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急于否定自己，亚也不例外。他告诉我去湖南岳阳土改时，怎样同一个红眼病的孤儿滚在一个炕上，同裹一条破被子。当时有些教过我英国文学的老教授，曾放下英文去突击俄语。亚痛下决心要脱胎换骨，写了多少自我批判的文章，甚至也自修过俄语，研读过《联共（布）党史》。他那篇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在土地改革中学习》，还受过******的表扬。批《武训传》时，他和一整批留学西方的知识分子如费孝通、潘光旦、李俊龙狠批了自己的改良主义，后来还是无一幸免地通通被打成****。当时，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心情普遍地是无条件地投降：甘愿舍弃自己已经学到手的，从头学起。现在读了那时他们某些文章，看到他们那种自打嘴巴的狼狈相，真替他们难过。
亚将自己在解放前写的作品，用麻绳捆起，塞在角落里，听任上面罩满灰尘。能够摆在书架上的，似乎只有一本《土地回老家》。该书被译成十一种文字，他在“附言”中写道：
“《土地回老家》的意图是通过农村几个典型人物和几件典型事件，来说明土地改革的基本过程。它不是文艺作品，因为在这里创作必须服从报道，人物发展必须服从过程环节。这只是土地改革文件的一种例证。”
一九五三年，原日中友协理事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宫崎世民将亚的《土地回老家》译成日文，由鸽书房出版。他将亚写给他的信作为代序印在前面。亚是这么写的：
宫崎先生：
对我来说，你将拙着译成日文，乃是无比光荣的事。
本书中所写的远远赶不上生动活泼的现实，然而所描述的内容关系到新中国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方面--土地改革。从这方面，人们可以看到黑暗、贪婪、残酷的旧中国的缩图，以及新中国在农村交替转化的具体过程。同时从中也可以瞥见新中国的轮廓--从个体转向集体的过程。
我相信日本人民对本书中所描述的黑暗、贪婪和残酷是熟悉的，他们对此也同样地感到愤慨。不仅如此，我还坚信在不可逆转的历史车轮的推进下，英勇的、刚毅的日本人民，必然也会突破黑暗，向着光明，向着和平，走上幸福的康庄大道。
通过本书，我将与日本的各位见面。借此机会，谨怀着由衷的诚意向伟大的日本人民表示兄弟般的敬意，预祝他们最后的胜利。
祝您身体健康！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八日
萧乾于北京
我常常觉得这不像是亚的文笔，而是任何人都写得出的八股文。林徽因曾称赞亚在二十三岁时写的《蚕》，说那个短篇小说“是用情感写的”。经过四年的思想改造，四十三岁的亚的文笔已失去了个人的光彩，只剩下干巴巴的政治术语了。
２.接受改造
一九五六年，东欧接连发生知识分子与共产党政权的冲突。我记得这些事件丝毫没有对亚产生影响。正动手写这部回忆录时，我偶然在《人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３日）上看到董乐山所写的《由安乐死想起》一文，就隔着屋子问道：
“亚克桑，你认识一个叫阿瑟·库斯勒的英籍匈裔作家吗？”
“认识呀，四十年代我们在英国常见面，开笔会什么的。”
“他那本《中午的黑暗》，你读过吗？”
“当然读过。”
我觉得，一九四九年春亚由香港赴北平之际就把过去埋葬了，甚至在苏联国内已开始对斯大林和布哈林等的是非功过作重新估计后，他也不想主动告诉我像《中午的黑暗》这样的书中，怎样记录了苏联的大清洗和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在大清洗中受尽屈辱后冤死时的心态。
多年来，凡是涉及苏联、东欧社会阴暗面的东西，他对我都是讳莫如深……
和所有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亚的情绪是稳定的，积极靠拢党的。一九五六年春天，作家协会安排冰心和亚脱产去学习马列主义。他学得十分认真，好几个笔记本都密密匝匝写满了学习心得。记得他最敬重的杨振声老师刚巧那时溘然长逝，他只献了个花圈，拜了灵堂，并未送葬。为此，他一直感到遗憾。一向对理论不那么感兴趣的他，那阵子却日日夜夜抱着本《辩证唯物主义》钻研起来。他虽然未申请入党，却的的确确想变成新社会的一员。他绝不是对抗的，而是诚心诚意接受改造的。
３.新岗位
一九五六年十月，作家协会举行了盛大的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随后领导上还曾让亚陪两位民主德国的外宾去周游全国。出发之前，我劝亚该买双皮鞋，做身料子衣服穿穿，不能老是那件旧中山服。他也欣然照办了。他动身后不久，住房就调整了，搬到中院的四间西屋，外加一间厨房，一间堆房，比原来足足扩大了一倍。房屋给得很及时，因为另一个小生命即将出世了。我可能是搬家时累着了点，十一月十日桐儿就来到人间，比预产期提前了三周。我掐算亚的行程，请妈妈给他往广州作家协会打了个电报。事先我们商量好，生男的叫桐，生女的叫蔷。电文中写道：“桐，八磅。”据亚事后告诉我，从杭州开往广州的火车刚一入站，作协迎接他们的朋友就把电报高高举起，朝他挥动。他兴奋得几乎彻夜未合眼。
