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也像晋普山建矿一样，要建立一个化工厂，首先要有厂房--而建厂房，需要的不仅是劳动力，还要有大量的砖瓦。所以，我们调到这儿来的“二劳改”，除了女号及年纪大的男号下了大田以外，绝大部分的劳力，都投入了制坯烧砖和配件厂的劳动。为了争时间、抢速度，砖窑也施行日夜三班倒；歇人不歇马，因而与漂白粉车间仅有一墙之隔的砖窑，夜间依然灯火通明。
我的任务是拉坯车。只要切坯机不停地转动，我拉的坯车，也就像走马灯一般来来回回跑个不停，一辆大平板车上，拉着近百块湿坯一路小跑，不敢有任何松懈--因为切坯机是不等人的，除非它因供土不足而停止了运转，否则每个拉坯车的人，就永远不要想歇腿。刘四为机器起了个名儿，叫它累死活人不偿命的“绞肉机”。我就是这台“绞肉机”中的一块肉，在我气喘吁吁的时候，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埋骨于晋普山的建原君，在曲沃拉土车时的比喻--我们还不如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是的，祥子拉车虽苦，但他是个自由人；愿意拉就拉，不愿意就撂下车把。我们就好比切坯车上的一个部件，只要它不出毛病，你就在高高低低的路上跑吧！反正通往坯场的路上，有灯火为你照路，这种像驴儿围着磨盘转的原始劳动，就永远没有终结。
赶上夜班还能图个凉快。要是轮上一个下午班，那算是遭了罪了，太阳像个大火球在头上挂着，身上只有的一条裤衩，都被汗水洇湿--这儿又不能像在茶淀农场那样赤裸全身，索性来个光腚大战；因而到了坯棚里的那几秒钟，是拉坯人擦汗的时间。好容易天上雷鸣电闪，大雨倾盆而落；那也有你的活儿干，拉车的“骆驼祥子”们放下坯车，到坯棚里去倒坯上架--目的是为了让湿坯早些风干，以便进窑烧砖。
至于在十二个窑孔的大轮窑里干烧砖出砖的活儿，就更苦不堪言了，我有幸没有被分配到窑内劳动。可是有那么一天，负责大窑出砖的张汉文（即在曲沃为张沪打棺材的那个木工）病了，我临时被派去顶他的班，也算是尝到了个中滋味。窑内烧成的砖，自身还带着灭火后的余热；加上大窑中的高温，钻进大窑，就如同钻进了蒸笼，这儿倒是见不到太阳，但烧窑炉火就在身边；那种高强度的热浪，能把土坯烧成砖，当然也就能把人烧成灰。因而从大窑内出砖，真犹如孙悟空进了火焰山那般--《西游记》是并不存在的神话，可是大轮窑的焦烤蒸煮，却是劳改队的真实。出窑工把砖拉出窑来，是用一辆专用的木架车，出窑人要站在烧好了的砖堆之前，一块块把它们装进木架子车--那车可以容纳二百块砖，要出窑人装上个把小时，才能把砖车装满。而一个班内你必须把砖全部拉出窑洞，因为下一个班就要装进新坯--也可能我是第一次干出窑的活儿之故，顶替张汉文的那个班，我差一点晕倒在灼热的大窑之内。
因而，我一见那四十米高的大轮窑的烟筒，就立刻想起那次从窑内出砖--如同在老君炉里炼丹的记忆。在砖窑我大约干了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因为化工厂上马在即，急需机械配件，场内挑选一些有文化的人，去一所大庙改成的配件厂当机工。我被挑中了，于是，刚刚熟悉了拉坯车技术的我，又被调往配件厂铣工车间当铣工。记得当时有一个姓孙的老右，他是上海人，来自理工学校；还有一个名叫张大中的老右，他来自北京郊区丰台，原来是个教师。他俩都是精通车床业务的人，因而是我的师傅，我是他俩的徒工。我从小代数课几乎没有及格过，还有考过零分的记录，让我站在一台立铣铣床前面干需要计算的活儿，实属小材大用--把木棍当椽子用的拔苗助长之举。
