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怎样由反对加入国民党而转为同意？国共合作孙中山为何一直坚持“党内合作”，是否与后来容共政策有关？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是有什么样的业绩支撑？党的“三大”为何改在广州而非上海？
共产国际的一月决议和五月指示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中指出：“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是双重的任务：一方面，它们要力争最彻底地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以求得国家政治上的独立；另一方面，它们又要利用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阵营内的种种矛盾，把工人和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特殊阶级利益而斗争。”还提出在这些国家中，目前所必须强调的口号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派陈独秀、刘仁静、王俊等组成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刘仁静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发言，报告了最近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在报告中宣布：“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事实上，在中共中央西湖会议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只有少数党的负责人，一般党员大都还没有加入。正如中共四大《关于民族革命运动的决议案》所说，“当时党中央虽然尊重国际的提议，而大多数同志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因此，在实际上国际的提议未曾实行。”直到1923年初，这种状况并无多大改变。据包惠僧回忆，这年2月初，在北京地区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在讨论到国共合作的问题时，除李大钊等少数人外，“北京区的多数同志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他们只有领袖，没有群众；只有高级干部，没有中下层干部，里面有许多堕落腐化的政客，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出革命的因素。我们同他们建立联合战线，既失掉了我们的阶级立场，又损害了我们的纯洁性。这就是国共没有建立联合战线以前，一般共产党人的见解。”
共产国际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对中国党很不满意。在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卡尔·拉狄克（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对中国党进行了颇为严厉的指责。他警告中国同志：“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要“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他认为：“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在中国都没有提上日程。遗憾的是，在中国甚至连全国统一和建立全国统一的共和国的问题，都还没有提上历史的日程。”“我们的任务仍旧在于，把工人阶级中正在形成的现实力量统一到两个目的上来：（一）组织年轻的工人阶级；（二）使它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客观革命力量采取明智的态度，以便组织反对欧洲和亚洲帝国主义的斗争。”
这次大会通过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明确地提出组织工农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的任务，并要求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很快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这个方针同在中国进行革命活动的马林和越飞的想法多少有些不同。为了申述他们的意见，马林和越飞联合起草了一个题为《我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工作的有关问题》的提纲，并由马林带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报告。他们在这个提纲中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要开展纯粹是共产国际的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些国家内阶级分化尚未充分进行，不适合开展纯粹的共产党的活动”。他们还提出，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统一，必须使中国最大的真正的政党国民党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苏俄的帮助只能给予国民党”1923年1月10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报告。次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布哈林等人起草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全文如下：
一、中国惟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
二、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
三、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
四、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
在这一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原有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五、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原有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
六、同时，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七、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
这项决议表明，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共产国际接受了马林和越飞的大部分意见，但决议强调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在这方面，同马林、越飞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通过上述决议的同时，还决定任命马林为共产国际东方部海参崴局（即远东局）第三号人物（前两人是片山潜和维经斯基）。
1923年2月初，马林回到北京，这时发生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和二七惨案。这次罢工失败，使共产党人得到深刻的教训。正像蔡和森说的那样：二七以前，工人运动处于勃兴时期，“我党同志当时都抱乐观态度，以为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可以马上成功。”二七失败后却不同了，许多党员由此得到教训，“工人阶级独立的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必要有各阶级的援助。”这就使许多党员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加以这时，孙中山对联俄联共表示了很大热情，国民党的党务也开始有所改进，中共党内对国民党的轻视心理也在逐渐改变。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共产党员中赞成加入国民党的日渐增多，“根本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只有陈公博、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几人及一部分广东与湖北的同志。”
