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拥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地区安全形势直接影响本地区的发展速度和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及受益程度，以及在多极竞争中的处境。欧洲曾为世界中心200年，但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相对地位下降，北美和东亚乘势崛起。亚太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之一，亚太各国都从中分享到了极大的利益，如果亚太动荡，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中、美同为亚太地区大国，都将亚太的安全、稳定、和平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并且有相当程度的共识。比如，两国对朝鲜半岛的局势都非常关切，对朝韩两国首脑会晤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就目前来讲，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两国都有为维护地区稳定发挥作用的愿望，更不愿看到因两国之间发生冲突而将亚太带入动荡的深渊。尽管美国与中国在地区安全和地缘战略上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但是同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比较起来，后者所牵涉到的利益更为根本一些，不到万不得已，美国是不会冒与中国一战而毁掉地区安全的风险的。
第四，在全球化趋势下，两国经济层面上的共同利益增多。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很强，经济关系已经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90年代，在中美两国政治关系动荡不定的情况下，经济关系却稳步发展；美国国会一再在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向行政当局让步；在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中，企业界成为主张对华接触政策的中间力量。这些说明，美国在经济上已对中国有很强依赖性，美国不愿意放弃中国这个新兴的大市场。相应地，中国对美国也有依赖性，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对美的依赖程度更大。在两国的经贸交往中，中国从美国得到的很多都是其他国家不可替代的东西，而美国从中国得到的则是其他国家可替代的。发生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如果发生在美国，恐怕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更大。许多国际组织都是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但我们要加入进去，并准备服从它们的“游戏规则”。
第五，在军事关系上，尽管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加强美日同盟，有针对中国的一面，但是这也有利于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倾向的发展，对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发展也有抑制作用。如果美军离开亚洲，任凭日本的军事力量自由发展，那对中国的周边环境的消极影响会更大。
第六，在台湾问题上，虽然中美在统一目标和方式问题上有矛盾，美国有利用台湾遏制中国的因素，但是中美也有共同点。50-70年代，美国在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反对台湾拥有核武器、一个中国等问题上与中国有共同立场；以后，在和平统一、实现两岸交流与对话方面，中美也有共同点；现在美国仍然坚持“三不”政策。1999年夏，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美国就表示反对。美国的这种立场，与支持、纵容台湾独立比较起来，还是应该值得我们欢迎的。尤其是在台湾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我们更需要美国的合作。
第七，在文化交流和社会人士交流上，中国20年对外开放的历史表明，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对我们所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坏处。在这方面，我们与西方交流的需求大于西方对我们的需求。文化交流不仅限于自然科学方面，也包括社会科学。邓小平说过：“我们绝大多数思想理论工作者都应该钻研一门到几门专业，凡是能学外国语的都要学外国语，要学到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外国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段话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篇纲领性文献中说的。足见在邓小平心目中，中国在社会科学方面与外国进行交流的重要性。
第八，在人权问题上，我们虽然反对美国利用人权问题对我施加压力，而且认为我们对人权的看法与美国有很大差异，但是我们也主张在人权问题上同美国对话。应该说，对话是有基础的。中美人权观在最基本的方面是一致的，即尊重人的生存、发展及其他重要权利，努力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对种族歧视、种族灭绝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都持反对态度。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社会主义人权观与资本主义人权观有一定的继承性和相容性。马克思称美国《独立宣言》是人类“第一个人权宣言”；而且还高度评价了《解放黑奴宣言》，在林肯再度当选为美国总统时，马克思代表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向林肯发去了贺信。信中写道：欧洲工人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自己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前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
第九，在民主问题上，虽然美国要推行的民主是“美国式”的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有本质的区别，其意图是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加强美国的领导地位，“西化”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也有共同点。首先在基本价值取向上有一致性，都反对专制和独裁。马克思主义承认资本主义民主是比封建专制进步的东西。马克思称美国是“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马克思还高度赞扬了林肯所领导的反对南方奴隶制的战争，称“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中国“五四”时期所倡导的民主应该说是资本主义民主，但我们承认那是进步的行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里的“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民主。这些都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有一定的继承性。邓小平明确说过：“民主是我们的目标”。当然他指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但也绝不是与资本主义民主完全不相容的。近几年我国搞村级直选，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大加赞扬，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做错了，是在向“西化”迈进。其次在民主实现形式上，双方有一定的共识。比如普选，邓小平就曾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这表明他认为，普选并非与社会主义民主不相容。1989年邓小平对美国总统布什说：“美国有一二百年搞选举的经验。如果我们现在搞十亿人的选举，一定会出现与‘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混乱局面……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这里邓小平并未否定搞选举，而是强调中国暂时不具备搞选举的条件。
