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为母亲多活了半年，她不得不惨死在骇人听闻的恐怖中。她那个小跨院常常使我联想到亚在一九四五年看到的达豪集中营那个小院。据说在那里，歹徒每次都放出十八条狼狗把囚犯活活咬死。她遇到的那些“戴红箍的”比纳粹有过之无不及。他们对她施以酷刑，直到她不堪折磨，自寻短见。
二十四日早晨我发现，“戴红箍的”已抄了她的家，解放后四个子女为她添置的家具什物被洗劫一空，只给她留了一条薄棉被，一个小帆布床。那是平时给小九妹（她是大舅最小的女儿，那年才二十岁）睡的。“戴红箍的”给母亲贴大字报后，她已告诉小九妹不要再住在她这里了，免得受牵累。
那天早晨母亲告诉我，那些“戴红箍的”扬言要把她打死。他们罚她背《毛主席记录》，哪怕背错了一个字，也对她拳打脚踢。她天资聪颖，只要给她时间，原是背得下来的。但是，他们还罚她扫院子，扫街，扫厕所，不断找碴儿说没扫干净，并用铜头皮带狠抽她。
我对母亲说：“这几天已经出了不少人命案了，会引起中央的重视的。您再忍一忍，这股风大概很快就会被煞住的。”
我哪里想得到，原来“中央”混进了歹人，八月下旬蔓延全市的抄家、揪斗和凶杀的歪风，正是“在林彪、‘四人帮’的煽动下，在谢富治的纵容支持下”刮起来的。“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兴县的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三人。最老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
二十五日早晨我刚走进八条胡同口，只见乱哄哄的一群人情绪激昂地迎面跑过来，喊着“打死这个老妖婆！”等口号。我还以为被揪斗游街的是我母亲，吓得心里怦怦直跳。仔细一看，是个陌生的胖老太太。我听说“文革”期间对妇女的一种惩罚是剃阴阳头，然而从未亲眼见过。这位老太太的阴阳头却不是剃的，而是活生生地拔的。粉红色的头皮耷拉下来，滴滴嗒嗒淌着鲜血。人的生存本能真是强韧，受了这样的酷刑，她还乖乖地走路，低了头，被游街示众。
“反右”期间在河南林县发生的事，而今在文明古都北京重演了。
更可怖的是，跟着起哄的，不但有大人，还有六七岁的男女孩子。这些天真的娃娃本应偎在妈妈身边，可小小年纪，就经历起这种“革命”场面！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桐儿热泪盈眶地告诉我：他在北小街看见几个小孩子，逮住一只怀孕的母猫，拎起来就朝着一辆急驰而来的汽车轮下掼去。一声惨叫，车轮过处，马路上是一摊血肉和皮毛。娃娃们还哈哈大笑，拍手称快。
桐儿是从小爱动物的，尤其是在豆嘴胡同居住的四年，由于有院子和几小块园地，使他有机会观察蚂蚁、蚯蚓、麻雀的生态。家里要是买了活鱼，总先放在水缸里养几天让他看，直到翻白肚了才宰。三姨自己养了鸡，养了兔子。他九岁以后，由于我们没工夫陪他每周逛动物园，暑假他就买张月票，带上水和面包，经常一去就是一天：看熊猫，看长颈鹿，看大象。
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要那样对待一只温顺的猫！
我却蓦地想到：孩子们多么快地就对周围的血腥的环境做出了反应。
如今，每逢在报纸或电视上看到抢劫犯或凶杀犯，我就习惯于掐指算算他们在一九六六年那一年有多大。
“文革”的影响何其深远！
２.一张明信片
那些日子我每晨都赶到母亲那里，但也不敢久留，我得在八点以前奔出版社去。虽然我仍坐在革命群众当中，没有进“牛棚”，但本社那些“戴红箍的”勒令我背对背地书面揭发亚。他们说，如果不揭发，就把我也关进“牛棚”；揭发得彻底，就仍能回到革命群众队伍当中去。即是说，我悬在两者之间了。
