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师沿临川、资溪、光泽、邵武挺进，由建阳直趋建瓯。副师长朱耀华率领十六团为先头部队到建瓯时，守敌见我们兵少，企图抵抗。我和戴师长一商量，率领特务连赶到城内，虚张声势，限其四小时内缴械投降，可以保证生命与个人财产的安全。敌人不知虚实，也慑于北伐军的巨大影响，便缴械投降了。与此同时，十七团在党城截击敌人，歼灭约3000逃敌。十八团在政和一带截击敌人。十八团团长刘风在打了一仗之后，没有抓住时机追击残敌，致使周荫人亲率的那一部分敌人得以从松溪、政和窜入浙境。戴岳对刘风再次贻误战机非常恼火，与我商量要撤他的职（当时条例规定，主官发布命令，必须有党代表附署）。刘风这个人不仅军事上不太听指挥，一再贻误战机，而且在政治上也很反动。于是我们便撤了刘风的职，改派洪汉杰代理团长。另外，敌驻闽北的何部三千余人，主动与我方洽降，被收编。至此，闽北之敌除周荫人所率一部得以逃脱外，其余全部被解决。
北伐军进入建瓯后，即逮捕了伪县长，解散了欺压百姓的保安、警察武装，帮助地方建立了县行政委员会，推选了委员。师部住在被接管了的帝国主义天主教堂里，并约法三章：不拉夫、不要饷、不强住民房。深受广大人民的欢迎。为了宣传和发动群众，师政治部在城北广场主持召开了庆祝北伐军胜利进军大会。这是每到一地几乎都要做的事。我作为师党代表，在会上演讲。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叙述当前国内革命形势、出师北伐的胜利经过，号召国民组织起来，为谋求自由、幸福而斗争。
1927年1月底，我师奉命离建瓯赴浙。临行前，我与戴师长开会向地方各界人士告别，并以师部的名义捐款2000元，倡议建设黄华山公园，以留纪念，并扩大北伐的影响。
在我师东下闽北助何期间，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日益表面化了。攻克南昌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力主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而蒋介石为了把持国民政府，却硬要迁都南昌。这场争论，使蒋介石的个人野心进一步暴露。1927年初，北伐军决定分东、中、西三路向长江下游进击，以夺取南京、上海为目的。四、八军为西路军，集结于湖北孝感、黄陂，监视河南张作霖军阀部队；二、六、七军为中路，沿长江人皖东下；一军为东路，由闽人浙北上；三军仍在江西为总预备队。蒋介石如此配置兵力也是出于一定的目的。自北伐开始以来，蒋介石的嫡系一军屡屡败北，在整个战场上声名狼藉。他要达到个人目的，不得不求助于他军。因四、八军与蒋间隙较深，势力较大，足以与蒋分庭抗礼，蒋就转而拉拢二、三、六、七军。与李宗仁拜把兄弟、让朱培德镇守江西。二、六军因与八军有旧怨，蒋也乘机拉拢，让其担任长江下游战场的主攻。当时，我党从全局出发，力图减少汪蒋间、蒋唐间以及各军间的冲突，以共同完成北伐大业。我们在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也是努力促进团结，以大局为重，同时积极发动民众，壮大左派势力，同蒋做必要的斗争。
这时，我师尚在建瓯，仍接受东路军指挥，参加杭州会战。由于友军作战不利，东路军退至衢州附近。孙传芳派孟昭月增兵反攻。我前敌指挥部决定在衢州附近一战。我师奉命经浦城、越仙霞岭。与江西过来的四师会合担任左翼，攻打水亭和诸葛镇。这也是一场鏖战，炮火昼夜不停。战斗又进行了一天，直到黄昏，才将敌人阵地突破，包围起来。但未等解决。总指挥部又命令我师迎击寿昌方面的白宝山、冯绍闵、刘宝题的部队。我们一直将敌人追击到皖浙边境。敌人是兵败如山倒。我们却似猛虎下山，何等痛快淋漓。此时，大军正会攻杭州。我师又折回遂安，人徽州，担任肃清外围的任务。
杭州即下，孙传芳的势力仅剩沪宁一隅。北伐军乘胜追击。中路军以七军为江左军，二、六军为江右军，加上一些新收编的地方军阀部队一起。与敌在南京外围展开了激战。这时，直鲁军张宗昌部应孙传芳的要求南下渡江增援。敌我相持，战争成胶着状态。我师从皖南经宣城、高淳、溧水向南京冒雨奔袭。连日来风雨交加，道路十分泥泞。3月19日，赶到秣陵关。军党代表李富春亲自赶到迎接，向我师官兵表示慰问，并满怀信心地鼓励我们说：“第六师赶到，南京指日可下。”第二天，我与戴师长一起到第一线视察敌情。发现敌人一线城垣阵地极为险要，仰攻不易，决定集中全部兵力出其不意袭击牛首山（也叫牛扁担山）东敌人阵地。突破以后，又绕敌侧背，前后夹击。迫敌退至二线。接着我师乘胜追击。攻占了雨花台。
