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
东京五日谈，说的是2003年11月，在东京访问的五日间，我和我的作家同行们，与日本作家以及普通日本人的谈话。
这些谈话都是在各种不同场合进行的——饭店、住宅、庭院，还有旅行途中。
——渴望交谈与交流。我们与他们、中国人与日本人，就像这世界上各个国家间，人们都在小心翼翼地试图互相沟通和了解：不同的民族、共同的宗教信仰，古代中华文化的输出与近代日本经济的输入；历史上的遣隋使、遣唐使与辛亥革命后持续至今的赴日留学潮；邻居与入侵者，曾经的敌人、以及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的合作者——中国与日本难以割裂又难以完全融洽的复杂关系，使交谈变得难以畅达，也因此变得更为迫切。
从成田机场下飞机进入东京城区开始，路边的加油站、大厦、商店、学校等所有街边的建筑物上、文字招牌中夹杂的汉字，到进入新大谷饭店房间里的各种日语服务说明中，从汉字中勉强猜出的意思，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到达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地方——这是几千年前从东方版图中脱落的一片板块，海水溢满了板块开裂的缝隙使它们分离，但地壳的底部彼此依然相连；曾有一刻，我恍然觉得它像是一个从中国母体中脱胎出来的黑发婴孩，城市随处可见的汉字，即是它身体上无法清除的胎记。还有街边的香樟树和热气弥漫的拉面馆、传统建筑物的造型与翘角飞檐……都给人一种若即若离、辨认不清的感觉。这在以前的多次出访中从未有过。
几日后我便迅速纠正了这种误读。面对繁华的东京银座、整洁的街道、有序的城市管理、精致的日式庭园、左行的汽车、复杂的地铁网络、紧张的生活节奏以及从行人匆匆的脚步声中传来的奋发进取精神，然后是巍峨壮丽的富士山、深秋的箱根温泉、古老的京都与宁静的奈良——我由此确认了这是日本。那个东方海岛上的小小婴孩，只是曾在童年时西渡重洋去过中国求学，然后回到故乡九州四国自立成人，从此不再回头。
话题从何开始？其实，由日本文化艺术界着名人士组成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自1956年创办以来，与中国艺术家彼此间的访问交谈，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11月在东京，这五天的谈话，是由文学派生，而与人生的方方面面有关的絮语。
谈话从当晚日中交流协会举办的欢迎晚宴上，由“龙”的话题开始。适逢抵达东京之时，天空下着蒙蒙细雨。蒋子龙团长说由于自己的生肖属龙，所以每每到达异地时，总是有雨相随，不由满座皆惊皆喜。“龙”在日本文化中亦为吉祥之物，应是从中国腾空而来。一条龙成了文学的跨海大桥，谈话立时活跃而热闹了。蒋子龙接着表示自己近年来正在研究死亡，因此对日本的自杀现象很有兴趣，意欲去日本箱根山里的自杀频发地清木原林海考察。对此在座的日本朋友均表示理解。死亡自然是一个永恒的人性话题，而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也是另一种集体慢性自杀。由死亡再说到爱情，便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欢欣与生命极致了。
日本当代着名作家黑井千次先生，曾在他的一份讲演稿中说：“家族这一话题，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最切身的、最基本的人与人的关系。一旦动摇，人与人的关系就会发生本质的变化。从反面来看，人与人整体关系的扭曲是由家族关系的不稳定而引发的。”
黑井先生在写作之初以表现公司职员的生活为主。但他后来发现，企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辞职离开后就自动结束了。而家庭成员却没有退休一说，这种关系将会永远保持，蕴含着历史的家族是表现时间的竖轴。战后的日本，那些继承武士传统、热衷军国主义的威猛男子的理想形象破灭，充满自信的女性开始活跃在各个领域。于是家庭意识淡化、家长的权威衰落，父系社会受到挑战，各种新的家庭关系逐渐建立。他认为文学应当揭露家族深处隐藏的内幕，并在丑恶中寻找美好的东西……
席间闲谈中，我表示了对黑井先生这篇讲稿的赞同。这是一个人类共同的话题，从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到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还有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孤儿渴望有家、压抑的人渴望挣脱家庭的藩篱、诗性的流浪者永远在寻找精神的家园、婚外再生的爱情对家庭的“背叛”、一个家族的命运所折射的时代和民族命运……我本人也尝试写过家族历史的小说《赤彤丹朱》……而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丁克”家庭选择不育的深层心理原因究竟是什么？
只有问题，没有答案。我们都将继续彷徨在家族相生又相克的怪圈之中。