揭发什么呢？
为了孩子们的前途，为了保全这个“家”，就只得冥思苦想，硬着头皮写了这么几条：
（１）一九六一年六月亚回京后，身份仍是老右，直到一九六四年七月他摘帽，我曾偷偷地把《参考消息》带回家去给他看过。以他当时的身份，是不准看《参考消息》的，但他一直关心国际大事，我的目的是满足他这种愿望。那时《参考消息》是一个办公室订一份，大家分担费用，过期的应交上去销毁。我总是在头天晚上最后一个走，第二天又准保最早来的情况下，才敢拿回去。但是我们两人每年又轮流去通县或八达岭劳动一个月，每周有两三个上午我又得到西四受壁胡同去帮助钱稻孙整理日本古典文学译稿，所以实际上三年中也不过让他看过几十次。
（２）我认为亚对一九六四年七月摘帽后，工资仍停留在一三元五角，心里未必服气。他从未进过财务科的门，每月工资都叫我去给他领。他对我抱怨过：“一九三五年我二十五岁时，大学毕业后头一个月的工资就是一百现大洋。年底还拿红利，相当于两三个月的工资。”说明他仍有牢骚。
（３）他回京时，农场给他开的每月口粮是五十五斤。回到出版社，立即减为三十斤。他不够吃，把一架旧照相机卖了，用那三十元钱买过十五斤黑市粮票。他说：“绝不能浮肿，更不能得肝炎，留得青山在。”
（４）他对一九五七年的批判，不时地流露出不服情绪。他说，章伯钧托人约他编刊物，他立即拒绝了，并且回来马上就向康濯汇报了。结果仍批他是章罗联盟在作协的代理人。他写了份小字报，详细说明自己怎样拒绝，怎样向组织汇报的过程。康濯竟立即贴出大字报“辟谣”，矢口否认亚向自己汇报过。我曾问他为什么偏偏要向康濯汇报，他说：“调到《文艺报》以前，作为专业作家，康濯是我的小组长。所以对我来说，康濯就代表了组织。”
（５）此外我还揭发，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间，每逢圣诞节，他都收听圣诞音乐，如韩德尔的《弥赛亚》。还有一次，听广播误播到苏联对华广播。他好奇地叫大孩子也来听，被我制止了。我警告他说，这会构成“偷听敌台罪”，以后他再也没收听过短波。
本社那些“戴红箍的”看了我的揭发材料，气冲冲地说：“你这哪里是揭发，你是在替他翻案！”
其实我还是掌握了分寸的。有两件事倘若揭发出来，足以置他于死地，并且株连九族。首先是一九六二年亚参观历史博物馆后曾说：“抗美援朝时的总司令，那么大的功劳，可整个博物馆，连他的名字也不见。”我知道此话能够上纲上线到为彭德怀喊冤叫屈的大罪。其次，一九六四年江青亮相后，亚几次欲言又止。看来三十年代他在上海时，知道江青一点底细。那年间，知道不该知道的事就是罪恶，不用说郑君里那样的知情人了。文学出版社的两位女同志，只因为一个偶然拿到了一张蓝苹当年的剧照，另一个漫不经心地说了句“也没什么特别的”，后来在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中就都受到残酷迫害。
二十四日下午，在编译所的大厅里召开了对亚的批斗大会。勒令他弯腰、低头，只差没有“坐飞机”。那里展览着从我们家抄来的防毒面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亚在伦敦用过的），几枚纳粹勋章（是柏林解放后，亚从希特勒总理府拿到的），以及一张风景明信片（是母亲处理旧物时，我讨来放在豆嘴胡同家里的；它是上百张中的一张，我从未一一查看过）。明信片上有树木和房子，房顶上飘着一面小旗：勉强辨认才能知道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记得那阵子，只因书籍封面或火柴盒图案偶然用了红白蓝三色，都会被认为是别有用心的勾当。