3月24日晚，我二军、六军等部队先后入城，南京城终于被攻下。当晚。美英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侵害.下令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舶向南京开炮轰击，制造了“南京事件”。
第二天拂晓，我与戴师长率特务连在城内巡视，维持秩序，派哨派岗，组织南京市的卫戌工作。大概在一、两天后。我与戴岳在师部接到下关驻守卫兵的报告.说蒋总司令的兵舰泊在下关。我俩一面向军部报告。一面动身赶至下关。船不大，是一艘炮艇。人也不多。当时我们既不知蒋介石从哪里来。也不知要到哪儿去，只是感到总司令来得突然。我俩上艇坐了一会。蒋介石询问了几句南京市的情况，我们作了回答。我们请他上岸，他说有事要去上海，马上就走，不上岸了，让我们转告军领导：等鲁涤平等来到江边的时候，炮艇已离开码头走了。对蒋介石的这一举动，大家心里都很不快。因为二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对蒋的个人野心，鲁涤平他们都早有看法。这次路过南京而不上岸.更加深了这种隔阂，当时军、师领导人中就有“蒋对我们二、六军不放心”的说法。以后才知道，他急匆匆去上海原来是勾结帝国主义搞反革命政变的。
对于蒋介石的反动嘴脸，在当时我们都是有一些察觉的。过去在广州就听说过中山舰事件，北伐以来蒋介石的所作所为，都感到蒋这个人讳莫如深。增加了对他的反感。对蒋介石有可能要叛变。在党内有所议论。在党外，如与鲁涤平、戴岳他们交谈中也有所议论。记不清是在哪一天了，党中央派彭述之由上海到南京来。我们见面后，彭说有事要召集个会议。当时。李富春同志已离开南京。彭便让我做召集人。那次会议是我主持的。李六如、方维夏等军队中党的主要负责干部、江苏省委书记谢文锦同志和一些地方负责干部参加了会议.会上。彭述之介绍了上海的形势，总的意思是革命形势不错，但帝国主义还在联合，想内部分化我们，估计蒋介石可能叛变。党中央在上海采取了一些措施，组织了工人武装，力量很强大，并说有信心、有把握控制局势。但对军队和各地的党织怎么办，是否要准备应变。一点也没有涉及。
第二天，彭述之就匆匆忙忙地走了。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想到在那革命的紧要关头，党没有充分估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的危险性，没有领导全党采取果断的措施，组织从各个方面与蒋介石作斗争，只想以妥协投降来换取蒋介石的合作，以致在蒋搞突然袭击之时，我们党措手不及，从而断送了大革命的成果。
蒋介石到上海后，立刻和上海的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结合在一起，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他接受了帝国主义及上海买办资产阶级赞助其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大量经费。这样，蒋介石一方面纂夺了革命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又有了帝国主义作后台老板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援助.羽毛丰满。便加速了其反革命政变的步伐。他首先委派反动的白崇禧掌握江、浙两省的军事，接着又把黑手伸向了南京。他认为南京的二、六军不是自己的左舷右股。疑心将成为他投向反革命的一大障碍。于是采取阴谋手段，反拉为打。以扫除为目的。他先命令二军渡江追敌，名义上是继续北伐。实际上是调虎离山。接着，派其嫡系何应钦的一军薛岳师进驻了南京。遂在六军进行“清党”、缴械、改组。把二、六军彻底出南京。
当时，我们在二、六军工作的共产党员，根据党的指示。是努力促使二、六军倒向武汉国民政府的。林伯渠、李富春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我们下边的工作人员。也针对二军中的反蒋情绪.从侧面吹风。记得部队过宜城时，我与戴岳乘小舟。在船上谈心。当分析到北伐军的前途时。我说，孙传芳已成釜底游鱼。攻下南京是不成问题的。可虑的是蒋介石野心勃勃，肆意独裁.恐怕与革命不利。并透露了现在不少军、师领导人都在共商对策。戴岳亦表示同情和支持反蒋斗争。戴岳曾向鲁涤平建议与六军一起固守南京，与武汉方面联合讨蒋，但鲁以程潜赴汉，无人主持为辞拒绝了。
