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胡大海在取得兰溪县后，又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婺州（今浙江金华）。不过这块骨头却不大好啃。因为婺州自古人文荟萃，有“小邹鲁”（孟子在邹，孔子在鲁，春秋战国时期邹鲁一带可谓是天下的文化、学术中心。）之称，民风所化，影响到附近好几个州县甚至浙江一省。很多深受儒家文化濡染的“忠臣义士”，对于起义军还有着本能的抗拒，不肯委身于“贼寇”。
部队打了快两个月，都没有任何进展。
一向对民风民情颇为重视的朱元璋，决定率军亲征。
这一次，他共调集了杨璟等部十万大军。如此兴师动众，一来显示出了他志在必得，二来也有迅速解决浙江问题的意思，三来也是向盘踞浙东的方国珍等部示威。
这年的十二月，朱老大率援军取道宣州先行到达了徽州。在这里他稍作停留，并把一干地方上的“故老耆儒”召集了来，向他们了解民情。
有儒士唐仲实、姚琏等来见，一向洞悉世情的朱老大就和他们聊了起来，顺便向他们宣传了自己军队的政策，无非是本军一向秋毫无犯，志在安定天下、解民于倒悬等等。
唐仲实也随口恭维了几句，但不咸不淡的，似乎有心里话没说。
朱老大便接着向他们打听邓愈部在当地修筑城防，老百姓有什么看法。
唐先生看朱元璋说到了实处，也就没有隐瞒，回答道：“颇怨。”
朱元璋听了很是吃惊，他原以为，修筑城防也是为了保护百姓，现在怎么百姓反倒不高兴？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当即传令，停止城防的修建。
接下来，他们又谈论了一番古今贤王仁君的事，颇多感慨。
末了，唐仲实等人才拜谢而去，临走时朱老大赏赐了他们一些布帛，以示抚慰。
也就在这时，经邓愈的推荐，朱元璋亲至年近六旬的名士朱升所居的石门拜谒，颇有刘玄德三顾茅庐的风范，摆明是想向朱老先生请教安邦定国的良策。
朱老先生对朱元璋的行为很是满意，便决定出山辅佐。况且一笔写不出俩“朱”字，缘分哪！
不久，针对当时的天下斗争形势和朱部“地狭粮少”的实际情况，朱老先生便进献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总战略方针。
朱元璋一听，喜出望外，顿有拨云见日之感。于是，他当即请老先生“预帷幄密议”，给自己当重要参谋。
对于婺州之行及未来的用兵大计，朱升建议：“杀降不祥，唯不嗜杀人者，天下无敌。”朱老大对此深表认同。
年底的时候，朱元璋来到了婺州前线。他先是把劳苦功高的胡同志由枢密院判升为佥枢密院事，又命人前往婺州招降，可是这城中多的是甘愿为元朝殉葬的死硬分子，所以招降工作进展不大。朱老大只好督兵全力围攻。
在此之前，元参知政事、刘伯温的好友、契丹人石抹宜孙受命防守处州，他听到胡大海已克徽州并有进攻婺州的打算，便与参谋胡深、章溢商议出了这样一条对策——处州、婺州都很重要，为了彼此呼应以防被敌人分割包围，就需要布置一支可以配合使用的机动兵力。为此，他们修造了狮子战车数百辆，组成一支专打野战的“车师”，并任命了胡深率领这支队伍。另外，还让自己的弟弟石抹厚孙负责守备婺州，石抹宜孙自己则率领着万余人马主守缙云以见机行事。
对于元廷而言，石抹宜孙是一个文天祥式的人物，他的气节固然可敬，但无奈独木难支，更加上能力也有限。
当驻扎在松溪的胡深等得到朱老大率军亲征的消息后，一时之间只得持观望态度，未敢轻举妄动。
朱老大先是对于婺州的形势进行了一番认真的分析，然后他跟诸将讲明：婺州之所以很难被攻下，正是因为有石抹宜孙在旁策应。听说他们有一支以车载兵的“车师”驻扎在松溪，一旦婺州有事，他们就会来援……而今咱何不反其道而行之，不待它来援，咱们主动去攻打他们！另外，听说松溪山多路狭，车不可行，所以，只要用精兵困住他们，也就切断了婺州的外援。外援一失，婺州城中必人心浮动，到时再攻城可能就容易多了。
