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见对方的大阵仗，朱元璋的随从中有人竟先害怕起来，转头想要回去。朱元璋自己心里也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既然来了，不成功就必然是失败，要么全功而返，要么留下脑袋。
形势容不得他多想。他喝令众人：现在他众我寡，形势未明，大家先别慌乱，且随他们进营中去看看究竟，然后再作定夺吧。
然后他打马上前，高声喊道：“我等奉郭大帅之命前来与你家主帅商议大事，请各位进去通报一声！”
不一会儿，对方主帅刘某出迎。
客套过后，刘某即言归正传：“诸位远来，郭公必有所交代吧！”
朱元璋亮明了身份，接着便说：“来时大帅已有交代，说与刘帅有旧。听闻您军中乏粮，心里很是着急。而今，又风闻有别处的贼寇想要来攻打咱们寨子，大帅特派我前来通报刘帅。如能和我部合兵一处，那请随我一同前往濠州；若有他意，也请移营他处以避贼锋芒……”
朱同志这话说得很圆滑。濠州庙小，并不是谁都甘心往里挤的，人家先前只是探路而已，所以，话不能说满。
既然郭大帅如此给面子，刘某当面也不好拒绝，伸手不打笑脸人嘛。于是他便先许了诺，又请朱元璋留物为信。朱元璋便解下佩带在身上的香囊递给了对方，对方则好好款待了大家一番。
饭毕，刘某对朱元璋等说：“那就先请兄弟们回去报告郭公吧，待我军收拾好行装，一定前往濠州！”
朱元璋只好准备回去，但他又觉得对方还有几分犹豫：既没有确切的开拔日期，又没有确定何时会合，更没有派几个有分量的人先行一同回濠州，打点前哨……所以他很不放心，便把费聚给留了下来，让他在这边先等候消息。
情况果然有变。
三天后，费聚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告知朱老大：“朱公子，不好了！事情恐怕有变，看样子那边还有别的打算！”
朱元璋一听要坏菜，当即就点起了一支三百人马的精壮队伍，直奔定远。到了那里后，他就跟刘某说道：“刘帅，我们知道你们是被人欺负过的，这大仇还没有报。今日若草率从咱去了濠州，恐怕心里还会耿耿于怀。这样吧，让咱先帮你们把仇给报了吧！”
表面上看来，朱同志是一腔热情，刘某不好拒绝，但他心里明白：三分是想替你报仇，七分在以兵相迫。
于是，他们只好口头上应承下来，私底下却开始对濠州这伙人加强了戒备。
面对老刘的牛皮糖政策，好言好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恐怕是不能奏效了，看来得来点硬的。但这是在人家的地盘上，又只能智取才行。
古语云：处世有疑，非智也；徘徊不决，非勇也。此时，正是考验一个人的才智与勇气的时候。朱元璋想了想，看来只能冒险一试了。
当时，队伍里有个勇武的大力士，朱元璋便把那人叫了来，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那人拍着自己坚实如铁的胸脯向老大保证：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如此甚好，朱元璋赶紧派他去邀请刘某来一谈，暗地里又部署了一番。
待到刘某驾临的时候，只见濠州来的这些同志们就跟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一样，看见什么都好奇！他们几次都蜂拥上来“围观”刘公的美髯，聚而观之，既聚复散，如是者三。看得人家刘帅都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但同时心里又不免有几分得意。
老刘身边的亲兵刚开始警惕性还挺高，等弄清了原委，都笑着回到帐外喝酒了。
可就在老刘自我陶醉、疏于防范之际，那大力士突然杀出，竟一气把他给绑了。接着，朱老大又派了几十个人把老刘紧紧地围在中间，迅速簇拥着老刘出了驴牌寨。
