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月市，口地的与亚洲海洋竞争，并完全显示出它的区位优势。随着1571年西班牙海洋势力从太平洋西进亚洲占领吕宋，一条以马尼拉为中转，联结月港和墨西哥西南港口城市阿卡普尔科的航线，使亚洲东部的海洋社会经济圈和拉丁美洲市场迎面交汇，着名的大帆船贸易由此产生，月港商船每年运载着成千上万的漳州商人跨越那片黄金水域；吕宋有近30000名漳州商人在那里从事贸易活动而在更为遥远的墨西哥，大约有18000人从事丝织品制造，其原料很大一部分来自漳州。当经过漳州工人的手摩挲过的如肌肤般柔软的丝绸，在万里之外的欧洲上流社会仕女身上随风婆娑的时候，美洲的白银带着悦耳的音响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商人的钱库。
从明朝中叶到明朝后期，漳州商人扬帆于亚洲水域各个港口，以激流勇进的姿态，迎来他们的黄金岁月。
海商们以超乎前辈的通达追求和持有财富，而他们在航海生涯中锻造的开放、拼搏、冒险、自信，让欧洲人看到一个充满海洋精神的福建，并由此形成对完美大气的中华帝国的最初想象。
维青土之广斥兮，达舟楫乎淮扬
跨闽越于岭表兮，抗都会于清漳
尔清漳之错壤兮，旁大海以为乡
屹圭屿于柱砥兮，跻二担而望洋
浩荡渺而无际兮，汗漫汛而弥茫
天连水而倚镜兮，万顷漾其汪汪
浩瀚骇其恢廓兮，日景指乎扶桑
——（明）郑怀魁《海赋》
这是明代漳州诗人郑怀魁眼中的大海，气势磅礴，如日之升。一泻千里的浩瀚铺排出东方大港无与伦比的辉煌。那种南走交广、北涉京师、东望普陀、西企海市，一揽东西二洋的胸怀，使海商们的出航如同帝王仪仗般规模浩大，遮天蔽日的樯帆之上是招揽天下财富、吐纳四海珍奇的雄心。当如梦似幻的海市胜景在金鼓棹歌的推动之下，徐徐扫过16世纪的汪洋，来自漳州海滨的士大夫郑怀魁开始了他如痴如醉的咏唱。他咏唱海商的“捐亿万，驾艨艟，植参天之高桅，悬迷日之大篷，约千寻之修缆”的霸气、“触翻天之巨浪，犯朝日之蜃楼”的豪情和“持筹握算，其利十倍，出不盈箧，归必捆载”的欣然。那是一个士大夫以对阿房宫一般的景仰对一贯被自己视作末流的商人阶层所创造的商奇的。
16世纪，中国的海商们终于等到有人愿意为他们前仆后继投身海外贸易的热情进行毫无掩饰的讴歌，士大夫们从蜂拥而入的海洋之利带来的乾坤旋转，认识到海商们无畏的人性尊严，并且对他们在冒险生涯中所追求的感官愉悦也持认可的态度“南薰兮日希，束装兮言归。回樯兮心嬉，反棹兮乡闾。海不扬兮魂飞，入门庭兮释衣。于是着轻绡、跃骏马、缛文茵、拥娇冶……”
海外贸易的合法化使人们对财富的拥有持通达的态度。
态度的，有在为的生的。
城内百工鳞集，机抒炉锤交响。建筑也极尽华丽，甲第连云，朱甍画梁，负妍争丽。人们用巨大的石头作材料，精工精琢，追求尽善尽美。有时你刚走进一片穷街陋巷，忽然有漂亮的大厝的屋脊，如燕子一样飞出矮墙败屋之间，使一个平凡的春天，充满了灿烂的颜色。
士大夫们或许还把自己的生活想象成明代家具那样简洁流畅，满是书卷气。而海商们追求的是富丽热闹，就像他们为自己建造的违制大厝。
海外贸易使漳州到了晚明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进出口港市，月港成为中国海上贸易中心和海外产品输入中国的中心。
因为明末漳州建立起广泛的市场联系，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手工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制糖业，在国内地位举足轻重烟草，来自美洲的作物，传入中国后广为种植，又成为一项出口产业茶叶，虽出产不多，却是武夷茶新制法的发源地；自己不产象牙，但是，牙雕是世界级制作中心与销售中心外销瓷，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形成前工业化时代的标准化、批量化生产基地船舶，造得比官船还坚固。