陪外宾之前不久，当时作家协会的一位书记就找他谈话，说《文艺报》要改版，表示要请他去该报当个副总编辑。他自知不懂文艺理论，而且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和陈企霞也在那里栽过跟头。况且那时他还没放弃去开滦的愿望，就坚决谢绝了。先后动员他三次，他都没答应。
亚刚回京，作协的另一书记、内定改版后《文艺报》新上任的主编就来到我们家。三十年代，亚与他虽然同在上海，但未谋过面。这位主编是以串门聊天的姿态来的，起初甚至不提《文艺报》改版的事。由于他住在与我们相距咫尺的北屋里，我们私下里称他作“邻居”。那阵子他几乎天天来，而且一坐就坐到深夜。我还在歇产假，就睡在用书柜遮住的床上。保姆和娃娃则在其他屋里。“邻居”并未理会屋里另外还有人，我却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
不久之后，“邻居”就亮出来访的意图。亚仍旧坚持不改初衷，理由是自己不懂理论，又一心一意想搞创作。经过多次的死磨活磨，亚终于有点被感动了。“邻居”保证他去了之后，每周只参加一次不超过两小时的编委会，其余时间完全可以自己支配。甚至说，一旦刊物上了轨道，他照样可以去开滦。真是苦口婆心，仁至义尽。
他们就像在拉锯：一个劝，一个婉言谢绝。
功夫不负苦心人，“邻居”硬是迫使亚答应下来。
从试刊到正式出刊，“邻居”也信守了自己的诺言。与亚同时进《文艺报》的还有诗人闻捷和报告文学家华山。亚自称他们三个是逍遥派；除了参加一下每周一次的编委会，什么事也不管，几乎不占时间。
一九五七年三月间，亚接到一份通知，要他去参加一个党内的大会：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解放以后，许多党外人士常出入中南海，那可是他破题儿第一遭参加如此重大的而且又是党内的会议。那天他穿上陪外宾时订做的蓝呢制服，挺神气地去开会了。
回来之后，他兴奋极了，说是毛主席作了个报告，发动、鼓励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要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保证绝不报复。
其实，在这之前，不少人已经写了文章，如******的《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并且都受到过批判。亚告诉我，毛主席在会上大力支持了这些受批判的作品，仿佛认为不应该批判。
当时我就提醒亚，咱们还是慎重的好。他也同意。他说，他并没忘记郭老仍是文艺界的泰斗，而他只不过是郭老那大拇指底下的一只蚂蚁。所以鸣放初期，尽管他亲耳听到领袖的保证，看到许多熟人写的文章，他依然只盼着早些去开滦。
开春后，亚成天忙于布置新居。四间西屋原是隔开的，他请总务科将墙壁打通，装上门。荔子高兴得一会儿推开门蹿出去，一会儿又蹿进来。两间大的，给三个孩子当卧室及全家的饭厅。尽北头的那间，亚自己出钱请人来粉刷成米黄色的，摆上他的一头儿沉。还新买了个玻璃书柜和长沙发。这不到八米的空间就成为他的书房兼客厅。我的书桌摆在卧室里。
对这个家我们满意极了，只想在这样舒适、理想的环境里，结结实实地干出点工作。
我自己，尽管婚后三年接连生了两个孩子，每年除了完成近二百万字的编辑任务外，还利用业余时间从日文翻译了日本工人作家的小说《活下去！》和《日本劳动者》。又从英文转译了苏联小说《沙漠》、《她的生活是怎样开始的》和《布雪和她的妹妹们》。
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带三个孩子上北海、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或动物园去玩。树木披上了绿装，洋溢着浓郁的春天气息，柳暗花明，美不胜收。老大老二在草地上追逐嬉戏，老三坐在小车里一个劲儿地叫啊笑啊。尽兴回家后，每个人身上久久发散着太阳的温馨。
４.执行副总编辑
那时《文艺报》有三个副总编。负责文学部的侯金镜是最重要的，陈笑雨（马铁丁）负责社会生活。两人都是延安来的老党员。亚负责国际部。“大鸣大放”期间，“邻居”特地找亚交谈，像是漫不经心地向亚提出个要求，说金镜最近身体不大好，需要休息一下；笑雨要去中南跑一跑。他满脸笑容地同亚婉言商量，在这个时期，亚可否出任一下执行副总编辑。还补上一句：“一切稿件可以直接送印刷厂，我不必过目。”
亚自然不可能窥知这个深远布局。但他是很犹豫的。他纳闷为什么两位党员副主编一下子同时暂歇，连这位主编也想撒手把刊物交给他。然而亚素来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经过反复动员说服，他想，进《文艺报》以来，一直受到尊敬，也确实保证了自己的充裕写作时间。如今，主编提出这样的恳切要求，他碍于情面，不便一口回绝（这是他平生最悔恨的一件事）。磨了半天，他最后是在一个条件下答应的：即他绝不直接往印刷厂发稿。一切稿件按旧要“邻居”过目。事实上，这期间有些文章如刊载在第六期上的《丁玲同志谈深入生活》（５月１２日出版）倒是由主编直接发工厂的，亚连文章的来路都不清楚。
