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电台 保护工运
1948年年底，国共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局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共产党解放军。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凭长江天险与共产党“隔江而治”，他命令刘农畯的伞兵三团从南京调驻上海安亭，贾亦斌的预干总队调驻嘉兴。
为了加紧策反工作，配合解放军渡江，段伯宇借病脱离了军务局来到上海，住在宝山路弟弟段仲宇家里。俞济时对他很关照，并没免除他的科长职务。实际上，他此时已经全力以赴地为党工作了。这是一幢两层小楼，装有电话，地点邻近火车站，交通联系方便，门口有卫兵，外人很难进入，这里很快成为他联系工作的据点。
1949年元旦，在上海市中心一家饭店楼上，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再次会见了段伯宇，并就有关策反工作进行了部署。此后，李正文、段伯宇、贾亦斌、刘农畯等人便三天两头在段仲宇的家中聚会。这样，这几支力量就在上海局的领导下，进入了部署起义迎接上海解放的战斗。
1949年初，随着我军三大战役的胜利，蒋家王朝即将土崩瓦解的时刻，蒋介石命令伞兵部队由南京调防上海，以构筑最后的堡垒。其中第三团驻防安亭、三林塘一带，担负沪宁线和沪杭线铁路警备任务。这第三团齐装满员，战斗力强，曾在对日作战中屡建战功；豫东战役中，在伞兵一、二团团长相继阵亡的情况下，唯有这个三团团长灵活指挥杀出重围，因而备受蒋介石赏识，视为掌上明珠。
段仲宇身为上海港口副司令兼铁路军运指挥官，北火车站的警卫执勤也属他管。他调刘农畯的伞兵三团一营来执行任务。李正文指示他留意掌握好这支部队，因临近解放，这个北大门太重要了。
敌人越接近失败也就越疯狂，白色恐怖笼罩了大上海。为搜捕中共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特务机关使用了美国的科技手段追踪电台。于是，连续发生了二三起上海地下党电台被破坏的事件。1949年春节后，又有一部电台遭破坏，我地下工作人员被抓捕。面对这种情况，为了保持上海地下党与中央的联系，另一部备用台也必须火速转移。可是，大街小巷都有军警特务在搜查巡逻，雇用汽车和黄包车都不安全，电台的转移成了一个大问题。
那天，段仲宇正在家里和段伯宇谈话，李正文没有预约就突然进来。他浓眉紧锁，向段氏兄弟讲述了转移电台时遇到的困难。段仲宇当即答应，开军用小车掩护转移电台。形势严峻，不容迟疑。次日一早，一辆车前窗贴有港口司令部通行证的小车从虹口的弄堂里开出，李正文拎着一只大皮箱坐在车上。段仲宇开着车经过岗哨林立的四川路桥，沿途皆是杀气腾腾的军警。小车来到重庆南路的一个大院门前，李下车把皮箱拎了进去，这里就是上海局策反委员会机关。
谁知大约一个星期后，李正文又来找段仲宇，这次他交代一个更艰巨的任务，要把电台转移到段仲宇家里。原来机关和电台在一起危险太大，必须分开来。这样，那只“大皮箱”又由段仲宇开车移到自己家中。段仲宇关照妻子：“看好它，无论如何不能动。”直到李正文另有安排，“大皮箱”才从段仲宇家转移走。
完成这项任务后，李正文来通知段仲宇，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查后，中共上海局批准了他的入党要求，祝贺他成为中共正式党员！段仲宇非常激动，深感无上光荣。段仲宇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兄弟俩成为真正的“兄弟加同志”关系。因为保护电台有功，解放后上海党组织请军管会为他记了一功。后来，中共上海局又批准了贾亦斌、刘农畯、段仲宇、宋健人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为1949年2月，上海一万余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因米价上涨的津贴。实际这是为了打乱国民党部署，配合迎接解放进行的斗争。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下手谕，命令段仲宇协助王兆槐和警察局长毛森处理工潮。他说的“协助”实际上即是准备镇压。命令到达时，正巧李正文和段伯宇在他寓所商量工作。李正文指示段仲宇：要保护工人不流血，争取罢工胜利，但又千万不能暴露。
当晚11点，段仲宇来到路局，一营已全副武装待命。工人们包围大楼，情绪激烈。段仲宇为避免失控引发冲突，下令部队进大厅放下枪休息：“没有我的命令，谁先开枪我先打谁！”他还叮嘱一营长：“你在这里必须照我指示办事。”然后，段仲宇便进入王兆槐、毛森和工人谈判的现场。这时双方争执的焦点是工人代表的人数问题。段仲宇坐在两人旁边说：“部队都到了，多几个工人代表怕什么？”于是，王兆槐便答应了工人增加代表的要求。