批斗会上，有人按了亚的脖子，叫他交代：“你为什么收藏国民党的旗帜？”
我马上插嘴说：“那不是他的，是我家里的。你们只要看看明信片背面写的字，不就清楚了吗？”
革命群众齐声呐喊道：“不许臭妖婆文洁若为大右派、大洋奴、政客萧乾辩护！”
于是，我被赶出了会场，所以不晓得那天的大会是怎么收场的。我边往外走，边听到有个当年在上海《大公报》当排字工人、如今在本社出版科任科员的正在咆哮着：“萧乾，你还认得我吗？四十年代你是《大公报》的红人，夹着大皮包，穿着大皮鞋，好神气哪！那时我是个小小的排字工人。没想到你还会有今天吧？”
３.地狱图
八月二十七日早晨，我给母亲送去了一沙锅鸡汤。抄家后，“戴红箍的”勒令我姐姐把她养的二十几只鸡通通宰掉。一下子吃不了，又没处送，她只好刨个坑，全给埋了，留下两只鸡煮汤。是她想起叫我送去的，因为我告诉她，二十六日早晨我偶然走进母亲那过道里的小厨房，发现连蜂窝煤炉都没生。说不定她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走进母亲那阴暗的小屋时，鸡汤还是温的。我守着她一口一口地喝完。这难道是我那生性开朗的妈妈吗？颤巍巍地捧着沙锅喝汤这个老太太，是那样的孤苦无助。几天之内，她至少老了十岁，满头乱发，面容憔悴，两眼落了坑。
家境好时，母亲爱好过京戏和麻将。但是她也能吃苦耐劳。八年沦陷时期，我们兄弟姐妹数人一年四季穿的衣服、布鞋和棉鞋，都是她一针针地做的。为了给我们交学费，她把自己的首饰变卖一空。最后连房契都抵押出去，始终没钱赎回。这就是我们解放后不得不租房住的原因。当我们穷得几乎没有隔宿之粮时，我曾许愿说：“将来我大学毕业，挣钱养活您。”
参加工作十六年来，我实现了自己的诺言。除了和弟弟们共同负担母亲的生活外，还用稿费为她买了席梦思床、长毛绒大衣等。结果在这一场被宣传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中，那些“戴红箍的”把她当成了斗争对象。
临分手时，母亲递给我一瓶可可粉，一瓶桔瓣罐头，说：“给孩子们吃吧。”在苦难中，她没忘记她的外孙孙。她还交给我一个小纸包，说是剩余的粮票。
那一天，我心绪格外乱，一句揭发也写不出来。我想起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地狱图》主人公画师良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被封建主活活烧死，他却束手无策。我也一样，明明知道在如此残酷的毒打下，母亲将不久于人世，但又救不了她。我去央求本社一个“戴红箍的”陪我跑一趟，否则母亲大概性命难保了。他恶狠狠地说：“多少革命先烈牺牲了，你无动于衷；都什么时候了，还只顾关心自己家里那几个人！”
一刹那，我觉得自己不是生活在人类的社会里。整个社会变成了一架巨大的压榨机，像我和母亲这样的人，随时都可以被碾成齑粉。
４.恐怖之夜
八月二十七日晚上九点钟我才离开办公室。本来规定八点就可以回家，但晚饭后一个“戴红箍的”向我要揭发材料，我答应当晚一定写好，第二天一早交，所以多耽搁了一小时。
刚走到豆嘴胡同房屋的大门口，抽冷子一声“站住！”我被一群暴徒包围了。几个男的一把夺去我的布兜子（里面装有母亲早晨送给我的可可粉和桔瓣罐头），摘下我的手表，接着两个女的就上上下下搜身。我穿的是用亚的旧大褂改的白亚麻衬衫、蓝布长裤，里面是背心裤衩，什么也没搜出来。
