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
白南准在好多年前曾这样说过：“托尔斯泰需要二十页来描写安娜·卡列尼娜，而福楼拜需要三十页来描写包法利夫人。其实他们只需要一架拍立得照相机。”
这位机器时代的韩国艺术家在六十年代出尽了风头，他那些由电视机拼装成的所谓作品，据说是在探讨荧屏和观众间的关系，探讨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关系，以及人如何受到机器的影响。他希望，人性化的电子能刺激幻想，他甚至在三十年前就预言，有一天艺术家凭借电阻、电容器和其它电子零件也能创作，一如传统的绘画工具。
今天，电子图像已经全面凯旋，整个世界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手指尖上——只要按动旋钮，世界就立刻在荧屏上涌现。我们不再从厚厚的小说中寻找故事的脉络和人生的解答，因为我们只需要用目光去扫射那些刺激我们视网膜的电子信号，就可以快捷地知道一切事件和情节了。
我们何必费神地凭着几十页的冗长文字描述，去想象一个虚构出来的妇人肖像呢。我们只需知道，是些什么大牌影星扮演那些伤感故事里的女主人就行了。对如今的影星我们闭着眼睛也能扳出几十个，她们的脸在全世界流通——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当然也没有能力，在私底下去想象什么安娜什么爱玛了。图像填满我们的记忆，我们对塞给我们的所有图像一律照单全收。图像的战车轰隆驶过我们想象的荒原，到处插上它的旗帜。现在，假如我们和另外一个人，哪怕是地球另一边的人谈论一件艺术品、一处风景，当然更不要说谈论一部电影或一场音乐会了，我们在脑中浮现的画面一定是一致的。我们已经无法表达那种差异，那种因个人的想象差异或经验差异造成的交流欲望如今被交际的需要所取代——这真是了不起的功绩！
的确有点令人难堪，图像的全面胜利只能导致我们这些幸福而懒惰的观众变得越来越贫乏。我们不会有耐心去读二十页小说去想象一个俄国妇女，但我们会花一整个晚上轮流看二十五个电视频道。我们虽然见多识广，但我们已经基本丧失了表达的能力：由于不阅读，我们没有了思想，由于看得太多，我们觉得说什么都属多余。于是我们还是回到电视荧屏前，继续迎接电子图像的凯旋，迎接它对我们的温柔奴役。
图像不仅是一面镜子，只反映着世界：图像还是一扇门，它直接开启了世界，它把我们包围，成为它内景中的一部分。我们烘托着它的环境气氛，制造着它的真实性，又渲染着它的虚拟性——我们成了图像世界的同谋，而不单坐在某个房间里，从外部来观看这个图像匣子。我们已经不能再说图像源自世界，倒应该反过来说世界源自图像，或者最起码，“世界就是图像”，这个结论是千真万确的。
现在让我回到那个韩国人白南准。对他的作品我一向是非常不喜欢的，因为他的东西像一篇论文，而且并无深意。白南准无非是比画家多一点想法，又比社会学家多一点使用现成材料的小聪明罢了。他的许多言论，在六十年代一度引起震惊，到了七十年代，人们的反应不过就是笑一笑而已。但是这个迎合时尚的侏儒同时又是一个先知：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多少这样的文化侏儒——他们只会搬用、拼装、剪接、按动快门或按钮，他们已经没有阅读和书写的能力，没有动手绘制一幅画或闭着眼晴冥想的能力……当然，图像是凯旋了，它是集体的凯旋。
这是无法抗拒的，不管你是抗议还是颂扬，世界在你这儿“迷你”化了，它是一个图像片断，旋即又转换成另一个图像。它近在咫尺又立即消逝，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手指尖。至于托尔斯泰或福楼拜，还是让他们沉睡在图书馆里吧。
与谁为邻
还在上一个世纪，狄斯雷利就在他的《西比尔》一书中写道：“现代社会是不认邻居的。”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句警语，也不妨将它看做一则预言——不管你今天与谁为邻，是否仍和你的邻居往来甚至说不定还能叫出他们的姓名，预言总是不会被轻易驳倒的，因为没有人知道你明天认不认你的邻居。
当然你也不必过分地抠字眼，假如你是一个不爱搭理别人、内向、沉默寡言、自我封闭或者一心忙于个人事务的人，那么不论是不是在现代社会，你都不会认你的邻居。你丝毫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它根本不值得讨论。
有的人则和你不同，他们是些敏感的人士，常常对过去的人与事葆有记忆，用一种怀乡的情感追溯过去。他们一边过着所谓现代社会的生活，一边总要去留恋逝去的岁月。哪怕那些岁月当初并不是这么回事，他们也要凭吊一番，包括一条街道的沧桑，一种手工劳动的消亡，一个邻居的音容笑貌，一张旧照片或一架手摇留声机，他们都会拿出来晒一晒，在太阳下感动半天。
