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轮台罪己:汉武帝
9649600000010

第10章 历史评价

汉武帝是第一个奠定中国辽阔疆域的皇帝。千古一帝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秦王朝,但是,秦帝国的版图不过是汉武帝时代版图的二分之一。汉武帝对匈奴用兵四十四年,如此大事武功,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执政。其时匈奴气焰嚣张,西域神秘莫测。汉武帝绝不能忍受乃父乃祖的“和亲外交”,忍气吞声,换取短暂和平。他有足够的财力和人力,持久的雄心和野心,去征服、去开拓。汉武帝即位第二年,即建元二年(前139年),派遣张骞出使大月氏,希望借此形成反击匈奴的战略联盟,压缩匈奴的生存空间,实现对匈奴的战略包围。年仅18岁的帝王竟有如此眼光,历朝历皇,谁可比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千古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中原汉族政权力量延伸到了今天新疆以西。

即位第八年,即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第一次运筹帷幄征战匈奴,马邑之战失利。但是,短暂的失利,丝毫不能影响24岁天子的征战豪情,反而促使汉武帝破釜沉舟,毅然抛弃汉王朝施行近七十年的和亲国策,全力出击匈奴!变和平体制为战争体制,弃祖宗制度启现实制度。其间的勇气和魄力,令人赞叹!

汉武帝曾在一篇求贤《诏》中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篇踌躇满志、殷情恳切的求贤《诏》,收录在萧统《文选》中,千百年来,英雄传诵,志士吟咏。当年汉武帝以此“广延天下人才”,今日反观汉武帝一生功过,此语更是恰如其分。汉武帝之所以立下非常之功,皆因他就是非常之人。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汉武帝曾打算亲自教霍去病兵法(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霍去病虽未学,但可见汉武帝深通兵法,这是他成为卓越的战略军事家的基础。

论及汉武帝一朝的军事战役,人们往往言必称卫青、霍去病、李广,没有人注意到璀璨四射的将星、帅才背后,远在庙堂之上,那位足以与西方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相匹敌的最高统帅——汉武帝。

当年,汉武帝决意改变祖制、对匈奴开战,韩安国、汲黯等前朝老臣,公孙弘、主父偃等当朝新锐,纷纷高唱反调。群臣应者寥寥,首战无功而返,年轻的总指挥却岿然不动。此后,河南之战、漠南之战、漠北之战,对匈奴作战的三大重要战役,都由汉武帝亲自决策部署,选将调兵。至于具体的用兵时间、出兵地点、兵力部署、攻击方向,汉武帝都事无巨细,总揽无遗。

与此同时,汉武帝又剑指东方、南方、东南方、东北方,使汉朝的势力到达今天西方的中亚,西南的云贵川,东北的黑吉辽,南方的海南与福建,勾勒出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框架。

但四十四年旷日持久的征战杀伐,毕竟劳民伤财。对于汉武帝的军事外交战略,司马迁也非常矛盾。《史记·匈奴列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少数民族史,司马迁给匈奴立传,把匈奴看作炎黄子孙之一,表达了他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定位:这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一场悲剧,战争使双方付出了极高的代价。虽然当时的汉帝国还无法形成统一的多民族背景,两个民族最好的办法也应该是和平相处。可惜,到了汉武帝时代,和亲政策已走入绝路。不得已而对匈奴用兵,司马迁对此是理解的;而战线越拉越长,汉武帝偶有任人失当,司马迁也是痛心疾首。

为了宠幸李夫人,汉武帝任命李广利为将军,率领数万人出征,讨伐大宛,不过艳羡其汗血宝马。结果,打了两年,军队损失五分之四。如此轻率,可谓草菅人命!