而寨子里的人马还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还真的以为是自己的主帅魅力太大，一下子就招惹来那么多围观的粉丝！
当他们一行人走出了十多里地后，朱老大这才派人回去通知寨子里的部众们：你们大帅已经随同我等前去濠州查看新营地了，下令你等赶紧移师跟来，不要逗留此地。
一看还有主帅的手谕（被强迫写的），寨子里的兵士便奉命开拔了。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手谕的真假并不重要，元军也是投，义军也是投，这年月只要有口饭吃就行。
临行前，朱元璋的人马还帮他们将旧营付之一炬，说是不留给元军，其实也是断了他们的后路。
跟随到濠州来的士兵共计三千余人，朱元璋把他们安顿好后，便上报老郭，同时也请他出面和老刘修复关系。眼看木已成舟，老刘也只得给老郭这个面子。
仅仅七天之后，这三千多人就派上了大用场。
当时定远有个叫缪大亨的，是个“民军”头领，拥众数万人，受元将张知院（“知院”是枢密使之通称，是最高军事长官。元代实行行省制度，该枢密使不是指中书省官员，而是属于河南行省。）驱遣，驻扎在濠州东面百余里的横涧山。表面看去势力雄壮，其实不过一群乌合之众，朱元璋早想把他们一锅端掉了，只是苦于自己兵力单薄。
有了驴牌寨的这三千人，就可以乘夜袭击横涧山，打缪大亨一个措手不及。于是朱元璋便与徐达等人商议，定下了攻取计策。
其实缪大亨这段时间也没闲着，因为他上次就带兵参加了元军围攻濠州的行动，也因此与红巾军结下了梁子。听说红巾军近日兼并了驴牌寨，他们便加强了防范，但是怎么也没想到，才不过七日，红巾军就找上门来了。
就在这天夜里，朱元璋手下干将花云带兵偷袭横涧山，缪大亨兵败被俘，在朱元璋劝说下投降了。他手下的一干兵民也都被招降，粗略清点了一下，居然有男女七万多口。朱元璋从中挑选出了精壮者两万人，并对他们悉加训练，以备将来大用。
仗着这两万多人马，在濠州诸将中，朱元璋部算是出了头，人强马壮，声名大震。附近的豪杰和有志之士也闻风而至，如影随形，追随其左右……人生的“第一桶金”到手，展现在面前的舞台也愈加宽广，但朱元璋却坐立不安起来。
南京！南京！
横涧山一战，出其不意，以寡击众，打出了朱元璋的名气。
名气是一种无形的价值，一笔无形的本钱，会产生品牌效应，让趋者云集。
但名气又是一种拖累甚至危险，对于树干来说，招风的树枝从来只有两种命运：分杈或被砍掉。
现在朱元璋手下人马急剧膨胀，从几十到几百到几千，眼下更是达两万之众，这不仅会让同辈诸将眼红，也会引起郭子兴等头领不必要的猜忌。
另外，濠州小城一座，易攻难守，在元军数次围困中，都是靠了运气才化险为夷。不仅仅是元军，就在义军大旗下，也有人在打濠州城的主意。
形势危如累卵，而城内主人郭子兴却仍旧宅在家里享清福，掩耳盗铃，得过且过。
朱元璋明白这点，所以他必须抓住时机，寻找新的地方去发展壮大，让敌人无法一口吃下自己。
横涧山之战后不久，朱元璋便向郭子兴提出向南发展，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充分：濠州北面基本是刘福通等友军的地盘，而元朝在南面的统治却较为薄弱，相对容易攻打些。
老郭欣然应允，一则朱元璋好歹也是自己人，向南扩大地盘只好不坏，不然粮饷从何而出？兵源从何而出？二来这人不在自己眼前也好，太认真太勤奋了，愈发显出自己的懒散和无所作为。
就在这年夏末，朱元璋率领自己的全部人马向南进发。
当队伍行至妙山一带时，冯国用与冯国胜兄弟率众来投。
冯氏兄弟在当地是出了名的读书人，一向少与真正读书人来往的朱元璋很是好奇兄弟俩的装束，他问道：“你们既然是来投军，怎么还穿一身儒装？”
冯国用的解释是：来得太匆忙，没来得及换。
言毕，三人哈哈大笑。