二军渡江以后，在乌衣镇一带集结。当时是北上还是回宁讨蒋，估计在领导层中不太统一。后来，武汉方面指示我二军回南京，协同六军卫宁反蒋。于是，李富春同志让我带几名同志返回南京，与江苏省委书记谢文锦同志联系，搞一部分船只，准备接二军渡江回南京打蒋介石。但后来武汉方面又改变了计划。要部队去武汉。时二军已北上，在津浦线与直鲁军展开激战。前锋打到蚌埠。二军孤立无援，蒋介石阴谋假直鲁军消灭二军。形势险恶，廷宕就等于坐以待毙。鲁涤平、李富春在前线召集师以上干部会，我党同志坚决主张讨蒋。鲁涤平等人也出于对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愤恨，以及武汉方面的老上司谭廷锴的召唤，一致通过移师西行，与武汉政府联合讨蒋的主张。当时在二军内部，国共两党虽然各自的出发点不同，但在共同讨蒋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于是，全军经全椒、含山、巢县、庐江、太湖向鄂东前进。
在此期间。我和军政治部主任黄鳌等八人在执行搞船的任务。我们先到了浦口，找到浦口船舶工会，把船只调集到江北，然后又渡江回到南京，找谢文锦同志研究部队如何渡江的问题。这时已是四一二政变前夜，南京的形势已是十分险恶了。何应钦的部队进驻南京后，把六军缴了械，正在实行：“清党”。我们几个也差一点被抓了去。南京已不能久留。我们得知部队已向武汉方面转移，便由南京南门出城，当天抵安徽当涂县。以后经芜湖、宣城、歙县、休宁到景德镇。路过景德镇时，正是一天中午。当地的反动民团排斥工农武装，发生了争斗，形势很紧张。工农武装被赶了出来，派人找到我们，要我们帮助他们。我们一行8人从南京出来，正憋了一肚子气。决心打他们一家伙，支持一下工农武装，同时也出出气。于是，我们8人以北伐军要夫子挑行李为名，进了民团团部，工农武装埋伏在外面。我们进去一看，团丁们正在睡午觉，一开枪，他们晕头转向，都仓皇逃跑了。工农武装乘机冲进来，把民团的武器都收缴了。
从景德镇到九江，听说部队在宿松、黄梅一带，我们便过江追上了部队。当时，军部和四、五师驻黄梅，六师驻宿松，奉武汉政府之命在此休整待命。在宿松天主教堂，我师召开了讨蒋大会。我与戴岳均在会上讲话，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提出“反对独裁”、“打倒蒋介石”的口号；群众激奋。军部在黄梅还举行了第二军北伐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中共中央赠送了挽联：“二军之功名已把吴、孙打倒了；吾辈之责任果能擒拿蒋、张么？”
不久，二军奉命开往武汉，我们从藕池口登船，到达武昌，担任武昌的卫戌任务。这时武汉的形势已经比较复杂。汪精卫表面上是左派，而在暗地里与蒋介石勾结，准备反共。军队中也比较复杂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斗争土豪劣绅的消息不断传来。二军中的军官不少是湖南的地主豪绅子弟，家里来人来信均很大地影响着军队。引起他们对农民运动的反感。部队中的政治工作阻力也比较大了。当时，郭沫若同志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文章，我们有的政治工作人员就拿着小册子在部队宣传，揭露蒋介石的叛变嘴脸。这在当时下级官兵中还是受欢迎的。但宣传打倒土豪劣绅，他们就有些反感，尤其在军官中。马日事变以后，四川军阀杨森与夏斗寅勾结，进攻武汉。
6月，鄂西战役开始。我所在的六师在仙桃镇将杨森部击溃，乘胜追击到沙市、宜昌。7月15日，汪精卫又叛变，宁汉合流，国共合作至此最后破裂。中共党员奉党的命令陆续撤离部队。撤离时是由党秘密通知分期分批走的。军里的李富春、黄鳌同志比我走的要早。不久我即接到党的通知去汉口。于是，我便与其他两名同志一起从宜昌乘一艘日本船到达汉口，从此便离开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开始是准备让我们去参加南昌起义的，后来又改派我第二次出国赴苏联，到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军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