记得，队长找我谈话时，我如实地对他述说了我的苦衷。他说：“你的手过去能写文章，怎么就干不了这个活儿呢？”
我诚恳地请求说：“那是两路功，从工作出发，您还是让我拉坯车吧。”
他有点不高兴了：“这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对你的照顾。砖窑的活儿，你不觉得累吗？”
“累惯了，也无所谓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我确实掌握不了铣床的性能，特别是立铣铣床，它要求有数学头脑--”
他立刻像是发现了我的什么破绽似的，板起脸来训斥我道：“你既然不懂，怎么知道它需要计算！我看你改造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改掉你反动知识分子的清高。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想不到我的这片真诚，在他眼里得到的却是反证，这让我有苦难言。在有些劳改干部中，确实有一种逆反的推理模式：以假为真，以真为假。你越是说你不行，他越觉得你行--你越是说你行，他越觉得你不行。我再要申辩下去，是自讨没趣。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一名不称职的铣工的。非常遗憾，开立铣铣床制造机械配件的日子，我出过好多好多的次品。记得，最为严重的一次，在一个夜班的八个小时之内，我一连折断了两把铣刀。好在管理我的两个右派师傅，还能知道我的苦衷；不然扣上个有意破坏生产的帽子，是非常容易的事。在曲沃演出的是“豆萁相煎”；在这儿演出的却是相濡以沫--知识分子中间的老右，像天上的云影，有的甘当白云苍狗，有的千方百计在阶级斗争的疲劳轰炸中，追求闲云野鹤般的自我安闲。在我的认知里，与我同组的张和孙，就属于后者的类型。与他们渐渐熟悉以后，我才知道来这儿的同类很多，其中革命资历最老的名叫朱希，是来自新闻出版界的右派；还有来自老上海交通大学的谭其飞，来自化工系统的工程师罗金生，来自儿童医院的Ｘ光专家吕守栋，以及来自北京院校和毕业于北京院校的曹大士、王继昆；来自机关的干部、教师、职工何成伟、王仲仁--其中还有只有一面之缘，但是我永生无法忘却的老右姜葆琛。我之所以对其难忘，因为我们是在茶淀老残队旁边的大芦苇塘相识，他曾带我去见了老残队中处于弥留之际的美学家吕荧。
他们都属“强劳”分子，比劳动教养分子的罪名轻一些，但是“文革”不管你是什么“分子”，在林彪的一号战备令发布之前，他们先到了天堂河农场，后去了茶淀农场；待“一号令”颁布之后，他们与我们一样，前前后后都来了大辛庄农场。由于我一直在大轮窑劳动，而大轮窑在大墙的外边，所以没有遇到众多的老右；而今我走到知识分子密集的配件厂，才知道“大转移”中，山西成了“垃圾箱”，形形色色的“不安定分子”，都倾倒到山西来了。
英木兰的生命传奇
说起来有点像是７０年代的聊斋了，来到大辛庄不久，就听到了一个富有传奇的人物--她叫英木兰。在砖窑有人谈论她，到了配件厂对她的评说就更多。一个劳改队中的女性，之所以能在男性王国中产生轰动效应，是因为她到了大辛庄，做了一件压倒须眉、震动全场的事。
有一天，砖窑的四十米高的大烟筒的顶部，因沉积的粉尘太多，需要有人到大烟筒的顶部去疏通修理烟筒上口。劳改队长当然只想到了男号，在队列前，号召能够活学活用毛主席的着作的人，勇敢地站出来，主动完成这个艰难任务，以此立功赎罪。为了鼓励勇者，队长在大轮窑下摆了一碗酒，目的自然是以酒壮其心志，豪其男儿之胆，以完成这个谁看了都心颤的活儿。