多年来，我一直隐隐约约觉得包括“邻居”在内的一些人是比亚先得悉形势的逆转的。“****”期间，我买到过一份小报，其中只说《文艺报》的负责人把亚等人当成替罪羊，他自己和另外一些人则成了“反右”急先锋。可惜那份小报我没保存下来。
最近读了黄秋耘送给亚的一本回忆录《风雨年华》（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我才恍然大悟。在第一七六至一七七页上，作者描述了一九五七年邵荃麟接到周扬电话的情景：
“我们正在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九点二十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第二天早上回到编辑部一问，才知道这一期的《文艺学习》早已签字付印了，正在装订中，大错铸成，无法挽回。要是我早两三天就知道了‘转’的消息，像《刺在哪里》那样的文章是绝对不会发表出来的。不过，我总算还来得及从《大公报》（当时还在北京出版）和《光明日报》抽出了几篇措辞尖锐的杂文，稍稍减轻了我的一点‘罪行’。……唉！倘若我早些就知道了这个‘转’的消息，该有多好呵！我可以挽救许多人。
“事后聪明，人皆有之。最可贵的却是事前的聪明。但，政治上的先见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于敏锐的观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于准确的、及时的情报。比方那一个‘转’字，哪怕我是个‘小诸葛’，在五月十八日晚上之前，也是无法想得出来的，只不过由于偶然听到的一个电话，才‘顿悟’起来。”
《风雨年华》第一八页还有这么一段话：
“这个‘急刹车’的措施可能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直到五月中旬才决定下来。周扬那一级的高级干部（他当时是****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至早也到五月中旬稍晚一些时间才确知这一消息，我相信他知道以后，一天也没有耽搁就通知了邵荃麟。邵荃麟在当天（五月十八日）晚上就暗示给我。”
５.“引蛇出洞”
到五月十八日晚上为止，亚连一篇文章也没发表。《“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刊载于二十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倘若十八日晚上打个电报，还来得及抽回。《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则直到六月一日才见于《人民日报》。但是，当然不会有人来暗示亚。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是划分敌我友的关键历史时刻：本来都是同志同事，然而一部分人却预先得悉内情，开始扮演“引蛇出洞”的角色。“蛇”被引出“洞”后就成了“落水狗”，挨了二十二年的痛打。比起那许许多多淹死的，被打死的，亚总算是活下来了，但当他挣扎着爬上岸时，却已白发苍苍了。
六、风暴来临
１.“特大毒草”
“大鸣大放”之前，我再也没见过比亚更谨小慎微的人了。我知道，为了见不见他的老友、英国小说家福斯特的那位访华的朋友，他内心曾斗争得多么激烈。最后，为了保护自己和家小，只好选择了负心的路，断送了这段友谊。
从九岁起就教他英文的美国堂嫂安娜，一九四九年以来与他同住在北京，有个时期甚至只相隔一条胡同，他也始终不敢跟她来往。直至一九七四年她回国后，他先后于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三年才两次在美国与这位年过九旬的老嫂子相聚。我们婚后，他竭力反对我与自己那个同美国人结了婚的大姐通信，又说，非要写的话，每一封也得经人事科看了再发。他就怕出乱子。
尽管一九四八年他受到郭老的一番挞伐，一九五年又由于临动身前被取消去英国的资格，而察觉自己不受信任，穷苦出身的亚，对人民政权还是竭诚拥护的。我看不出他有半点抵触或不满情绪。报告文学《土地回老家》以及一九五七年以前他写的许多文章，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自从参加那个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之后，他觉得如果完全不响应最高领导的号召，用具体行动帮助党整风，也许反倒是政治上不积极的表现。三四两个月，他一直举棋不定。
“大鸣大放”期间有三种人。第一种懂得运动的规律，硬是怎么动员也不开口。第二种是竹筒倒豆子，把心里的话说个一干二净。第三种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我认为亚属于第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