对工人要求增加一担半米“米贴”的要求，毛森起初拒不同意，还扬言要动武。然而当他转脸企盼段仲宇为其帮腔时，段仲宇却面无表情不予理睬，他有些气短了。吵到下半夜，双方都累了。段仲宇对王兆槐说：“兆槐兄，吵了一夜都饿了，是不是买些东西让弟兄们都吃点？”王兆槐只得去买，分给士兵和工人一道吃，气氛更缓和了。到天明时，谈判总算结束，王兆槐终于答应了工人的要求。铁路工人罢工获得胜利，大大鼓舞了上海群众的斗争信心。
连发起义 策应渡江
1949年2月，贾亦斌的预干团一总队调防到浙江嘉兴。起初他设想的起义方案是趁解放军过江时，在宁沪杭里应外合。一批被策反的国民党军官表示要举行起义，对此，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十分重视，也十分慎重。经过缜密分析和商议，张执一认为，立即发动如此大规模联合起义的条件尚未成熟，眼下还是分头准备，各自见机行动为妥。
张执一派段伯宇陪李正文到各部队去实地看了一下，然后指出贾亦斌的设想是好的，但相关的部队情况各不相同，还是利用有利条件各自起义，这样成功把握才更大。
3月初，贾亦斌到上海，在段仲宇家和李正文、段伯宇等密商了起义方案。经研究，组织上决定派张文藻去贾亦斌处协助工作。这时，贾亦斌已引起了特务注意。不久，蒋经国连发三电，电令贾亦斌去溪口见他和蒋介石。去还是不去？贾亦斌赶到上海段仲宇家向李正文、伯宇报告。后经商定，去是上策。
才过几天，又出现新情况：3月10日，蒋介石单独召见刘农畯，说准备把伞兵三团水运到台湾，作为他将来退居台湾的卫队。
贾亦斌见到蒋经国后，为打消蒋的怀疑，爽快地服从南撤福建。蒋经国终于放贾亦斌回上海。3月12日，贾亦斌在华懋饭店向李正文和段伯宇汇报溪口之行并再商起义计划。不料，蒋介石还是对贾亦斌不放心，断然下令撤销了贾亦斌的预干团团长和第一总队长职务，留任国防部部员虚职，等于是撤职看管。这样一来，贾不仅起义受阻，而且处境十分危险。
段伯宇、李正文、贾亦斌、刘农畯、段仲宇等人迅速召开碰头会，商讨对策。在会上，段伯宇提出先讨论贾亦斌的问题，因为蒋介石已撤销他所兼各职，并准备调总队到福建进行整训。大家初步决定贾亦斌尽量拖延移交时间，加速准备起义，待机行动。在讨论伞兵三团问题时，李正文透露了一个消息，说上级党组织决定，保存伞兵三团的实力，作为人民伞兵的基础。根据国民党要把伞兵三团水运到台湾的企图，段伯宇建议：伞兵三团乘船出海后，转道北上开赴连云港登陆。
3月15日，贾由嘉兴又潜回上海，与李正文、段伯宇、刘农畯等共商下一步行动。贾提议预干一总队在嘉兴就地起义，然后由莫干山挺进天目山，与当地游击队会合，策应解放军渡江。不过还有一个困难，就是这条起义路线的军用地图尚未弄到。事不宜迟，段伯宇让段仲宇赶快行动，段仲宇很快找来地图送给他。
张执一对贾亦斌部的起义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因为预干总队是蒋经国的嫡系部队，被称为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子弟兵”、“太子军”。此外，起义又选在宁沪杭中心地带，政治影响将是巨大的，即便不能在军事上给国民党以重创，也可使其新建30个军固守江南的计划受动摇，并与解放军渡江作战相呼应。
3月20日，国防部给伞兵司令部下达命令：“因战局吃紧，日后恐无法解决运输船只，三团需提前起程，与伞兵司令部军械处一道，和伞兵二团合并为一个梯队，于3月28日撤离上海。”刘农畯一接到命令，赶紧嘱咐周其昌立即向“策反委”负责人张执一、李正文报告。
三天后，段仲宇按照“策反委”的指示，给伞兵司令部打报告：“伞兵3团一营在上海北站执行特别警戒，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要集中兵力布防上海外围战线，旬日之内抽不出人力接替一营，故3团暂时不能南撤。至于该团待后撤离时的船只，我当一定负责准备。”实际上，这是给伞兵司令部施加了“滞后南撤”的影响。
伞兵司令张绪滋不敢在没有接替的情况下，把负有“特别警戒”任务的三团一营拉走。便电告国防部：“拟同意3团与军械处延至4月13日一起撤往福州。一、二团则在3月28日按时起程。”国防部作了答复，表示同意。
4月2日，李正文和段伯宇传达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的指示。上海局批准了嘉兴起义方案，决定预备干部总队于4月15日起义。当晚，上海全市大戒严。被撤职的贾亦斌，已处在特务的监控之下。段仲宇查了火车时刻表，发现当晚11时还有一班车发往杭州。于是段仲宇让贾亦斌换上灰布长袍，化装成老百姓，亲自开车把他送到上海西站。在拥挤和混乱中，贾亦斌从窗口爬上车，天明赶到了嘉兴。