这一番分析中肯、细密。历经多年磨练之后，天性谨慎敏锐的朱元璋已经变得周详而深刻，一出手便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第二天，朱老大就派出了老胡的养子胡德济率领一支精兵前往松溪。胡深从高处望之，不禁道：“今日有杀气！”他知道对手这一招的厉害，于是不待被困便主动出击。但他兵力有限，不是骁将胡德济的对手，两部交战不久，他的先锋元帅季弥章就被擒，余下的队伍力战不支，胡深只得率残部逃去。
结果果然不出朱元璋所料，外援一绝，婺州城里人心浮动，不和谐、不团结的气氛开始生成。最后，枢密院同佥宁安庆与都事李相打开城门向朱家军投降，朱家军乘机杀入城中，守将浙东庶访使杨惠、婺州达鲁花赤等皆战死，南台侍御史帖木烈思、院判石抹厚孙等被生擒。
婺州除了人文荟萃外，更是富庶繁华之地。且这里东临台州，与方国珍部接壤；北接绍兴，是张士诚的南方邻居。夺取了婺州，也就基本等于朱老大完成了对于方、张二部战略上的包围。
除了要将此地牢牢控制之外，朱老大还决定在这里建立一个模范区，树个榜样，以利于扩大自己的影响，制造出有利于自己部队的民情舆论。
所以，当军队进驻婺州后，他便严令禁止剽掠。但偏偏他的一位亲随没有眼色，擅取民财，朱元璋下令将其当众处死。为了尽快稳定秩序，他还下令在城内加强巡逻。
一天夜间，朱老大带着一贴身护卫夜间巡视，期间被一巡逻哨军截住盘问，护卫上前解释道：“这是朱大人，赶快放行吧！”
“俺不认识什么大人，只知道凡深夜外出的人一律要捉拿讯问！”巡哨大声喝道。
最后，护卫好说歹说，才勉强将他们放行。由此可见，晚间秩序戒备森严。
见巡哨认真负责，朱元璋很是高兴，次日还专门派人给这个巡军送去了二石米的奖赏。而当地百姓能见到如此纪律严明的军队，也暗自庆幸，争相传颂朱老大及队伍的好名声。
随后，朱元璋便设立了金华翼元帅府，还组建了其他一干政府班子，其中未来的大明帝国右丞相汪广洋也在这些人之列。当月，他还开仓赈济百姓，并下令禁酒（胡大海的儿子就是因为违反了这条禁令而掉了脑袋）。
为了巩固这一地区，朱老大还选拔了宁越七县的富民子弟来充当自己的宿尉，名曰“御中军”，其实也是拿他们做人质，以防富民们煽动作乱。另外，宁越当地有一位女子鲁氏，自言“能通天文”，很多老百姓都相信她的话，朱老大自己正是从红巾军、明教宣传中走过来的，他当然知晓其中的厉害，于是便把这“鲁大仙”定为乱民，命戮于市。
婺州紧接方国珍的地盘，朱元璋还派出了主簿蔡元刚、儒士陈显道往庆元（今浙江宁波）招谕方国珍。
婺州既号称“小邹鲁”，那绝不是浪得虚名。此地才士云集，早已是天下皆知。于是朱老大就先征辟了儒士范祖干、叶仪等，想让他们替自己出点力。
当范先生面见朱老大时，果然不失儒士本色，手里面居然拿着一本《大学》。朱老大问他道：“敢烦劳先生，治道当以何为先？”
范先生举了举手中的《大学》，道：“不出乎此书。”
“恕在下愚钝，还请先生明示！”
范先生慷慨言曰：“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至于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这是再正统、经典不过的儒家理论。
朱老大也不谦虚，他接口道：“圣人之道，堪为万世法。愚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如有不平，何以服众？来日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必循圣人之道以治天下。”
朱元璋当时对这些儒士还是很尊重的，不像做了皇帝后那么恶劣。但是，作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大夫们，是绝不肯轻易“事二主”的，所以叶仪以疾病为借口，范祖干以孝养老人为托辞，皆不愿出仕。朱老大无奈，只得应允。