冯氏兄弟在当地士林中颇有名望，二人不仅自幼读书，而且还精通兵法。眼见天下大乱，便在家乡结寨自保。听闻朱元璋的名气，便前来投靠。
三人坐定之后，朱元璋试着问道：“两位既是读书人，想必定有高见，恕我冒昧一问：环顾当今天下，纷扰异常，有何安定良策？”
实话说，朱元璋眼下连驻扎的地盘都成问题，还真没到风云际会，纵谈天下的地步。但卖草鞋的刘备，带着屡战屡败的杂牌军，有幸遇到诸葛亮，都能来一番指点江山的隆中对，朱元璋这一问实在也不算过分。
时年三十出头的冯国用，早在走出家门以前，就已对天下大势进行过一番思量，此次算是有备而来。
但面对朱老大的问话，他沉吟了半晌。
然后，缓慢有力地说了六个字：“有德昌，有势强！”
听到这几个字，朱元璋先是心头一震，继而有些疑惑不解：“恕在下愚钝，还望先生明示！”
冯国用也已觉察出朱老大情绪的细微变化，他觉得不需再卖什么关子了。于是侃侃而谈：“我们南面的金陵，有龙蟠虎踞之势，历来为帝王之都……以今日形势来看，当先攻下金陵，定鼎于此，然后再命诸将四出攻伐，救生灵于水火，倡仁义于远近。如此，则天下不难定也！”
冯国用此言，绝非一般书生空谈，而是根据朱元璋眼下的实际情况，总结出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既具有宏观指导意义，也具有实际可操作性。毕竟，对于濠州来说，南京是近在咫尺的大城市。南方各支义军也不是没打过南京的主意，但付诸实施的基本没有，原因很简单：这块骨头太难啃，最终他们都跟郭子兴一样——选择了视而不见。
冯老大这番话，如果对其他义军头领去讲，换来的或许是一阵哈哈大笑——攻打南京，买卖太大，咱本儿小玩不转。但对于朱元璋，就另当别论了。表面上，他尽量克制住自己，一副镇定平常的样子，内里却已经心潮澎湃。
早在三国时期，诸葛亮初游金陵，见此地形势优越之极，就不禁感叹：“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金陵“虎踞龙盘”一称由此得名。
而在当时看来，朱元璋最有必要夺取的大城市，就是金陵。至于能力，现在的确还不具备。
金陵城既形势险要，又紧靠江浙粮仓，如果能够在这里站稳脚跟，那么对于未来的生存发展甚至皇图霸业，无疑都是最为有利的。
夺取金陵就意味着夺天下之半，聪明的朱元璋当然听得出这番话中的分量。
所以，他仰天叹道：“老天待朱某不薄，送来二位先生！”
从此，冯氏兄弟留在义军里，“皆居帷幄，预机密焉”，成了朱元璋身边的高参。
有人也许会问：依当时的形势看，既然大家都是反元的，直接北伐，攻下元大都多省事，何必掉头向南呢？
这个目标的确豪迈，但很不切实际，因为此刻元军重兵集结于北方。相反，南方的金陵地位既重要，又距离濠州、定远一带不远，元军在那里的防守却相对薄弱。
当一个人一无所有时，他最先想到的应该是争取生存，然后努力站稳脚跟，最后才去图更高远的目标。闹革命也是同样的道理，占据金陵才能站稳脚跟，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冯国用确实是一位人杰，有眼光、有魄力，他和其弟也是最早一批追随朱元璋的读书人。
后来朱元璋还特命他典掌自己的亲兵，委以心腹之用。
可惜的是，至正十八年冯国用病逝军中，时年三十六岁。为彰显他的功绩，大明开国后，朱元璋追封他为郢国公，画其肖像于功臣庙，位列元勋第八。
兄弟双星，其实冯国胜比其兄也并不逊色，史称“雄武多智略”，只是多年的军旅生活，把他彻底蜕变为一个武夫。当大哥病逝时，冯国胜早已积功升为元帅（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师长一级），朱元璋命他承袭兄职，典掌亲军。
冯国胜后来因避朱元璋“国瑞”的讳，改名为冯胜。他又名“宗异”，可能是因仰慕东汉开国名将——“大树将军”冯异（冯异虽然谋略过人，战功卓著，但是为人却谦逊，众将喜欢争功，而此时的他却常常躲到一旁的大树下闲坐，故人美其名曰“大树将军”。），所以才取此名的吧。
