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右派们大都回到了各自的城市时，那些当年打发他们下去的“左派”倘若良心未泯，应该震惊于这一情状：恍若光秃秃的枝条上最后一朵凄婉的桃花，渐暗渐冷的炉膛里吐出的最后几缕悲怆的火星，除了深陷的眼窝里溢不住的兴奋或憧憬，紧绷似鼓皮的脸上习惯性挤出的谦恭，他们脖子以下的身子，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
原中央司法系统的右派分子回到北京后，先集中到最高法院开了个会。会场在二楼，几十个右派却没有一个人能够上得去，连过一道门坎，都像刚学走路的孩子，得手牢牢地扶着门框，腿才能抬过去。
原新华社着名记者戴煌，一米七八的大块头，回到北京时，连同身上穿的破旧军大衣、军棉服、绒衣裤以及军棉帽、棉胶鞋等等，只有９２斤；而在打右派前，他光头赤脚，只穿条小裤衩，也有１９６斤。他感觉自己像个无根的稻草人儿，一阵风就能吹去。归途中，在牡丹江车站过天桥时，是同行的原北影演员管仲祥、阎启明等人，将他架过去的。到了月台要上车时，他的腿好像突然消失了，再怎么提，人也上不了车门的那三小步台阶，又是管、阎等人上拉下托，将他像个大棉包似的硬塞上了车……
即便脖子以下的身体，真的全部隐去了，可总还剩下个脑袋，便能在上面进行庄严的摘帽仪式，最不济的是那些最后连脑袋都没有保住的人。
在从１９５８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的连续三年的大饥馑里，右派分子们充分地享受着一种从屈原和荷马开始，直到今天的中外文学作品从来没有深刻描写过的虚弱，一种地下哪怕只有一根稻草，而你想从上面迈过去却提不起腿来的虚弱；高度保持着一种一天２４小时时刻不能忘了自己必须呼吸的警惕，一种倘若片刻停止呼吸，便会被同屋人冷漠得似抬出去隔夜的便桶一样抬出号子的警惕；他们还常常如绅士淑女品味南美咖啡、古典歌剧一样，品味着无处不弥漫的死神的气息，这种气息以人们的身子作为自己的通衢大道--
人们悠悠惚惚，走路轻飘飘的，说话轻飘飘的，丧失了思想，也失去了感觉，恍若是一群从昏暝中走来又向昏暝中走去的幽灵。唯有在发现任何可填充空瘪的胃囊的东西时，那被肿成气球似的脸挤得一条缝的眼睛里，磷火般绿荧荧地亢奋一闪，才让你感觉到尚存有几丝生命的气息。此外，你还真难分辨眼前发生的，究竟是在“人”还拖着尾巴的远古，还是在人已经站起了数万年的当今……
牙膏、牙粉、鞋底、棉絮，无所不吃；至于吞吃这些东西是否具有延长生命的作用，人们无心问津，只要让肚子里装进去东西，就能得到精神上的麻醉。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饥饿迫使最低层的人，向原始生活回归。其他类型的囚徒自不必说，就拿知识分子来说，也逐渐蜕变掉那层清高的外衣，露出原始的形态……（《冬天的往事--背纤行》）
与从维熙所在的清河农场一样，在张贤亮所在的农场，在每天仅有几碗野菜汤份额的囚徒们之中，张贤亮发现第一个吃癞蛤蟆、第一个吃耗子、第一个吃蜥蜴、第一个吃在干枯的水坑里死了多日的小鱼、第一个吃据说是有毒的蘑菇的，并不是平日里月黑风高去剪径的强盗，总往瓜田李下钻的青皮，全都是右派分子，在这方面，知识分子也充分地表现了探索“科学”的勇气……
无法统计在一场几乎遍及全国的大饥馑中最终倒下了的右派，到底有多少，我只了解到，在北大荒大多是这样处理“他们”的：
倘若冻得似干柴的尸首，堆积得有那么二三十具了，便装上几辆大车拖去哪片荒山野地里，冬天土冻得铁板一样结实，铁镐使命挖下去，不过像远处姑娘一个无济于事的飞吻，于是就用炸药包炸。待炸出一个大坑来，大车拖到坑边上，一侧的栏板一拿去，再稍一倾斜，一具具尸首，便哗哗地一下子像下饺子一样去了坑里。
如果尸首不是太多，那便就地烧上一锅开水，开水浇下去，冰一化，地上就出现了一个洞。一具尸体塞一个洞，仿佛在栽什么树苗，然后再把周围的积雪呼拉拉地往里一锨，不过半天，这洞口就冻得严严实实。可这毕竟不是水泥板，倘若不见家属来收尸，来年春天，这尸首便成了荒原上的饿狼们的一顿美味大菜……
灰蒙蒙的天际，低沉的云块恍若一床床摊开的巨被。
瑟瑟的风声滚过原野，带着一种诡秘而又痛苦的哀怨。