说到我自己，如果让我闭上眼睛慢慢地回想，倒真会有许多张快要遗忘的脸浮现在我的面前。他们都是我过去的邻居，我曾经熟悉他们，但又没有什么可以回忆的事迹让我重提。在他们中，我记得有一个麻子，住在我家楼上，他很胖可是下楼的脚步很轻，这常常让我无端怀疑他的行踪。另一个是退休的钳工，夏天他永远光着膀子，用很响的嗓门说话，后来他突然中风死去，他生前住在我家右侧的房子里。在另一边的一幢楼里，有一个足不出户的老头，他一直穿着长袖衬衣，从他家的窗户里常常传出收音机播送的评弹曲子，它使我觉得有种发霉的气味。后来，这个老头在动乱年代自杀了。还有别的几个老年男人，比如牙医师、小学的看门人和报馆的老校对，至今我都能历历在目地回想起来，虽然那时我还很小，甚至从未和他们说过话。
邻居就是生活在我四周，而我从来没有走近过的那种人。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出现在我眼前，却和我毫无实际的关系。在我住处的周围，也有我儿童时代的小伙伴，当然还有他们的母亲，我非常熟悉他们——可是我记不住他们。快乐的游戏、捣蛋、淘气和争吵全过去了，它们一览无遗不留悬念。唯有那些我只是远远望过的邻居，他们才意味深长地在我的记忆中刻下淡淡的印痕。
我极少有闲暇去留恋我的过去，包括我过去的邻居们。这一切既没有什么诗情画意，也缺少可以追悔的教训。生活就那么地一天天消逝掉，人们活过，老了，又死去——也许留下一些疑问，让别人去猜想。不过，这究竟有何必要？你也是他人的邻居，说不定，你从来就不会引起他人的兴趣。
现在我离开了居住过几十年的老街区，在一个新兴的社区安营扎寨。我虽无时间去了解我的新邻居，可是他们给我的印象却是相似的——没有历史、没有神秘感当然同样没有诗情画意。我和他们共处在一片区域，大家相安无事、和睦相处，既不冷漠也不亲密。
尽管我对认不认邻居兴趣不大，我还是会想弄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库马在一篇题为《社区衰落》的论文中指出：“为数更多的人，稠密地聚居在一起。虽比邻而居，但对一种共同的社会实体并没有归属感。”我的感觉似乎略有不同。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在缩小，他们没有理由彼此疏远，拒绝认同。我现在虽然一直呆在房间里很少与邻居接触，但我很清楚自己“与谁为邻”。我丝毫不缅怀过去的黄金岁月，因为邻居就是邻居。时代的变迁改变不了人的本质，而人的本质就是陌生者比邻而居。
比现实更持久的是照片
一天下午，我在福州路的一家书店底层意外地撞见了这幅照片，模糊、泛黄，不过，它已经被复制成旅游明信片摆在陈列柜中。和它一起展示的还有别的几张老上海照片，当然，如今它们都是崭新的了。
但是我仅仅被这幅摄于三十年代的照片所击中，一种无声的惊愕使我说不出话来。我一向所熟悉的淮海路，六十年前“曾经是那样的”！这的确让我讶异——整条街没有繁华喧闹的迹象，倒可以用“寂寥”一词来形容，我甚至嗅到某种忧郁的花香。沿街的白色楼房和竖窗、光秃秃的法国梧桐、屋顶的瓦、昏朦的天空、电线杆、有轨电车和小汽车。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可能是清晨，因为左侧的五昌南货号还紧闭着店铺的门。行人也很稀少，除了那个穿浅色长衫摆动双臂走路的男人和推着胶轮板车的脚夫，其余的人都隐没在朦胧的早晨光线阴影中。顺着透视线往右看，那幢高楼就是闻名遐迩的培文公寓（今天的妇女用品商店），再往前，便是一片天空——那时，永业大楼还没有盖（现在它的楼下是银行、土产公司和超级市场），更不要说几年前突然耸立起来的伊势丹了——不过，我可以断定赫赫有名的渔阳里（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上海的活动地点）就在这幅照片右侧的边缘，肉眼也能识别得出。
谁在无意中，推开窗户拍下了这张并无特殊用意的照片？拍摄者的位置，一定是在老胡开文笔店楼上，这幢房子坐落在淮海路南侧，临近淡水路的拐角。只有在这里才能获得宽阔的视野，把街景一览无余地摄入照相机镜头。
一幅纸质的照片虽然脆弱，易于损毁被弃，但又是极其坚固的。它可以把一种有过的真实保持在平面之中，永不变形，而照片所反映的事物之原貌，却总是处在不稳定的状态里。所以，照片常常要比现实更持久。
我从小熟悉的淮海路如今早就面目全非，它给我的今日印象无比杂乱。相比之下，这幅照片中的“寂寥”和“忧郁”才恒久如斯地诉说着它曾有过的一个清晨。一幅照片能够击中我，是因为它提醒我有些事物已经不存在，而它的“标志”还有迹可寻。它还告诉我空间位置没有变移，但时间却从中永远流逝。这些都是令人惊愕的。尤其是，这条街道我从小就熟悉，它常常在我的梦中。
（原载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