会场死寂了多时，没有人敢于应答。谁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活儿：这儿没有吊车，把人吊到与烟筒同样的高度；登上那么高的烟筒上顶，要靠手脚并用地一格一格地爬上镶嵌在烟筒上的铁梯。人站在地上望上看，还有些眼晕；要是从上往下看，腿肚子都会抽筋。就在队长为难的时候，突然走出来一个医院的女医生英木兰。她刚到轮窑之下时，人们都以为她是执行救死扶伤，准备抢救险情的。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身着白衫的英木兰，走到轮窑的大烟筒之下，没有任何表白，就开始了她生命的攀登。
在场的男号都惊呆了。队长也面面相觑。道理十分简单，这样的活儿，让一个从医的女号去干，在劳改队还没有先例。何况这个英木兰，是个在上海上过医科大学的女号，人又长得恬静而淑雅，连说话都是细声细语的。队长们经历了片刻的研究后，大概认定她不会是到大烟筒上去自杀，便在茫然不知所措当中，没有阻拦。结果在众多男号面前，她一步一步地攀上了高高的烟筒，并完成了清扫烟筒上顶的活儿--英木兰的名字，从此响遍了全场。
乍听到这件事情时，我也在内心不无疑惑--固然妇女早有半边天之称，但毕竟因生理与心理等因素，不太适应这项劳动。她在内心何以会没有恐惧，并何以能战胜这种恐惧，而使须眉们为之失色的呢？又由于她的名字与中国古代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只有姓氏上的差异，又强化了我索秘的潜在愿望--有一天，我身体有些不适，借看病之际，首先想看一看此人，当然更想知道她何以会有压倒眉须的坚毅精神。
记得，那已是初冬时节，我穿着一身厚厚的棉衣，走进医务室的过廊，那儿已经早有几个病号，坐在长椅上排队候诊。我正伸着脖子，好奇地向室内眺望，突然坐在我前边的候诊病号，拍了我肩膀一下：“喂，老兄还认识我吗？”
我看了看招呼我的人，他身着一件蓝色的棉袄，连帽子也套在头上，外露的只有他的那张瘦削的脸。他见我流露出陌生的神色，便把他那“三Ｋ党”形的三角帽子，拉了下来，让我仔细地看他。
“是在哪儿见过你，只是……”
“你还记得有一个人，带你去见死前的吕荧吗？”
如同一道从天而落的闪电，立刻照亮了我的思维：“你是姜葆琛？是在清华大学被划成的右派？听说你也来到这儿了，只是总在大院外边干活，没能见到你。”
说实话，他如果不提起美学家吕荧，我是无论如何也认不出他来的。因为我和他昔日只有一个小时的见面机缘。但是姜葆琛能够画龙点睛，一提吕荧的名字，就打通了我的全部思路。那还是１９６９年早春的往事：我去地处老残队之畔的芦苇塘里拉芦苇，适逢他也在那儿拉苇子--当时他因病晕倒，是我帮助他把芦苇车送到老残队的。一路上我们相识了，而很快成了相知的原因，则因他与我同属于“五毒”中的老右。当时，吕荧也在老残队，正处于去天国之前的弥留之际。我因敬重吕荧在反胡风运动中的人文品格，便顺路看了因饥寒折磨、即将死去的文学前辈（详见《走向混沌》第二卷《折梦“桃花源”》）。
我俩紧紧地握了手。虽然和他的邂逅，给我带来快慰，但我的中枢神经，仍然在英木兰的精神光环笼罩之中。在我看来，她的不凡绝非来自于天然，一定有着造就她成为不凡的社会原因。因而，在我与姜葆琛初见时的话题，既非他，也非我，而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一个奇异的女性。葆琛对她的情况也只是略知一二，他告诉我英氏家族在解放之前的北京，是个名门望族。她出身于一个天主教会的世族家庭，在解放不久，她的父亲作为反革命被捕坐牢，她也因其父亲的问题，而被开除出上海震旦理工学院医科专业，后来听说经受过比我们劳改还要严酷的监狱生活。至于更具体的情况，他也无从把握，想要了解她并不难，因为她的爱人王继昆是个老右，也在这儿劳改。
“你认为她为什么能有那么惊人的毅力，而又那么默默无言？”
