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查之后，法国警官开始了询问，李汉俊以房主的身份用法语一一作了回答。“你们开什么会？”“没有开会，是我请北京大学几位教授学生，来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为什么家里藏有社会主义书籍？”“我是教师并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这些书是作为研究参考用的。”“有两个外国人是什么身份？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是英国人，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谈谈学术问题。”接着又询问了在场的陈公博的职业，籍贯和来此事南等，陈公博也作了回答。
法国巡捕得知此处是李书城的公馆，而且又未发现政党活动的证据，气氛比开始时有所缓和。法国警官对李汉俊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大概有某种政治企图，但现时中国教育尚未普及，还谈不到什么举动，希望你们今后专在教育上下功夫，不要参与政治活动。随后，法国巡捕虽然带着一伙人离开了这所房子，但在四周却布下了暗探。关于会议期间受到搜查冲击的情况，会后中共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如下记载：“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是在深夜里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有一个侦探闯到了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不允许我们再继续开会了。这个侦探的到来，并没有给党带来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以后，很快地警察就突然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的一个不大的城市去。”
当晚12时左右，多数代表在渔阳里2号聚会，商讨下一步会议的安排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法国巡捕的侵扰，虽然没有使我们遭受损失，但是代表大会毕竟不能再在上海继续进行。为了党的安全，必须改变开会的地点。有人提出转移到杭州继续开会，但大家觉得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到那里开会并不妥当。后来，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会议可以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召开。嘉兴南湖，环境幽静，游人不多，而且距离上海较近，到南湖开会比去杭州更为适宜。于是，代表们确定会议不应拖延，要抓紧进行，明天就去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当晚，王会悟去上海北站，了解第二天开往嘉兴的客车班次与时刻。董必武后来回忆说：“在上海开‘一大，是在李书城（李汉俊的哥哥）家里开的。开会为什么被敌人发现呢？因为那时，外国人要到中国人住的地方是不大多的；国际代表马林走进去时有人就跟着走进去了。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开，是由李达的老婆王会悟（嘉兴人）租了两只船开的。”周佛海后来在一篇回忆录中也写道：“到了第六晚，为上海法租界包探侦知。正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忽来了一形迹可疑之人，闯入屋内，一望而去，我们知道不妙，随即散会……当晚十二时，我们又在陈独秀家开会，决定第二天赴嘉兴南湖开会。”
7月31日上午8时左右，代表们先后来到上海北站。经过法租界巡捕的侵扰后，大家警惕性有所提高，重视了会议的安全问题，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为了缩小目标免得引人注意，代表们分两批乘车南行。第一批由王会悟带着几位年纪较大的代表，先乘早班车出发；第二批由李达带着其余代表，乘后一趟列车续行。
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因过于引人注意行动不便，而未去嘉兴。陈公博先在李汉俊寓所受了一场虚惊，次日黎明前，他们夫妇所下榻的大东旅社住房的隔壁，又发生了一起骇人的凶杀案。
陈公博事后有如下记述：“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的41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的42号发生。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个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那知这件案子直到下午6点多钟方才发觉，那个凶手早已远逃……男子叫翟松林，女子叫孔阿琴，一个是洋行的侍役，一个是缫丝的女工。”当时，上海《新闻报》也对此事作了详细报道：“日前有一男子挈一妇女，至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投宿。该男子自称张姓，当赁定四层楼32号房间。迨至昨日（即7月31日）上午，张只身步出房外，意欲他往。该旅社茶役，因其未付房金，向索。张称妇人尚在房内，当不短少。言毕，扬长而去。至夜十时，犹未归来，茶役乃起疑心，设法将32号房门开启，进内见妇人已被谋毙……”7月30日晚发生了法国巡捕搜查“一大”会场事件，31日晨又发生大东旅社杀人案，一夜之间的两起事件，吓得陈公博不敢再在上海停留。31日晚即乘车去杭州，所以陈公傅也未出席南湖会议。
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王会悟在南湖附近的鸳湖旅馆定下两间客房。并托旅馆帐房代租一艘画舫。代表们来到后，先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王会悟还领了几个人到南湖烟雨楼观察周围环境，选择画舫划行的合适路线和停靠地点。准备工作就绪以后，代表们来到湖畔，通过摆渡的小船，登上了事先租好的画舫。“这是一艘比较华丽的游船，雕梁画柱，陈设考究。在宽平的船头上搭有凉篷，便于遮阳挡雨，观赏风景。后舱是供游客休息和船工夫妇住宿的。为了会议的安全，代表们带着乐器和麻将牌，并在中舱的桌面上备有酒菜，以游客的身份作掩护。王会悟则装扮成歌女模样，在画舫前舱放哨。
11时许，下起了小雨，游人渐渐散去，湖面上更为清静，会议开始了。这天的议程是通过纲领和决议，讨论党的成立宣言，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会议首先讨论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由于党的纲领问题已在上海的几次会议上作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此次着重讨论了党的今后工作部署问题，比较具体地研究了以工人运动工作为中心的各项实际工作。会议一致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决议。
会议接着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李达后来回忆说宣言草稿“有千把个字，前半大体抄袭《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接着说起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大意是说中国已有产业工人百余万，手工工人1000多万，这1000多万的工人，能担负起社会革命的使命，工人阶级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已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只有自己起来革命，推翻旧的国家机关，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没收内外资本家的资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得到幸福生活。宣言草稿中也分析了当时南北政府的本质，主张北洋封建政府必须打倒，但对于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也表示不满。因此有人说‘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但多数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政府比较北洋政府是进步的，因而把宣言中的语句修正通过了，宣言最后以‘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话结束。”因为讨论中对南北政府的看法有分歧和争论，会议确定把宣言问题交由即将组成的中央局处理。由于党处于秘密状态，《成立宣言》后来并没有公开发表。
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由于当时党员数量少，各地组织尚不健全，会议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下午6时左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当晚，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党的“一大”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由此宣告正式成立。