在民主问题上，我们可以实现与美国双赢的结果，既推进了我们的民主进程，又减弱了美国搞意识形态外交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推进民主进程可以取得西方国家公众和许多已实行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的同情和支持，有利于我们同西方的“民主外交”、“人权外交”做斗争。民主搞好了，可以使我们的外部环境大为改善。在民主问题上，我们需要摈弃冷战思维，不能搞“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四、接触与开放：化解中美矛盾的根本途径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然而，这些共同利益并未被双方的人民和政治家所充分认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双方的人民相互之间缺乏应有的了解和理解。就拿中美关系来讲，两国关系的发展几乎是与双方交往的程度成正比的。50年代，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同时中国也处于半封闭状态，双方几乎没有任何交往，两国决策层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因此几次出现直接的军事对峙乃至热战。60年代，像台海危机那样的直接军事对峙没有出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美两国有了适当的接触，双方互相对对方的政策意图和背景有了一定的了解。1958年9月15日，正值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会谈虽然没取得什么具体的成果，但使中美之间有了一条接触的渠道，便于各自了解对方的政策意图，从而为避免对抗升级创造了条件。比如，危机期间，通过接触，中国了解到美国并不想承担帮助蒋介石保卫近海岛屿的义务，而是想要制造“两个中国”，于是做出了不攻占金门、马祖，让之继续留在蒋介石手中的决定，从而促进了危机的解除。再比如，1962年，当中国政府认为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但还存在一些困难时，极想知道美国人的态度，是否支持蒋；于是通过华沙渠道与美方接触，沟通情况，了解到了美国的态度是不但不会支持蒋，而且还愿意同中国政府联合起来制止他可能的冒险行动，从而做出了切实可行的决策，消除了一次潜在的危机。
从长远角度看，真正使中国的安全环境和中美关系发展前景有了根本改观的因素是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对外开放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提高，极大地增强了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大国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打开国门，在了解世界，进而对外交战略做出重大调整的同时，也使世界了解了中国，对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了较客观的认识。
就中美关系来讲，首先，对外开放使中美有了新的动力去发展两国关系。如果说1972年中美缓和是在共同安全和战略利益驱动下实现的，那么1978年底中美宣布建交则除了上述的驱动力外，还增添了一个对外开放的动力。中美建交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几乎同步，绝不是偶然的。其次，对外开放的推进使中美间的共同经济利益增大，从而减小了两国对抗与冲突发生的系数。再次，对外开放还促进了两国对其他共同利益的认同。比如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展开，中国对时代主题有了新的认识，改变了过去“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的看法，认识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求发展，都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美两国也不例外，所以在这上面有共同利益；而且，两国都是有影响的世界大国，对维护世界和平都负有重大的责任，如果两国间发生对抗与冲突，必定会破坏世界的和平局面。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对外开放使中美两国在经济、贸易、科技、军事、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社会人士等方面的交往有了质的飞跃，两国人民和政府间的相互了解极大增进，原有的成见和偏见大为减弱，对抗时期那种两国互相敌视、仇视，并在媒体上互相丑化、妖魔化的状况大为改善。这就为两国避免对抗重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历史经验表明，每当一个民族崛起之时，很容易引起别国的畏惧和对其发展方向的怀疑与担心，如果这个崛起的国家是不开放的，就更容易遭到别国的误解。实践证明，中国在这方面是成功的。试想，如果没有对外开放，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很难形成“中国是负责任的世界大国”这种看法的。冷战后，遏制派的对华政策没能行得通，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对外开放的继续。而目前美国反华势力的反华主张之所以还有一定的市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当多的美国人对中国还不够了解，甚至是扭曲的、片面的、肤浅的认识。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教授认为：“发展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是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两国人民缺乏深入、广泛的了解，彼此有误解和偏见，尤其是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更是有限。”“发展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只要两国保持高层往来，加强各个方面的交流，就会增进了解，消除误解和隔阂，为发展两国政府之间以及人民之间的关系创造条件。”他特别强调：“要想使两国人民加强相互了解，最根本的办法是扩大开放，增进两国在经济、文化、教育、学术等方面的交流，增多两国人民直接认识、了解的机会。”可以得出结论说，对外开放是发展、改善中美关系的根本途径。中美两国人民相互间的了解增多了，有助于认识两国间的共同利益，进而有助于淡化和超越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的差异，有助于弱化美国对我们搞意识形态外交的动力和民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