朝鲜族女作家李惠善委婉地表示了在文化差异中女性对具体事物的好奇。她说：“朝鲜族喜欢白色以及其他鲜艳的颜色，但我喜欢紫色。我发现日本民族喜欢中间色调，我今天穿了紫色的衣服，会不会不合适呢？”
不会。在日本人看来，紫色是高贵的颜色，紫色很难与其他颜色搭配，所以用起来需要特别小心。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专务理事佐藤纯子女士回答了李惠善的问题。佐藤女士从1956年开始从事协会的工作，迄今已经整整四十八年，她几乎把自己一生的心血都献给了日中文化交流事业。那晚她穿着暗红碎花的外套，恰好在座的另一位女作家竹西宽子也穿着柔和的紫色上衣，再加上杯中浅棕色的中国黄酒，整个宴席的色彩如同话题一样丰富了。那是五日谈的序曲，随意而亲切，就像一次熟人的聚会，甚至省略了惯常的寒暄之词。协会的常务理事横川健先生在中国长大，毕业于中国四川大学，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回到日本后一直兢兢业业地从事日中文化交流工作。这个礼节周全、事事认真的日本国，访问的开场锣鼓却没有一点喧哗的意思。日中作家的交往已经超越了“你好”、“我好”、“为友谊而干杯”的程式，而开始进入了平等对话的阶段。由于日本文学专家陈喜儒先生和年轻的翻译李锦琦先生快捷幽默出色的翻译，使得我们之间的交谈更是顺畅融洽。
晚宴结束道别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一个坚持了近五十年的文化交流协会，就像一条通往中国的友好大道，目标始终一以贯之。一条畅行无阻的道路，每一个人口都是开放的，不需要重新起头和发动。这一场从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后，长达二十多年未曾中断的谈话，便可以如此轻松地持续下去了。
翌日，在参观了江户东京博物馆、浅草与皇宫一角之后，傍晚，我与李惠善女士，以及蒋子龙、陆天明、翻译李锦琦先生，在佐藤女士的陪同下，去日本着名作家十井乔先生寓所做客。
在日本，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一般不请陌生的朋友到家中聚餐。我们被邀请到十井乔先生家是一个例外。谈话需要气氛与环境，可见，交流协会的一份苦心与主人的盛情了。
那是一所清静的西式二层小楼，院里的菊花开得正浓。一眼看见门厅一侧琳琅满目的玻璃礼品柜中，一组来自中国的无锡小泥人栩栩如生。客厅优雅而朴素，宽大的茶几上，花瓶中插着新鲜的茶花和枫叶，秋天的感觉微风似的拂过。那是日本文化中的待客之道，用应时的植物所致的欢迎词，无声的交流在那个瞬间就已经开始了。然后是茶，浅淡的褐色，没有茉莉花也不见茶叶片，香浓而含蓄。十井乔先生年逾七十，却丝毫没有老态，穿一件普通的浅色套头衫，显得随和而利索。十井乔先生曾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却始终坚持了对“资本主义”社会锐利的批判立场。他的夫人体态小巧容貌秀丽，显得更为年轻可爱，见过客人后，就去厨房忙着准备晚餐了，后来才知道她是一位很有造诣的舞蹈表演艺术家。
落座后，十井乔先生便问诸位今天去看了哪些地方，我们一一道来。
他有些不解地说，你们为什么要去看皇宫呢？我们平时路过那里，会绕着走……言语间，他委婉地表示了自己对封建皇权的不屑。
我们解释说，中国的故宫是对外开放的，已经成为历史古迹与博物馆。皇宫是专制集权社会的象征，它的存在或消失，都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心理与发展。在日本，皇宫也是一种遗存的文化现象，能够增加我们对日本国体“君主立宪”制的感性认识。我们只是从一个边门进去，很快就从另一扇边门出去了。就此遥望日本皇宫一角，感觉日本皇宫的建筑外形，似乎比中国皇宫要简朴、素净得多。而且皇宫的围墙大部分是用泥土垒砌的，坡上种满了松树，松树都已经很粗壮，形成一圈树林的天然屏障。坡下是护城河，水质很清，我们能由此感觉到日本民族是亲近与爱护自然的。而故宫从皇室的安全考虑，历史上就不允许种树，高墙深宫，森严壁垒，建筑富丽堂皇，能看出“寡人”的生活奢华、隔绝、封闭而孤独。
十井乔先生这才表示理解。他谈到日本作家的写作，其中有许多故事都取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比如说《三国演义》等。他转身回书房拿出了自己的一本新出版的小说《桃幻记》，告诉我们说这是以中国“文化大革命”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集，书中的人物，在“文革”中历尽磨难，但人的精神没有颓废萎靡，心态仍然是积极向上、勇于开拓的。我们颇为吃惊，对他的这部小说很感兴趣，想知道他笔下的中国“文革”究竟是什么样的。可惜暂时还没有中文译本，只能作罢了。我请教他这些人物的素材来自何处，他是否有很多亲历过“文革”的中国朋友呢？他微笑着摇头说，虽然也听中国朋友讲过一些，但大多还是自己想象的。文学不是真实的记录，而应该上升到人性和艺术的高度。第三天我在东京大学拜会藤井省三教授，见到他的书桌上就放着这本书。我问他对该书印象如何，他说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本好书。