工运第一次高潮
“一大”以后，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各种产业工会，灌输以阶级斗争的精神，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
1921年8月，党在上海成立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张国焘任主任。随后，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相继建立该机构的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武汉分部（主任包惠僧）、广东分部（主任谭平山）和山东支部（主任王尽美）。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指导工人运动的通俗刊物《劳动周刊》，并在工人中开办文化补习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逐步提高工人觉悟的基础上，在上海、武汉、湖南、广州和北方的长辛店、唐山、张家口、济南等地，先后建立起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并通过大量工作，改造了一些旧式工人团体，揭露了资本家或政客、流氓把持的“招牌工会”，领导了工人的罢工斗争。
1921年7月20日，上海英美烟厂8000多名工人为抗议洋监工虐待工人举行同盟罢工。上海党组织派李启汉领导这场斗争。3周后，厂方被迫接受工人的条件，党首次领导的罢工取得圆满成功。此后，10月和12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胜利领导了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罢工、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罢工和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的罢工。同年11月，又在陇海线指导了全路机务工人的罢工。为了加强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同年9月，中央局在上海召开为期5天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发展工人运动的问题，并在11月发出通告，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要求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的同志，都要尽力实现这个计划。
1922年1月12日，香港的中国海员因不堪忍受外国船主和封建“包工馆”制度的双重剥削，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领导下，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港英当局先后以分化利诱、武力压制的手段进行破坏。3月4日，当罢工工人返回广州时，港英军警在沙田开枪阻拦，造成死6人、伤几百人的惨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号召全国工人支援香港海员的斗争。上海、长辛店和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津浦等铁路的工人纷纷响应，成立了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8日，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被迫答应海员增加工资、抚恤死难家属的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同年4月至6月，上海、广州、澳门接连爆发纺织、邮政、盐业等工人罢工，工人运动开始形成高潮。为了加强全国工人的团结，5月1日至6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全国12座城市100多个具有不同政治背景的工会代表173人，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接受中国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通过《八小时工作制案》、《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惩戒工界虎伥案》等10项议案。大会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都为全国工人组织的总通讯机关。
工人运动的兴起使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感到不安。6月9日，上海公共租界以“唆使工人罢工”为由，禁止《劳动周于Ⅱ》出版。7月18日，又查封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此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迁往北京，由邓中夏任主任，并趁直系军阀宣称恢复国会、制定宪法的机会，首先拟订了《劳动法案大纲》，发起劳动立法运动。《大纲》以保障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加劳动管理、劳动补习教育为原则，包括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缔结团体契约等权利；实行8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童工；保障劳动者最低工资等19条内容。这些要求，虽然遭到军阀政府的拒绝，但实际上成了工人斗争的纲领，推动了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8月，邓中夏领导京汉铁路长辛店3000多工人举行罢工取得胜利。在这次罢工的影响下，北方接连爆发京奉铁路山海关铁工厂和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京绥铁路全路车务工人罢工、正太铁路石家庄机器厂工人罢工以及开滦煤矿工人的罢工。其中，尤以1O月23日爆发的开滦煤矿5万名工人的罢工规模最大。矿方调集英国武装和中国军警3000余人前往镇压，工人卧轨截车，流血请愿，坚持了25天，在满足一部分条件后于11月16日复工。与此同时，南方的罢工怒潮也汹涌澎湃。7月，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8月，长江海员罢工。9月，粤汉路武长段、安源路矿和汉口扬子机械厂工人罢工。10月，长沙泥木工人、汉口英美烟厂工人、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儿月，上海日华纱厂、英美烟厂工人罢工。12月，湖南水日山铅锌矿及长沙手工业工人罢工。其中，以1.7万人参加的安源路矿罢工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
罢工高潮的兴起，奠定了建立地区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的基础。1922年9月，全国第一个地区性的工人统一组织武汉工团联合会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宣告成立，10月，改名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接着，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相继在长沙、汉阳诞生。
工人组织的大发展，引起了军阀政府的恐慌。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一向以“保护劳工”自诩的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禁止，并派兵包围会场与代表、来宾的住处，捣毁总工会会所。2月4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发动全路2万多工人为“争自由”、“争人权”举行总同盟罢工。3小时后，京汉路全线瘫痪。吴佩孚以威逼、利诱等手段进行破坏，均未得逞。7日，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吴佩孚调集2万多名军警，进行血腥镇压，50人被杀，300多人受伤，100D多人被开除或流亡。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暨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惨遭杀害。为了保存革命力量，9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曾发出同情罢工命令的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被迫联名下令复工。军阀政府先后查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各地工会，疯狂逮捕和杀害工运领袖。由香港海员罢工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这次工人运动，前后持续13个月，爆发大小罢工100多次，参加入数在30万以上。它极大地锻炼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但血的教训也使党认识到：工人阶级必须广泛联合各种革命力量，才能打倒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