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卷四·田七郎﹀看蒲松龄的侠义思想
虽然蒲松龄是生活在清朝的文人，但是他却深受陶渊明在︿咏贫士﹀中赞美荆轲时那种”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的豪迈精神影响。如果通读整部《聊斋志异》，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蒲松龄身上有着浓厚的侠义崇拜思想，而《聊斋志异》，就是在他的崇侠心态下，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慢慢写成的。
在这部小说中，蒲松龄塑造了众多的侠义形象，表现了丰富的侠义观念，而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就是︿卷四·田七郎﹀。从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蒲松龄应该是继承了司马迁的侠义观念，因为他自己在︿卷六·聂政﹀中就曾经以异史氏的口吻表示过：”我读过刺客列传，只敬佩聂政。他不顾自己的生命来报答知己，有大义之气；在众目睽睽之下刺杀当朝宰相，有专诸的勇猛；事成以后自毁容貌，不连累骨肉亲人，有曹沫的智慧。至于荆轲，没有能力刺杀无德的秦始皇，使他能够断襟逃脱，而自己却自取灭亡。他轻率地借了樊于期将军的头，又什么时候才能还哪？荆轲这个千古的憾事，却要被聂政所嗤笑了。”从这段话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蒲松龄对侠以及侠义行为的界定，对侠的职责与作用的理解，都有独特的认识。
蒲松龄的侠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是一定要做到施恩拒报，受恩必酬；其次就是扶危济困，舍己利人；第三就是对友重义，患难与共；第四就是有怨必雪，有仇必复。由此可知，蒲松龄侠义观念的核心就是利他精神。而这一思想的最杰出体现就在︿卷四·田七郎﹀。
在这篇小说里，蒲松龄创作了一个和《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聂政极其相似的侠客形象：田七郎。在︿卷四·田七郎﹀中，武承休因为受到梦中人的指点，知道自己将有大难，而能够帮自己解除危难的，就是猎户田七郎。于是，他特意去结识田七郎，却受到田七郎母亲的阻拦。因为田七郎的母亲也是懂得相面的老人，居然从武承休脸上看出他一脸晦气，很快就会遭受大祸。所以她不让自己的儿子接受武承休的恩惠，以免将来得用生命来回报。但是一切彷佛都是命中注定的，在武承休被拒绝之后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田七郎命运的事情：因为打死人命而被捉入狱。这就又给了武承休结纳田七郎的机会。因此，武承休透过自己的关系，将七郎从监狱中解救出来。到了这时，田七郎的母亲也无可奈何了，只得感叹地说：”子发肤受之武公子，非老身所得爱惜者矣。”
如果说在这件事情以前，田七郎还没有把”义”字放在自己心间，那么从此以后，他就已经把自己看成是武承休的人了。滴水之恩，当涌泉以报，这本来就是中国传统侠义观念中很重要的一点。后来武承休真的遇到大难，因为受”义”字所驱使，田七郎只能用自己的生命来回报对方。当然，田七郎也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回报，但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猎户，没有钱财也没有权势，对他而言，最珍贵的只是生命，所以，他只能用自己的生命来回报曾经接受的恩情。
在故事中也可以看到，田七郎和武承休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而且这种不平等还贯穿了整个故事的始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两个人是站在不同的社会地位上，正如上面所言，对田七郎而言，他所拥有的只是生命，当他需要回报武承休的时候，他也只能用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生命来回报。而他所欠武承休的恩情是什么呢？就是武承休在他家庭困难的时候所给予的金钱帮助。
如果我们在这里不把这件事情理解为双方侠义精神的互相回报，就可以非常理性地分析出这个故事中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了：武承休只不过是用自己的金钱预先购买了田七郎的生命，就像我们现今在银行里存钱一样。这是很保险的，一旦我们需要，随时可以支取，如果没有需要，那就放在银行里好了，反正还能生利息。而且对武承休而言，他丝毫也不用担心田七郎会忘恩负义，因为这里有他们最为看重的”义”字。这个”义”字会保证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境地，他都能随时随地收到他所应该收取的回报。而故事的发展也正好真实体现了这一思想。
在︿卷四·田七郎﹀中，还有一个情节值得我们大家注意，那就是武承休之所以知道田七郎会帮助自己解除危难，是在睡梦中出现的仙人告诉他的。不然，他那样一个有身分地位的人，根本就不会去关注一个普普通通的猎户。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这个故事就会发现，这里面还出现了一个侠义观念的重要前提：作为君子，你必须为人所知，如果只是默默无闻，那你就空有一腔报国或报人之志。在小说中，蒲松龄之所以要设计武承休是在梦中受仙人指点，然后才知道应该去结识田七郎，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侠义精神的最佳体现之一，就是回报别人给予的知遇之恩，至于这个回报的代价是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在中国的传统中，”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已经为他们做出了选择，而他们真正需要做的，只是选择恰当的时机做出自己应该做的行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