大家接着谈起了十井乔先生《日本文学的现状》的中文译稿。他在讲演中分析了现代社会文学低落原因的一般说法，比如由于电视节目、电子游戏的泛滥，重大社会主题的消亡，生活紧张感的消失，导致人们要求改善自我生活环境的热切愿望正在减弱。他的见解切中时弊，与中国当下的情形有相似之处。他还在该文中谈到了目前的批判现实主义，以及如何在国际背景下思考文学，以及对产业社会的质疑等许多尖锐的意见。在他对二十一世纪文学的展望中，他提出了“从日本文学向日语文学的变化”这个文学理念。我告诉他这也是我所关注和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因为中国也面临着“中国的文学”与“中国文学”的选择。“中国的文学”这一概念的属性是“中国”而非整个人类，故而带有明显的局限性。而“中国文学”或者说“汉语文学”，虽然在内容上表现了中国人的生活、情感、心理和文化，但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性化”写作，能够纳入国际轨道、融入世界潮流的精神文化产品，十井乔先生对此也表示认同。
夫人和一个帮厨的女孩，轻盈而欢快地开始上菜。正宗的日式料理。每一道菜都用了八个小盘，分送在每个人的面前。日式的陶盘均不规则，或方或斜或深或浅，每一种都有变化。每一块漂亮的餐巾布，图案不变而色彩纷呈，可看出这个民族喜新求异的性格。盘中的食物，精致得像微缩的雕塑，肉食蔬菜鲜鱼甜食，碧绿金黄浅红雪白，颜色与颜色的搭配总是相谐生趣，每上一道菜都会引起我们的惊呼。这是一些可以品尝的艺术作品，清淡爽口耐人回味，由于新鲜感和好奇心，我们面前的一只只盘子，最后总是空空地被端了回去。
席间细细品尝食物的有声与无声，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有味觉的交谈？那么一个强悍的民族，究竟是怎样从那些精致却又清淡的食物中，获取了巨大的能量？
数不清来去了多少可爱的日式盘子，还有各式茶盅酒杯碗碟，像是一个流动的陶瓷玻璃艺术展览会。酒水在杯中慢慢地倾斜，滋润着彼此的唇舌，也唤起了更多的激情和话语。天下事一件件接踵而来——蒋子龙先生谈到了最近在中国大受欢迎的日本畅销书《傻瓜的围墙》，大家随即又谈到了纯文学与私小说、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女性作家、日本电影的兴衰，还有对这个物质时代、金钱社会的种种忧思。
最后一道碧绿的清茶送上，夫人请出了一直在厨房帮忙的儿子，来向中国朋友鞠躬致意，然后才放心地微笑着在一侧坐下。大家也都向夫人敬酒表示谢意，十井乔先生开玩笑说，今天夫人很给我面子，其实如今日本的职业妇女，都不愿意在家伺候丈夫孩子了。所以夫人每次演出回家，他都会主动为夫人按摩肩胛放松筋骨，日本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在很多家庭中都已经开始瓦解。说到兴奋处，十井乔先生拿出一摞相册给大家欣赏。其中全是夫人的演出剧照，在舞台的灯光与背景下，我们面前这位温柔可爱的女人，身着传统的日本民族服装，在翩翩舞姿中，用含蓄的肢体语言和悲壮的面部表情，表现了日本女性压抑的境遇与反抗精神。我们听不见音乐的节奏，但能感觉到舞者每一个姿势中传递的凄美与决绝。佐藤女士介绍说，夫人的舞蹈表演难度很大，有一种内在的力量，真是非常感人，她每次去剧院欣赏，都会被深深打动。夫人说，舞蹈最重要的是表现内心的感受，虽然要用优美的外部动作来呈现，但最终又向内收敛到达心的深处。
时间已经很晚，我们再三表示了对十井乔一家今晚盛情招待的谢意，恋恋不舍地离去。走到街口，回头望去，十井乔夫妇还站在宅院门口目送着我们。言犹未尽的注视，好似舞台的追光，每一线光亮都在发出无言的邀约，寻找着这个世界上遥远的知音。
第三日上午，集体拜会、参观了日本笔会中心，然后应邀在一家日本餐厅与笔会负责人三好彻先生一行共进午餐。三好彻先生最近刚出版了一本讲述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流亡期间，与日本志士宫崎滔天的深厚友情的长篇小说《革命浪人》。我们在品尝了日餐“天妇罗”之后，便前往东京会馆参加日中交流协会举办的正式欢迎招待会。在会上见到年事已高、仍坐着轮椅前来的日本着名作家自上吾夫先生，还有东京新闻界、文化出版界、翻译界的朋友。日中主客双方互相友好致词后，介绍了各位访日的中国作家，便是自由交流时间，大厅里的人都举着酒杯走来走去互相热情结识。一位日本笔会的成员，也是话剧人社的常务理事菱沼彬晁先生告诉我，他将在十二月带领“日本演剧交流话剧人社”的一台话剧《樱花依旧》去北京演出。我答应他届时一定去欣赏这部话剧。一位日本女士交给我一份日文印制的小册子，并告诉我，她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妇女，在东京从事“宋庆龄基金会”的工作，该协会多次到中国贫困地区去协助办学发展教育。我忽而想起中国报刊曾报道一位普通的日本男子，多年来一直坚持在中国内蒙古沙漠地区植树，还多次组织日本民间人士自费去沙漠绿化，不由心里一阵温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