常可贵的。但遗憾的是，六大以后不久，李立三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李立三的“左”倾发言
6月23日，继续讨论政治报告。第一个在大会上发言的是作为广东代表出席大会的李立三。
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一向是比较“左”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认为中国革命形势“一直高涨”。前面说过，就是在斯大林讲中国革命是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时，他仍然坚持认为是高潮。在听了斯大林的讲话、布哈林、瞿秋白的政治报告以及蔡和森等人的大会发言之后，他的说法略有改变。
李立三在大会上发言说：关于革命形势高涨或低落的问题，我们必须把反动势力和革命势力的优点弱点及其矛盾的现象与发展的前途，加以详细的分析，然后才能得一个明确的观念。他的分析是：
关于反革命势力方面。帝国主义对中国压迫加紧了。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但“这正是他的将要灭亡的表现”。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到了中国更加严重地爆发出来。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力量最薄弱的地方。“或许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在中国爆发，完成冲破世界帝国主义的环锁”。另外，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消长，与革命势力是否高涨有密切的关系。假定现在革命群众的阶级结合，又开始了新的上升，那么帝国主义的力量将要开始下降。
豪绅资产阶级在对付工农群众时暂时结合了。但是他的内部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很多无法消灭的矛盾。李立三说：“我的观察，北伐达到北京便是他们的结合达到了最高点。过此便要开始他们的崩溃了”，“我觉得南京政府的倒台不远了”。
革命势力方面。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在广州暴动后，广东工人阶级的觉悟更加深了，离黄色工会更远了。“尤其是反日运动复兴以后，各处的工人运动又渐次复活起来”。“农民斗争的深入与扩大，无产阶级在农民群众的影响的加强，更是无需多举例证。”“最近兵士已走上了自觉的革命道路，并不如前此的原始的兵变运动。”
李立三对有人否认农民暴动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批评。他说：现在有许多同志，有一种轻视农民运动的倾向，以为这是中国几百年来便有的不断的农民暴动。这就是说这些暴动不是新的东西，对于整个革命运动没有大的关系。
这种倾向，比俄国的少数主义，还要危险得多。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太弱，如果不能取得广大的农民群众，那么革命是没有成功的可能。他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李立三认为革命势力内部的弱点主要是：工人阶级斗争组织的削弱；工农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党的组织削弱。李立三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的形势很明显地看出“敌人的矛盾正在发展，我们的团结正在上升，革命走上高潮的趋势，就是很明显的在前进在上升”，“所以现在的革命形势，在两高潮的中间时期是对的，但是他正超过他的下落的弧线而走向上升的曲线。”
李立三谈到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时特别强调：“夺取一省或几省的政权是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可能的前途，这是我们万不能忽视的。”
由上述可见，李立三并没有真正认识清楚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当时党的任务。所以，他在六大后不久，就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王若飞声明：“我不是陈独秀的代表”
6月25日，大会继续讨论政治报告。王若飞作了长篇发言。26日，他又在大会上发表了申明意见。
王若飞在会上讲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现时斗争形势的估量、过去的教训、上海工作的几个方面、目前的任务等问题。
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与前途问题。王若飞把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与中央报告中的有关这一问题说法，作了认真比较，认为二者不尽相同。共产国际指出：“中国革命目前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时期”。而中央则说：“中国革命虽对于所有民主的任务还一个也没有解决，按其本质还应继续民主革命，可是群众革命的斗争已经不能不超过民主革命范围，而在新的进步方面，往下发展，中国的革命应当很急进地解决自己的任务，由其继续的迅速的发展的途径转入社会主义的道路。”
王若飞认为：中央的解释确实含有现在革命已超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的危险。他进一步指出，中央的解释有三大缺点：一是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动力不十分清楚；二是忽视了中国半殖民地特征；三是轻视资产阶级的作用，以为现时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所谓领导权问题已不存在。
关于对目前斗争形势的估计问题。王若飞指出：“八七”以来，中央对于现时争斗形势的估量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或只片面地看到敌人统治的动摇，或只看到群众有革命的要求，或只看到乡村争斗的发展，或只看到一地方争斗之急进，便认为全国革命潮流是一直高涨，可以即刻暴动，这是错的。”
王若飞接着谈了1928年2月间江苏省委改组时，发生的那场“革命是高涨还是低落”的争论。他当时认为，“从历史上来比较，……革命是低落了！”“其他同志没有一个人说高涨的。”稍后，我们接受中央致江苏同志书上的一句名言“上海工作方针应该是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
王若飞表示同意布哈林对形势的分析，认为李立三对形势的看法“现在中间时期已完，已经开始向上的路线”是不正确的。他的结论是：现在的革命内容，已是进入新的苏维埃革命的阶段，然而现在争斗的不是自然的向上涨，而是要争斗去向上涨，我们的中心政治口号是工农苏维埃政权，我们的中心策略口号是“武装暴动”，现在武装暴动的中心工作口号是“向着群众”、“争取群众”。
关于过去的教训问题。王若飞以八七会议为界分为两部分来说。对于八七会议以前的机会主义。他首先表示，秋白说的“我们批评过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过去机会主义的教训，其次再说到责任问题，才能使同志更明了地懂得过去的教训，这个意见是非常之对”。
王若飞从机会主义产生的来源谈起。他认为机会主义来源于党的指导机关一方面缺少理论，一方面又脱离群众。他指出“因为中国党的理论太幼稚，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一直到现在，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还未十分弄清楚。所以在政治路线上产生动摇”，特别是“在每一个革命的转变当中，更表现出彷徨失措的态度”。同时“党的组织又保存绝对集中的形式，党的下级只是传达命令的机关，群众的意识不能反映到指导机关，不能监（督）指导机关”，这就必然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
王若飞在讲到机会主义的产生时说：加入KMT（国民党）的政策是对的，但当时对于“民族联合战线”这个策略并不懂得，对于“民族联合战线与阶级斗争关系”的分析已有“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三大后共产国际派吴廷康来指导中国革命。而吴同志根本不懂国际这一“联合战线”策略的应用及转变。吴一直到五大后才离开中国，所以他对中国工作是有很大影响的。
他继续说五大前后，罗易对于土地们题只采用政治没收原则，又起草了限制工农运动发展的“KMT及小资产阶级请问题决议案”。“马日事变”后，党发表宣言说湖南过火不是C.P.领导的，使退让政策进一步发展。后来，发表与国民党合作十一条，集机会主义之大成，终于使我们失去了武汉。
王若飞接着说到革命失败的责任。他说：“整个的指导机关都应负责，无论当时表现的‘左倾或者右倾，或者上午‘左倾，下午右倾，同样的是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同一样的是不懂得。不过独秀同志为总书记，当然他的责任要负得多一点。”同时王若飞明确指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对革命的失败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他说：还要注意的是，“历来派到中国的国际代表的幼稚与糊涂，中国同志是最迷信国际指导的，过去所以不能忠实执行国际的策略，由于国际代表之错误解释与错误运用有严重关系。”
王若飞进一步指出克服机会主义错误的办法：第一是要弄清楚工作的政治路线；第二是要改变过去“绝对集中”、“上下隔离”的组织形式，使群众的意识能反映到指导机关，能监督指导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