这是一支戴罪之身已经四五年的队伍，这是一支满脸菜色、衣衫褴褛、半人半鬼的队伍。每一张面孔都像是一个劫后的战场，疲惫、凄婉，还有面对不可测前程的无比惶惑，唯有目光里溅射出几丝火苗般不死的希望……颇有几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俄国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去西伯利亚时的悲怆。
很快，这份悲怆被抹去了，在去火车站的途中，有人在卡车上起了《歌唱祖国》，旋即众人跟着唱起来--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仿佛不是凝重如铅，由苦难走向苦难，而是身轻似燕，从胜利走向胜利，可歌声却跌宕在一片荒芜而又饥饿的土地上；仿佛卡车上装的不是“垃圾”和“污水”，而是五彩的气球、带露的鲜花，和鲜花一样盛开花靥的孩子，可并未飞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歌声，却扑满了滚滚黄尘……
读读十二月党人那洋溢着理性光芒与自由激情、叩动了俄罗斯无数少男少女心弦的诗歌，诸如雷列耶夫的《致宠臣》、《公民》、《沉思》，奥陀耶夫斯基的《当听到波兰革命消息的时候》、《摇篮曲》，我们就会感叹在中国，即使被打进了炼狱里的右派分子，也极具中国的特色……
回到了久违的城市，恍若一群刚从海水里挣扎回了江河里的淡水鱼。在头上摘去了那顶沉重的帽子之后，他们之中即使再悲观的人，也以为只要自己日后夹紧尾巴做人，总能享有一般老百姓都能享有的那份安宁……
对于其他的知识分子来说，当他们看到这一批批好似从劫后余生的战场上退下来的右派队伍，他们在萌生不同程度的怜香惜玉之情外，更多的还是为自己学会在政治风暴里趋安避祸的本领而深感庆幸。
他们可以接纳摘帽的右派们再度一起工作，但在摘帽的右派前，他们大多表现出某种矜持、某种距离。
他们在一个民粹主义张牙舞爪的社会里早就被打落了矜持，他们如今总算找回了一点芝麻绿豆大的矜持；他们早被这个时代隔出了一段难以逾越的距离，可他们用右派的八十步来排解身处六十步的自己的一腔孤寂。
无论前面破碎了的浪，还是后面尚未破碎的涌，这时大约都不清楚，它们只是一个整体内的轮回，一个注定要卷入苦难与耻辱的轮回。
结语
在中国的当代史上，１９５８年强化着１９５７年的大转折--
从如水的晨光里一盆新绿的米兰般生机盎然，到元气渐伤，筋骨断残，浑身贴满意识形态膏药的江河日下；
从各色鸟儿跳跃、啁啾不已的心枝，到铅灰色的混凝土最终威严地、冷冰冰地覆盖了中国思想的大地；
从热情火焰般燃烧的五十年代，到挤牙膏一样竭力挤出热情的六十年代以及热情满是伪劣产品的七十年代；
从大门半开、窗帘半卷，对风起云涌、俊彩星驰的外部世界还有一定的了解，到在全方位的封闭中，阿Ｑ般地膨胀自身，自虐狂般地折磨自身……
１９５７年，众所周知地成了近百万知识分子一座苦难的祭坛。
祭坛后，立着的１９５８年，则开始了一场民粹主义的举国盛宴！
如果说，１９５７年是右派分子政治上的断头台，而１９５８年，则在广大的知识分子的头上，吊起了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你防不胜防，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掉下来；
如果说，１９５７年让众多的右派分子去了月匿星藏、山寒水瘦的劳教、劳改农场，那么，１９５８年，则以大规模的改造，实际上是大规模的放逐，将知识，剥下一点点无产阶级认可的东西外，连同她的孩子--思想与科学，赶进了一个虽无法触摸却真实存在的集中营。
也许人们不一定能察觉--
“文化大革命”当然在政治上宣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死刑，但１９５８年已经在编织“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起诉逻辑；
“文化大革命”当然让文化陷于灭顶之灾，可１９５８年则开始了文化毁灭的倒计时；
我想，当“文化大革命”这头面目狰狞、双角峥嵘的怪兽冲上地平线后，无论有着怎样命运遭际的人们，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感悟出，东方民粹主义这个巨大、神秘的蚕蛹，在一片黑暗中究竟孕育出什么东西……
（原载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