葆琛君低声地回答我说：“反正不是‘老三篇’显灵！”
“那又是什么力量显圣？”
葆琛君突然反问了我一句：“你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是不是在劳改生活中，又犯了你的作家职业病了？”
我无言以答了--我当真不知道一个女号的行为，会对我产生了这么大的诱惑。在我和张沪住的小屋中，我曾与张沪探讨过英木兰的精神动力问题，她与葆琛君的看法一致，说我死去的文学梦，被这件不凡的事情，给重新点燃着了。我极力否认这一点，我说我只是在浑浑噩噩的生活中，发现了并不浑噩的人--而且是个女人。
轮到我进屋去看病了。她在为我看病，我则在仔细地审视她，致使她觉得我这个病号，眸光中流露出异常。她先用手擦了擦她的脸，以为她的脸上带有什么污垢。我连忙低下了头，怕她把我看成一个流氓。
“名字？”她说话是简短的。
我告诉了她，这回轮到她来审视我了，她说她给张沪看过病，知道我们的一些情况。我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询及她爬大烟筒的事；这不仅是因为看病的病号挺多，还因为我和她只是初见--在此时此刻我如果谈及这一问题，不仅十分莽撞，而且有失礼仪。所以，她给我开了药，我立刻就走开了。但是她那形象，无论如何也让我不能把“无畏”这个字眼，与她联系在一起。她体态倒是并不单薄，但是那脸上文文雅雅的气质，怎么能使人和爬高高的烟筒勾连在一块儿呢？直到很久之后，葆琛专为此事，带我去找了她的丈夫王继昆，后来又渐渐与她熟悉了，才算对英木兰的坚毅之举，有了铭刻于心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是对她个人的更是对历史和社会的，还可以视为，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另一种类型的认知--因而，我在这里不能不多花费些笔墨，忠实地记录下这个劳改中的奇特人物。
她落生于１９３３年９月的北京，我与她同庚，但她比我小半岁。当我十七岁那年，还正在中专读书时，她已经成了阶下之囚了。按着法律而言，不足十八岁的未成年人，何以成囚？这是一个法律之蚀。反正她与她几个在教会就读的同学，在同一天的晚上，都被带进了公安分局。逮捕她的理由，一直是个谜：一个从小进了教会办的慈幼院的孩子，少年时代进了教会的辅仁女中，十六岁进了震旦大学的年轻知识分子--即使是教会办的学校，她的家庭又是信奉天主教的世代家庭，似也没有被逮捕的理由--因为她当年才十七岁呀！
进了分局对她震动比较大的，是从分局向提篮桥监狱的转移，持枪的武警，先把她们五花大绑地绑好，然后让她们两个人一排前后对齐--她当时有点心颤，以为是一颗子弹，可以射穿前后两个人的脑袋哩！但是武警并没有处决她们，而是把她们押送到了监狱。
英木兰说：“过了没有被枪决的一关，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了。由于当时我的年纪很小，倒觉得里边很好玩的。牢房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四周的墙都是黑色的；大约只有五支光的电灯，把室内照得更加阴暗。还有使我觉得新鲜的，提篮桥监狱是一座上下相通的楼，从上可以直接看到下边，这个陌生的角落，使我有一种身在教堂的神秘感。当时，吃得当然比不上在学校，但是每吃一次鸡蛋，出于从小受到的教义熏陶，我都让给别人。我最小，我该这么做。当时我就懂得人活在世界上，没有比付出更神圣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