学习刘邦好榜样
部队继续向前进发，不久，定远城在望了。
定远昌义乡有一位叫毛麟的，与该县大姓陈氏组织了一支自保的地主武装，闻听朱元璋的队伍要来，这帮人顿作鸟兽散，而毛麟遂扶县令出降。
朱元璋认为毛麟是一位有识之士，就把他留在了身边，此人后来成为朱老大的一名重要助手。
在濠州、定远一带站稳脚跟后，朱元璋率领主力部队继续向南转战，准备攻战滁州。
半道上，又有一位重量级人物前来投奔，这便是“萧何”式的人物李善长，后来的大明开国第一功臣——朱皇帝后来曾说徐达的功劳“特在诸侯之上”，但他给予老李的封赏却是第一的。
这一年（1353年），李善长恰当不惑之年。基本可以肯定，这老李先前在给蒙古人打工时，混得不太如意，积了一肚子怒气。元末大乱，他也曾想加入哪路诸侯，博个封妻荫子，结果没能成，于是携带全家避乱于东山。后经过一番比较，他便认准了后起之秀朱元璋，于是前来投奔。
李善长（“善长”之名据说是小明王赐予的），字百室，今安徽定远人。
严格意义上说，老李不能算是读书人，只能说粗通文墨，这点跟冯氏兄弟不能相比；但他头脑灵光，平时对法家学说那一套研究颇深，在这乱世，也算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光有头脑，智商高，也未必能成事，偏偏这老李还颇有长者之风，厚道谦和，极善于为人处世。品察性情，协调人际关系更是他的拿手好戏。好头脑加上好手段，老李在乡里也算混得如鱼得水，家乡人曾推举他为“祭酒”（管祭祀的）。
所以，当朱元璋见到他，交谈一番后，顿时觉得有种说不出的舒畅，看来自己又得一贤才。于是将老李留置幕下，让他做了自己的书记官，操持日常细务。
有一次，朱元璋得了闲暇，就把李善长叫到身边，二人促膝长谈。
朱元璋说：“先生高才，怎么会流落下层？”
这是个令他长期以来都疑惑的问题，他实在搞不明白，大元的用人制度何以如此荒谬？
李善长微微一笑，捋着自己的长须，似乎见怪不怪，回答道：“明公，人言当今之世‘九儒十丐’，如此颠倒是非、悖极天理，尚有何事不可？所以，该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但朱元璋仍不解惑，他认为现在脱脱主政，大行改革之事，似乎中兴有望（当然谁也不会想到脱脱后来竟被害）。如此一来，自己将立刻成为朝廷眼中的乱臣贼子，死无葬身之地。
李善长用他精熟的法家知识解除了朱元璋的担忧，很简单：元朝积弊已深，沉疴难返，更为可怕的是法度废弛，无以立信于天下，单靠这区区一位贤相，几个能人，焉能救世？
“那我辈何为呢？”朱元璋紧紧追问道。
李善长认为，朱元璋应当坐观天下形势，乘时而动。有利则动，无利则伏。进可以取天下，退也可接受元廷招安。当然，接受招安仅为权宜之计，最终，还是应当取而代之。
至于如何坐观形势，李善长觉得需要观天时，察地利，取人和。
老李的话有点玄乎，实话说，朱元璋听得有些似懂非懂。
几天过去了，老朱心里还是不踏实，于是再次征询李善长：“先生，而今四方纷扰，战乱不息，无以自保，不知何时天下才可大定？真是让人忧心……”
言外之意就是：乱世之中，咱朱重八现在暂时图个自保，您净跟我谈大道理，都太虚了，具体该怎么做还是不清楚。最好能给出个榜样，我依葫芦画瓢就行。
老李明白他的意思，沉思半晌后，对朱元璋说：“想当初秦末大乱时，高祖沛公起身于一介布衣，然而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遂成帝业……而今元朝纲纪既紊，天下呈土崩瓦解之势……明公既起家于濠州，此处距沛公龙兴之处不远。山川王气，以在下观之，明公当受之无疑！所以，明公但取法高祖即可。”
这么一点拨，朱元璋心里就亮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