共产国际一月决议传到中国后，中共党内大多数党员都表示赞成决议的原则。但在如何理解和执行这一决议，怎样估计国共两党的现状，加入国民党以后共产党的独立性应保持到什么程度，为发展国民党而进行的合作要达到什么程度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共党内还存在许多分歧。为了解决这些分歧，确定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还在1922年10月，中共中央已由上海迁至北京。二七惨案以后，北京政府加紧对革命力量镇压，下令通缉马林、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于是中共中央被迫迁回上海。但上海对革命力量的迫害也很严重。1923年春，孙中山已经回到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在那里，革命力量可以公开活动，因而中共中央又由上海迁到广州。
二七惨案发生后，马林对中国的工人运动悲观失望，对中共的力量更加轻视，因而准备依靠国民党，主要在南方开展民族革命运动。他要求共产党人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一切工作，包括工会工作，并认为“共产党的旗帜在长时间内不能用于工会宣传”这种意见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非议，在共产国际领导人中也有争论。
1923年3月，维经斯基在给马林的一封信中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否应无条件地支持孙中山？为什么国民党对于罢工被镇压没有提出抗议？为什么它没有反对对于学生的粗暴迫害？”他在信中还对马林要把中国共产党中全部积极分子迁至南方的想法提出异议。他说：“我认为汉口、上海以及目前在北京也绝对需要一些积极的同志。据中国报纸报导，罢工的气氛目前显然远未消散，在最近的将来，华中和华北也许将成为新的罢工区域。”
1923年5月24日，共产国际又专门发出一项《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作为对同年1月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的补充。《指示》全文共13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
二、因此，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
三、所以，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宣传工作和真正实现下述土地革命口号，才能达到此目的：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庙土地并将其无偿分给农民；欠年不收地租废除现行征税制度；取消各省间的包税和税卡；废除包税制度；铲除旧官僚统治；建立农民自治机构，并由此机构负责分配没收的土地等等。
四、……只有给反帝战线的口号找出土地问题的根据，我们才能有希望取得真正的胜利。
五、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政党。最近的工人运动事实（大规模罢工）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极大意义。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
六、……我们对民族主义的国民党的基本要求，应当是它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工人运动。
七、在孙中山与北洋军阀内战的问题上，我们支持孔中山。
八、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在孙中山军队占领的地区，必须实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没收土地政策，并采取一系列其他革命措施。……
九、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内部竭力反对孙中山与军阀的军事勾结。……
十、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别是孙中山）发生类似的倾向，中国共产党应当要求尽快地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
这个指示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献中，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指出了巩固共产党、聚集工人阶级力量的必要性，特别是反复强调了争取农民同盟军的极端重要性，并初步提出了现阶段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纲。所有这些，都是共产国际在四个多月前通过的一月决议中所忽视的。五月指示正好弥补了一月决议的缺陷，可惜这个指示几经辗转，直到7月18日才传到中国。那时中共“三大”已经闭幕近一个月了。因而五月指示的精神，在这次大会的文件中没有得到反映。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6月12～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现在的恤孤院路）的一所两层小楼里召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30多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19人，有发言权的10余人。来宾和非正式代表10余人。参加大会的除了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和广州各地的代表以外，还有浙江、山东、满洲和莫斯科的代表。这次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党员400多人，共产国际的代表也参加了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主要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讨论的依据是共产国际的决议。”
三大的代表们依据共产国际的一月决议，热烈地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讨论中，大家都表示赞成这个决议。对决议的原则似乎并没有提出什么不同意见。但是在如何理解和实行这个决议的问题上，却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
关于争论的具体问题，有关当事人有各种记载和回忆。据马林记载，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问题：国民党正在从事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我们是否应集中力量从事这项特殊任务？中国资产阶级是否尚有革命作用，抑或一切依靠工农？蔡和森则说：“在第三次大会所争论的主要点：第一是否保留产业工人组织的问题；第二国民党是否是中国集中的和惟一的政党。”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大会争论的问题共列举了六条：第一，对国民革命是中心任务如何理解？第二，对无产阶级的力量如何估计？第三，对国民党如何看待？第四，共产党员要不要全体加入国民党？第五，对国民党的批评如何掌握？第六，在工人群众中要不要发展国民党的组织？
从上述资料来看，在“三大”会上争论的已经不是共产党员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对于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已经不成争论的问题”。这次会上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共产党员要不要全体加入国民党？要不要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尤其后一问题，更成为争论的焦点。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指出：“到了第三次大会（1923年），才重新正式决定本党同志有加入国民党的必须，又决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并到劳动群众中。当时党中已无人反对加入国民党及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唯有大部分同志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参加国民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的危险”。正是围绕着上述问题，在“三大”会上，出现了完全对立的两派意见。一派以马林、陈独秀为代表，主张共产党员应全体加入国民党；在工人群众中也应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另一派以张国焘、蔡和森为代表，反对全体共产党员都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所以发生这种争论，是由于双方对中国的阶级关系和国共两党的看法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这些分歧在讨论中都反映出来了。
张国焘在大会后不久，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的一封信中，报告了双方的分歧所在：
马林的观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