可是，在布置起义任务的时候，消息泄露，因此决定提前发动起义。
4月7日凌晨，贾亦斌率领预干总队4000余人在嘉兴起义，起义部队向解放区挺进。由于贾亦斌是在无法请示的情况下仓促指挥起义，起义官兵遭到国民党几万大军重重包围，贾亦斌等英勇突围。当天晚上，贾亦斌组织起义部队兵分三路突围，自己率领一路约三四百人，经两昼夜激战转到吴兴双林镇。第一大队大队长李恺寅率一路约数百人突围后转入德清、武康一带。
从4月8日起，国民党每天派出十架左右飞机对起义部队进行侦察和骚扰，并不断抛撒传单，诱骗学员，诬蔑贾亦斌。而起义部队经数日激战，粮、弹两缺，在重重包围中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4月9日早晨，贾亦斌、李恺寅两路部队在双林附近会合后，立即举行会议，分析研究形势及下一步行动方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应尽快穿过京杭国道进入天目山区，以便与游击队取得联系，摆脱敌人的追击。为此，部队连夜行军，并冒充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冒险从吴兴城边通过了京杭国道，顺便还缴了浙江省保安团一部的武装。
4月10日，由总队辅导组组长刘异等人率领的主力约千余人突破重围，到达莫干山。
11日下午，贾亦斌所部在妙西山良村又遇袭击。起义部队奋起反击，将国民党军队击退，自己也仅剩80余人。在安吉境内，部队最后被打散，贾亦斌只身突围。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他找到了游击队，并由游击队员护送，安全到达安徽宁国境内的中共苏浙皖边区工作委员会所在地。
尽管预干一总队起义没有完全实现预定计划，但极大地瓦解和动摇了上海及江南敌守军的斗志。中共上海局领导对此高度评价，称此次起义“震撼了京沪杭总后方。”贾亦斌后来抵达丹阳，陈毅、曾山、刘晓等首长都接见了他。
回头再说伞兵三团的起义。伞兵三团和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一样，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伞兵三团被称为蒋家的“御林军”。刘农畯和党组织建立联系后，地下党派周其昌等去伞兵三团协助起义。党组织非常看重三团的战斗实力，希望能在解放军攻打上海时，里应外合在火线起义。
前文提到，1949年3月10日，蒋介石突然下令调伞兵三团南下去福建，打算把伞兵三团调到台湾担任自己的警卫部队，这就打乱了在上海就地起义的原计划。为此，张执一通过李正文指示段仲宇，要利用掌握的船只、列车等军运工具，尽量设法拖延三团南下。这天，国民党伞兵参谋长戴杰夫来找段仲宇调船运兵，段仲宇双手一摊：“三团一营还在北火车站担任警备，接防的汤恩伯部队还没下命令调来，一营不能撤。”这样，戴杰夫便调整行军序列，报请蒋介石批准伞兵三团推迟一周后再南调。抓住时机，党组织和刘农畯按原定最佳方案，火速进行伞兵起义的各项准备。
不料，在这个节骨眼上，张执一、李正文等党的负责人发现了有人盯梢，需要紧急撤离到解放区，同时指示与他们接触较多的段伯宇也立即走。上级改派田云樵来领导他们。田云樵和段仲宇在万国公墓按约定暗号接上了头。田云樵指示，一定要按照已决定的方案行动，如果上海火线起义不成，就争取在调防途中起义，决不能把队伍撤到南方去。
那天，参谋长戴杰夫来见段仲宇时，刘农畯也一道陪同。段仲宇特意和刘农畯握了握手，一语双关地说：“船一定让你满意，到时我就不送了。”若想调防途中起义，搞到合适的船是关键。考虑到伞兵三团约2500人必须同时行动，所以一定要弄一艘将全部人员都能装下的大船。段仲宇派信任的参谋李春华到海运处，要到一艘长60米、载重3000吨的中字102号坦克登陆艇，又在空余舱位里装上一批美国人从关岛、冲绳运来的通讯器材，然后将船只交给刘农畯派来协助起义的地下党员陈家懋、李贵田。
4月13日上午，伞兵3团和伞兵司令部军械处共2500余名官兵在黄浦码头聚餐。团长刘农畯举杯预祝大家一路顺风。同时宣布：为了航行的安全，任命团附（相当于“团长助理”）李贵田为航行指挥官。伞兵3团团附、地下党员李贵田当即宣布登船事项，从各连指名抽调班长、士兵组成纠察队，由周其昌、孟虎（均为中共党员）担任正副队长，负责航行期间的安全工作。
下午2时，刘农畯团长一声令下，宣布起航。晚上7时30分，登陆艇来到东海花鸟岛以东的海面上。李贵田密切注视着航海标记。按领航规定，这里是南下和北上的转折点。关键的时刻到来了！他来到登陆艇驾驶舱，登上驾驶台。毫不知情的艇长不满地说：“这里是驾驶重地，你来干什么？”
李贵田沉着地说：“传达国防部命令：‘因战事需要，命令伞兵3团增援青岛。’现在，我命令你立即掉头北上。”他边说边拿出事先拟好的“国防部急电”。