善于模仿是漳州开放性的一种表现。苏绸、胳绸、安达卢西亚的花布，都能在漳州被仿制。细腻柔滑的天鹅绒一安徒生童话里国王与公主们的饰物，在中国，它的本土化名字是“漳绒”。奢华成为一种风气，各种精致的工艺品，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品质。牙雕、铜器、锡器、枕、描金漆杯、纱灯、木屐、玻璃、五彩石、假山石、水晶器……极尽淫巧。强大的物质创造力，使漳州成为着名产业集中地，其利润取自天下。
16世纪，这座中国最富裕的城市，如此靡丽，如此生机勃勃，就像那时的流行戏剧和市井小说，或者《十日谈》描绘的世俗乐园。人们开始用马可·波罗似的笔调来描绘月港：商贾们来自遥远的吴会，华夏最美好的货物汇聚到这里，珠玑象犀，家阗户溢鱼。
财富的快速增值改变了人们对原有生活的理解。白花花的里亚尔，不再用来作窖藏，以等待不急之需，而是用来修饰自己的生活和梦想。市民少了一些贵贱之分，人们衣着华美，言行透着自信，一些华胄贵人，反而是低调了许多。而道路上冠盖相望，你已经分不清是谁家子弟。当人们穿着质地良好的棉布或丝绸做的长袍，走在马尼拉的街上，无论男女，外表轻松、态度诚实谦虚、言行机敏干练，决不会靠几瓶烧酒、一串玻璃项链就想换取人家土地。他们是那里最值得信任的一群人。
这种平等的气氛营造出公平交易的商业环境，贵人、士绅、平民开始淡化彼此之间的森严等级，而财富成了勾连彼此关系的链条。至于享乐，仅仅是一种嗜好，并不算陋习。音乐和美酒，可以消磨美好的时光。
致富不再通过省吃俭用、子孙传承的积累，而是依靠借贷这种融资方式去海外市场博利。千金散尽还复来，还有谁不眷恋五花马、千金裘的快意时光呢。所以，那些公子少爷斗鸡走马、吹竹鸣丝、联手醉欢，虽然游手好闲，不过在士大夫们看来，也只是鼓吹盛世、点缀丰年的一些寻常举动，一笑而已。
所以，人们生来必须去做贸易。他们通常作为商人离开家，而不是士兵，或者政客。如果不是商人，那么至少，在为做一个合格的商人而努力。当中国大多数人，还一辈子生活在村，城市只是遥远的梦，而漳州商人，却已经像希腊人、迦太基人或罗马人那样泛舟海外，从财富中嗅取荣耀的气息。
在这样朝气蓬勃的环境里，商人阶层崛起了。
财，是的，人们在力游。大纨就是这样在漳州踏上不归路，朝廷税监高案就这样在海澄丧失胆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只是一群追逐利益的商人。1626年，为了解救在苏州深陷囹圄的同周起元，三日之内，他们捐资十万两白银。当时，大明王朝二品尚书的年俸不过152两，而任过十年首辅的张居正死后被抄没的财产也凑不足这个数。天晓得，他们和那个决心赴死的东林党人是否沾亲带故。
文化精英和商人阶层仿佛同生共荣。从明万历元年起至明亡这77年时间，漳州产生进士是全国平均值的3倍多，这是漳州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道景观。
财富让士大夫们的观念迅速发生变化。并不是只有郑怀魁在独自咏叹，张燮、蒋孟育等，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漳州七才子”，无一例外地发出来自肺腑的赞叹。
袁业泗，《漳州府志》的作者，毫不掩饰对花钱如流水的行为的欣赏。在他看来，生活奢华只是将H业利润还之于民。消费，那是对社会的贡献。一家繁费，十家取之，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是天道。他丢开秃笔质问：那些将社会资源尽数收藏任其发霉的土财主，对世人有何益处？
商业文明塑造出一种有别于中庸之道的人文性情。王世懋在《闽书疏》里这样评价：
漳穷海徼！其人以业文为不赀，以舶海为恒产，故文则扬葩吐藻，几埒三吴武则轻生而健斗，雄于东南夷，无事不令畏人也。
海商们以超乎前辈的通达追求和持有财富。他们泛舟四海、吐纳财富，显出《海赋》所描写的那般纡徐大气。每年数百万两价值的国内产品和上百万比索的墨西哥白银，经过他们的船流进流出，使他们能够在拼却性命博取财富后安然享受生活的欢愉。而他们在航海生涯中锻造的开放、拼搏、冒险、自信的形象，让欧洲人看到一个充满海洋精神的福建，并由此形成对完美大气的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