话说这范先生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孝子，他们的父母皆年逾八十而卒。可惜他家太穷，所以遇到了当初重八兄弟的难题——贫不能葬。不过，由于范先生名声极佳，所以乡里人便集资相继为他的父母修建了坟墓。这范先生“悲哀三年如一日”，朱老大后来闻其孝行，命旌表其所居曰“纯孝坊”。
还有一点前面已经提过的，就是这范先生是位鸿儒，所以文忠才拜他为师，朝夕请教。
后来，好学的朱老大又召儒士许元、叶瓒玉、胡翰、吴沉、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吴履、张起敬、孙履等入自己的幕府，每天让他们其中的两人来为自己讲解经史，敷陈治道。
其实，从一个人的学习精神就完全可以看出他的本质及未来——朱元璋在一路势如破竹的军事胜利下，并未被冲昏头脑，而是在攻城略地的同时，也对自己展开了一场头脑革命，努力做到文武并修。这点便将他与方国珍、张士诚之流的哓哓武夫区分开来。
后来，马大脚同志在为儿子们现身说法时，语重心长地讲：你们的父亲作为一国之君，奋力打下江山，使天下重归于太平，这也是因为有学识才做到的。你们应当牢记这点，不断地努力，才能对得起你们今天的身份地位。
领导的领导
但凡作为领导，就必须要有大眼光和大局意识，有些事情也许你可以帮助属下代办，但涉及到具体细务还是尽量放手为好，不然要属下何用？做领导的只需抓住那些大的方面就可以了。
话说至正十九年正月，不免有些春风得意的朱老大亲自写了一副春联，贴在了行中书省的大门上，其联是：“六龙时遇千官觐，五虎功成上将封。”
“六龙”之言源出《易经》，不太好理解；“五虎”则是将自己比为刘备麾下的“五虎上将”。这副联主要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论官职，朱同志现在是大宋的丞相级别，可以代皇帝任官发令；论军职，自己则是上将级别，可以率众征讨杀伐。
其实，从这副对联中不难看出当时朱同志与小明王政权的主从关系，虽然后来明朝在修史时总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当然，在“缓称王”的韬光养晦之余，朱元璋难免有些不甘寂寞之意——这也才是大英雄的本色流露。
至正十九年五月，小明王又提升朱老大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也就是在这年八月，元军攻陷了汴梁，刘福通等人不得不带着小明王转移到了安丰。
当时，宁越地区既已安定下来，朱老大自然还想进一步拿下浙东“未下诸郡”，为了让事情更加顺利，他便召集诸将来了一次长篇训话。
他苦口婆心地告诫大伙：仁义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攻克城池虽然少不了武力，但是安定人心必然要依靠仁义。咱队伍入应天之时，秋毫无犯，所以才能一举让应天安定下来。最近咱们又攻克了婺州，老百姓又重获生机，此时正是抚恤他们的时候，这样老百姓才乐于归附。而那些还没有拿下的郡县，百姓也一定会先闻风而归附咱们……咱每每听闻诸将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杀人，心下则喜不自胜。这行军打仗，就好比烈火一般，人人都避之惟恐不及。这就像鸟不到猛禽的林子中去会聚，野兽不去钻猎人布下的罗网，而老百姓必然会投靠施行宽厚之政的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体恤百姓，宽厚仁政，不妄杀，历代取天下者，诸如唐宗宋祖等等，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感同身受者则莫过于朱元璋。因为他不像刘邦、李世民等人或是小吏（公务员）、或是贵族（富二代）出身，他是从社会的最底层、从那群“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一步步爬上来的，所以，他深知老百姓最渴望的是什么——纵观他的一生，他在保全民生方面，确实做得无可挑剔。