两个女的一边一个，前前后后都是壮汉，押着我朝陆军医院的方向走。在医院门口，一个妇女擦身而过，借着路灯，看出那是我的三姐。我恍然大悟：他们曾把三姐拉到妈妈那里去陪斗。由于我不在，便留一部分人埋伏在家门口，好抓住我。我和三姐交换了一下眼色，谁也没敢搭理谁。
他们把我推进八条三十号那个中院罚站，面对着妈妈住的小跨院。栅栏门紧闭着，黑咕隆咚的，阒然无声。莫非她在屏息倾听着院中的叫嚣？那些暴徒一开始就把我当做国际间谍来审问，说是从豆嘴胡同十一号前院的堆房里搜出了一部电台。我告诉他们，那几间南房是一九六二年从里院陈家手里买的，原来有两间厕所，我们把其中一间的茅坑填死了，改成堆房。填坑的部分，土可能松一些，但绝不会有电台。陈家是解放初期买下这座房子的，再早，我就不知道了，可以问问陈家。
他们又异口同声地说：“你大姐在美国，是特务，那个老妖婆（指我妈妈）是老特务，你是第二代特务，你们一家子都是特务。”又逼我交代把发报机藏在哪儿了。
接着又说：“你爷爷是什么人？你奶奶是什么人？你老子是什么人？你舅舅是什么人？都是他妈的黑五类，罪该万死！”
我思忖：幸而他们都没有活到这一天。
通过审讯我才知道，解放后母亲相信党的政策，向民警主动坦白大女儿入了美籍等情况，竟为她埋下了祸根。一九五一年的镇反中，她把公公当县官时代的三把生了锈的旧大刀交到派出所，现在成了她“解放后私藏武器”的罪行。她交代她的胞弟五十年代初被镇压，结果她就成了反革命家属。（她又怎能料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那个黄埔军校出身的弟弟的问题得到平反，他生前住过的房子还挂上了“万徐如故居”的匾额呢？）此外，丈夫在抗日战争前当过二十年外交官，也成了她的罪状。
审讯持续到午夜。后来有人喊：“把老特务也抓来一起斗！”
两个人气哼哼地跑过来，推开栅栏门。屋里的灯亮了：其中的一个匆匆折了回来，悄悄地说了几句什么，这回呼啦一下又有五六个人跑了进去。
一个暴徒咚地在我后背上揍了一拳，吼道：“老特务自绝于人民，畏罪上吊了。没看严，倒便宜了她。你滚去瞧瞧！”
我进去时，亲爱的妈妈已经被人解下来，停放在帆布床上。那是五十年代亚给老姐姐预备的。她到我们家来住，就睡在上面。亚从农场回来后，把它送给了我妈妈。
我曾听说吊死者脸上都会憋得发紫，妈妈的遗容却安详得像是在酣睡，恐怖神情已荡然无存。她身穿手缝的短袖泡泡纱旗袍，嘴唇微启，好像只要轻轻呼唤一声，就会睁开眼睛似的。
一个念头倏地闪过我的脑际：不论妈妈是升了天堂还是下了炼狱，反正她已永永远远地逃离了这座人间地狱。
暴徒们震耳欲聋地齐声吆喝着，逼迫我说：“你赌咒，她死了活该，世界上去掉一块烂皮！”
天下还有这么惨无人道的吗？把我妈妈逼死之后，又强迫我骂她。我心里说：妈妈，原谅我吧，好在什么恶言恶语也伤害不到您了。在威胁之下，我只好照样嗫嚅了一遍。
“大声点儿！你发誓，她死了活该，世界上去掉一块烂皮！”
我大声重复了一遍。
“你再咒骂：黑七类死了都活该，死绝了才好，世界上去掉一大片烂皮！”
我开始怀疑周围那些暴徒究竟是人还是禽兽。
纳粹残害犹太人的时候，也没这样狠毒过吧。
后来我听说，外省还有将“黑七类”（包括孕妇和婴儿在内）一船船地运到河里去，把船一翻，让他们通通淹死的。
日本军国主义者屠杀了我国无数同胞，其罪孽罄竹难书。但那是战争期间发生的，而且他们并不杀害本国同胞。美国人的原子弹也只会丢在广岛和长崎，绝不会丢在本土上。倘若把在“文革”中丧命的上自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我妈妈那样平平凡凡的老百姓加在一起，其数目也许远远超过一场南京大屠杀或两颗原子弹的总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