时间是抚平创痛的良药。和平年代,人心思定,我们早已无法体察战争带来的切肤之痛,所以,今人的评价理智多于感情。而两千多年前,司马迁与天下百姓一道,亲历家园变废墟,一代史家的良心,使司马迁不可能面对战争之害无动于衷,必然会对汉武帝连年征战,导致民生凋敝有所批评。

同时,汉武帝也是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中国思想文化的皇帝。

一统江山容易,聚拢人心困难。秦皇汉武深解其中三昧。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窦太后去世前,汉武帝就暗度陈仓,设立五经博士,为尊儒打基础。即位之初,汉武帝迫不及待,举国推选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一位寂寞书生董仲舒,凭《天人三策》,石破天惊,脱颖而出。从此,本为民间一家的儒学被指定为官方思想,与政治、皇权紧密相连。据此,汉武帝创建太学、乡学,设立举贤制度,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官制度。秦代至汉初,选拔人才用的是军功爵制;到了汉武帝时代,逐渐转变为察举征辟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大汉人才匮乏的局面。

文景崇黄老,宽厚无为,垂拱而治;汉武帝则一反祖宗定法,尊儒术以约束官吏,效法家而严惩贪官,王道霸道,交错为用。而其中尊儒兴教,首立太学,尤予后世以至深影响。倘非此举,儒家学说何以成“教”?倘非此举,华夏文明何以存续?倘非此举,学而优则仕何以体现?

儒家对中国政治:以人为本,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独尊儒术”让人们都懂得礼义教化、精忠报国等一个臣子应该做的事。儒家对人才素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把“道德”作为衡量一个人品质的标准,将“从政”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途径。汉武帝时代,对应内在的儒家统治思想,就是中央集权体制。秦始皇首创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秦朝短命,未能设计一整套执政方针。西汉王朝,到了汉武帝,彻底肃清了诸侯王分裂势力,巩固了中央政权。

对此,司马迁击节称道。《淮南衡山列传》中,太史公曰:“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

秦朝实行郡县制,不王不藩,是真正社会政治学意义上的封建体制。刘邦建汉,首封异姓诸王,后封同姓诸王。从政治体制的发展着眼,无疑是一种社会的倒退。继而,吕后大封诸吕,终酿祸乱。因此,到景帝一朝,乃有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上接秦始皇,行郡县以推行国家政令,此后两汉四百年,虽有外戚、党锢之祸,但无藩镇之患。

不仅如此,汉武帝在强化中央集权上多方探索,利用酷吏打击权贵即其大手笔之一。打击不法豪强与贪官污吏,势在必行。但是,酷吏政治走到极端,难免会带来各种后遗症。司马迁对此直言不讳:“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汉武帝称赞这样的杀人魔王,提拔他担任中尉,赐予更多的生杀大权。惨遭宫刑、深受酷吏之苦的司马迁,能不有非议吗?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

征和四年(前89年),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这就是《轮台罪己诏》。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

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舆论中心,汉武帝无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错,也会下“罪己诏”,公开认错,展示明君姿态。直言敢谏的汲黯曾批评汉武帝:“皇上杀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宽恕,这样搞下去,天下人才早晚都会被杀光。”汉武帝不为所动,漠然一笑:“何世无才,只是人主没有识得人才的慧眼,如果能够辨明人才,何必担心天下无才?”

就是这样一位视人才如草芥的汉武帝,另一方面又极端地爱才、惜才。封建专制体制下,人才使用有两大陋习:一是任人唯亲,只用自己熟悉亲信的人;二是论资排辈,必须按“三十九级台阶”,一级一级往上爬,不能“乱”了规矩。而汉武帝一不会因言废人,只要有才华,如主父偃持不同政见,汉武帝照样求贤若渴;还敢于破格提拔,只要有能力,如卫青为家奴出身,汉武帝竟然破格提拔。

不仅如此,汉武帝甚至摒弃正统,容纳异类,慧眼发现东方朔,将庄严的朝堂变成一个充满温情和快乐的休息室,君臣之间宛如玩伴;同时,他不以狎亵而丧失原则,对东方朔的诤言击节赞叹,言听计从。

他初读《子虚赋》,即大为倾慕。得见作者司马相如,如获至宝,让他享受与自己同等的写作待遇。能识人、能容人、能用人,汉武帝千古无二。秦始皇、汉高祖视文人为腐儒,唐太宗、清高宗或能知人,终究雅量阙如。

汉武帝备受误解和争议的,就是对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施以宫刑。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褒有贬,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对他的文治大加赞扬。班固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班固绝口不提汉武帝的武功,表明对汉武帝的武功是有保留的。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表扬、批评兼而有之:“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