接着，他又向诸将们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凡为将的人，能够以不杀人为追求，这不单是国家的幸事，也是你自家的福祉，你的子孙必会因此昌盛，这全是仰仗着你的余泽啊！因此，你们若用心记下我今日的话，则大功不难成。
朱老大的这番话是很有针对性的，因为在战争中往往难免屠杀现象，除了一定的报复、威慑目的外，更多还是为了抢掠，“杀人越货”便是。虽然有严明的军纪在那里，但刀兵混乱之际，少不得就会有人浑水摸鱼，或者是杀得性起，一时无法收敛。
虽然朱元璋说得苦口婆心，但将领毕竟多是粗人，能听进去多少还是个问题。比如常遇春，杀降简直成了习惯，这没少让朱老大发火。
不久，好消息传来，平章邵荣在余杭（杭州西北不远处）附近大破张士诚部，兵锋已直指杭州。
朱家军近来在浙江的一举一动，盘踞浙东沿海的方国珍无不看在眼里，当朱老大的使者蔡元刚到达庆元，老方自知和人家姓朱的不是一个数量级，便跟手下说了：而今豪杰并起，遍观诸强，惟有朱元璋号令严明、所向无敌。如今他又打下婺州，实话说，咱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再看看咱周围，西有张士诚，南有陈友定，都跟咱关系很僵，所以，暂时投降朱元璋，以观其变。手下都赞同他的看法。
方国珍这人就这点好：相当识时务，一贯都是能打则打，不能打就降。在他的词典中，从来没有骨气啊屈辱啊这类词汇。
所以不久，他便遣使前来，表示愿归降朱元璋，两部合兵共灭张士诚，并献黄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织、文绮若干。还捎带上一封信，诙谐点说是这样的：“我方国珍自小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成年后打打鱼贩贩盐，日子过得倒也逍遥。后来受人诬陷，只得逃到一海岛上当了元朝的鲁滨逊。结果大伙抬举我做了老大，占得一亩三分地，也就讨口饭吃。而明公您却不同，自幼就理想远大，存匡扶社稷之志，从濠州一路打到应天，混得风生水起。我方国珍仰慕您已经很久很久了，只是道阻且长，看您的身影宛在水中央。如今听说您要来了……如蒙不弃，国珍愿当您的马前卒。请接受小弟吧！”
信写得深情款款，好歹没把朱老大看哭了。
但对于投降专业户，朱元璋强忍泪水之余，还不得不冷静对待。史书也记载，“国珍虽纳款，然其志尚阴持两端”——“墙头草”的个性，是方国珍也是其他一切军阀的本性。保存实力要紧，硬干的不要。
后来，老方又遣人以温台、庆元等三郡来献，且以其次子方关作为人质。不过朱老大却回复老方说：古人在盟誓的时候，害怕对方会变卦，所以才互相交换人质，这其实证明是他们彼此不能互信。如今你既诚心来归，咱也当推心置腹。既然咱兄弟俩现在的感情天日可表，何须以儿子做抵押呢？
于是就把方小二给送了回去，临行前还赏赐了他一番，并为他改名叫方明完。
有人也许会疑惑了，一贯冷静的朱老大也情绪冲动起来，对老方动真感情了？
其实，这正是朱元璋的高明处：他虽明知老方反复无常惯了，但将来若兴兵征伐，势必得要个借口。而今他如此以诚回报，正是考虑着来日有充分的借口去收拾“背信弃义”的老方。更何况，眼下老方对自己也没啥威胁，对他安抚一点不会坏事。
未来的形势发展也果真如朱老大所料。真是“任你百步走，招手就回头”。
余杭之战得胜后不久，朱家军一部开始攻打杭州，张士诚遣其右丞相李伯升来援，结果被击败。不过杭州毕竟是一座重要的城池，好歹是南宋故都，防守严密得很，所以想轻易拿下是不可能的。对此，连常遇春都一筹莫展。
与此同时，朱老大又任命耿再成为行枢密院判官，率兵屯缙云县黄龙山，攻打处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