登陆艇北上之后，14日下午4时，刘农畯在他的房间召开连长以上军官会议，会上刘农畯宣布起义。14日晚8时，登陆艇改变了新航向，朝连云港开去。
4月15日黎明时分，“中102号”坦克登陆艇徐徐驶进连云港。刘农畯的国民党伞兵三团在海上起义后，终于开到了解放区。中共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特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王晓等领导，前往港口迎接。5月18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给起义伞兵们发来了祝贺电。
江山易主 将军回归
预干一总队和伞兵三团这两支“太子军”，是全副美式装备的特种部队，可谓嫡系中的嫡系。这两支队伍“从蒋家的心窝里反出来”时，震撼了宁沪杭各方。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不由大骂：“段氏兄弟断送了我的半壁江山！”国民党报纸评论“其行动在军事上远不及江宁事件之严重，只是在政治意识上，给政府、给人民以极大的刺激，因为这一批正是万人瞩目之‘国之瑰宝’的知识青年。”他们的起义，对于瓦解国民党军军心，配合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上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后，其他部队也相继行动。齐国楮在解放军渡江后率领江苏省保安第九旅万余人在金坛、溧阳一带投向人民；有的部队虽未起义成功，但在解放军渡江后，均未进行什么抵抗而自行瓦解了。
党组织紧急安排已受怀疑的段伯宇撤往香港后，段仲宇继续留在上海战斗。
段仲宇利用手中的职权，以各种借口拖延发车、发船计划，使国民党大量部队无法正常调动。国民党欲把大量物资运往台湾，他利用职务之便，巧妙地拖延时间，为新中国保存了大量急需物资。存放在上海的军粮、被服和武器弹药落入我军手中，光奇缺的通信器材就调拨400吨运往解放区……李正文离沪前，还布置好了辎汽二团的起义。在国民党守军撤到苏州河北之前几小时，段仲宇前去会见该团副团长和六个连长，要求他们保护好所有装备。后来，这个团的四百多辆道奇卡车都归了解放军。5月24日，在解放上海战役中，段仲宇下属的辎重汽车部队两个团阵前起义，迎接解放军顺利渡过苏州河，并且组成快速部队，插入河北江湾地区，追歼汤恩伯残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段伯宇和他的战友们登上了天安门前的观礼台，光荣地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段伯宇参加中央军委武官班学习，1950年毕业后任外交部行政处长兼党支部书记，接管国际俱乐部，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兼党支部书记；1956年入中央高级学校学习，毕业后任该校哲学教研室讲师；1960年任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党委书记，亚非学会副秘书长；1964年参与筹办亚非拉国际科学会议。同年，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搞好中国自然科学的指示，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负责人兼党委书记。1985年起，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被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理事、顾问。1987年离休。1998年9月23日，段伯宇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全国解放后，段仲宇先后担任军械学校副校长、后勤工程学校训练部副部长等职，1982年，段仲宇从部队离休。1984年4月，南京黄埔同学会成立，德高望重的段老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段仲宇说，他相信不久的将来，台湾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任何人都不可能将台湾分裂出去。
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但段氏兄弟为革命立下的功勋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