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出卖 灾难蔓延
军统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破获北平地下电台并抓获电台台长李政宣等四个人，接下来便是残酷的刑讯逼供。李政宣被捕后，经特务连夜审讯，经不住考验，叛变投敌。他首先供出了北平市地政局代局长、中共情报工作人员董剑平等人。特务随即于9月25日逮捕了董剑平，9月26日拘捕了董肇筠。
为了扩大战果，特务接着突审董剑平等人。董剑平等人随即供出了在保定绥靖公署任职的5位重要情报工作人员，他们是时任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部一处少将处长的谢士炎、时任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部军法处少将副处长的丁行、时任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部参谋处少校参谋、代理作战科科长的朱建国、时任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部二处少校情报参谋的石淳，和时任国民党北平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上尉交际参谋的赵良璋。9月27日特务拘捕了余心清、谢士炎2人。而后，丁行、石淳、朱建国、赵良璋等人相继被捕。
在北平监狱的头一道铁门前，谢士炎穿着整齐的军服，操着湖南口音高声抗议道：“我是国家的一名将官，我为国家立过战功，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吗？”他对看守那种侮辱人格的搜身作法不能容忍。和他同时被捕遭搜身的余心清，对他这种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精神极为佩服。
李政宣等人的叛变，直接后果是北平地下情报组织有20多人在两三天内就悉数被抓。与此同时，设在沈阳、承德的秘密电台也先后被破获。
余心清不是中共党员，蒋介石为什么也要抓他？早在1933年11月20日，著名的19路军抗日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和李济深等，为了实现抗日反蒋的目的，在福建发动了“闽变”，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那时，余心清作为冯玉祥将军的代表，担任福建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闽变”失败后，蒋介石亲自下令通缉余心清。于是，余心清被迫逃亡日本政治避难。“七？七”事变后，余心清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领导下，肩负起在原西北军高级将领中开展统战工作的任务。他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任政训处处长兼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于是他就聘请张友渔、齐燕铭、黄松龄等为教官，安排平津流亡学生参加训练，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救亡的正确主张。蒋介石因此一直把余心清视作“亲共分子”，早已欲加惩治。
从合众社消息中得知余心清等2人27日在北平被捕后，周恩来和任弼时立即电告杨尚昆、李克农。9月28日，中共中央得到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消息。国民党特务为了挖出更多的共产党地下人员，让原来的报务员李政宣或者孟良玉仍用原密台和西安保持着联系。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后五天，北方情报系统的负责人王石坚一直都没有得到此消息，9月29日，王石坚在西安被秘密逮捕。
王石坚，原名赵耀斌，1932年入党，1933年因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抓捕。被捕后表现英勇，坚贞不屈，后被关押在苏州军人监狱。1937年，周恩来将王石坚营救出来，先是送他入抗大学习，后委以重任。1941年，王石坚受中央社会部委派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负责联系、领导著名的“龙潭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王石坚还不断扩展情报组织，建立起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联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
王石坚被秘密抓捕后，此次不久即背叛了组织，投降了国民党。他写下了长达万言的悔罪自白书，并出卖了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同志。王石坚在自白书中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万死难赎之身为国家再作贡献”，奴颜婢膝地表示了卖身投靠的愿望，把他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中共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互相牵连，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达123人。
国民党方面对此案高度重视。众多将校级军官涉案，让保密局北平站不敢自专，当即密电南京。南京方面也为之震动，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先是派行动处（第二处）处长叶翔之飞赴北平。为避免来往电报请示耽误时机，郑介民和毛人凤指定他北上兼任临时行动委员会总指挥的同时，还破例授权，特许他先斩后奏。
随后，郑介民自己也飞了过来坐镇指挥。一场规模更大的抓捕开始了！
10月3日，合众社报道，蒋介石秘书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与其丈夫袁永熙被捕。陈布雷号称蒋介石的“文胆”、国民党“军机大臣”，他的女儿、女婿“涉共”被捕，新闻轰动性自不在话下。让周恩来深感事态严重的，也是因为陈琏的特殊身份，她也是中共秘密党员。尤为关键的是，陈琏和袁永熙属于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的学运系统，袁永熙还是学运在北平的负责人。学运本没有和中央社会部领导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联系，可他们却因北平秘密电台暴露而被捕，这很可能意味着国民党发动的抓捕，目标极大。
袁永熙、陈琏被捕时，刚刚新婚一个多月。他们结婚的时候，陈琏在北平贝满女中工作时的同事田仲英前来道贺，并主动与公开职业是北平金城银行高级职员的袁永熙交换了名片。田仲英是王石坚系统北平情报小组成员，与陈琏虽然熟识，双方却互相不知真实身份。北平秘密电台暴露，李政宣叛变后，不但供出了田仲英，而且说记得北平地下党有个姓袁的。特务先是逮捕了田仲英，接着从田处找出了袁永熙的名片，就是这张名片，让陈琏、袁永熙受到了北平秘密电台的牵连。特务随即就将袁永熙、陈琏夫妇秘密逮捕。
得知陈琏被捕消息，周恩来立即致电李克农：“此案为军统局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望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其他两处。陈琏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望罗迈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请另电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望其慎重处理。”
王石坚秘密被捕中共方面此时还不知晓，他叛变所带来的损失也已来不及补救。但不幸中万幸的是，由于未得确实证据，袁永熙、陈琏坚决不承认地下党员身份，李政宣也不能指认，最终因“查无实据”，经蒋介石同意，陈布雷将二人保了出来，“严加管教”。陈琏、袁永熙夫妇被捕实际上纯属意外，他们被保释，最终没有因此牵扯到学运系统和其他系统。
10月4日下午，蒋介石飞抵北平，召见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郑介民。郑介民表功之后，提出要给侦破共党电台有功人员奖励，蒋介石许诺说：“不但要发奖金，还有授勋！我要亲自给他们发奖、授勋！”
10月6日，中共方面知道了王石坚被捕这一重要情况，但不知道王已叛变。周恩来连续致电杨尚昆、李克农、李维汉等人，告诉他们：“平沪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指示要“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同日，周恩来还致电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营救的办法，望告。”他想营救王石坚，而此时的王石坚早已经叛变了。因王石坚有资深的情报工作经历，保密局认为其大有用处，特任命王石坚为特情组少将组长。这是保密局直接收容和控制中共重要叛徒的机构，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考核新来的叛徒，并作出结论。
10月8日，时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处少校作战参谋的赵炜，接到陈诚命令去北平谒见蒋介石，当面送呈东北防御作战计划。陈诚做梦也不曾想到，他深信不疑的赵炜，竟然会是代号“902”的中共情工人员。他更加想不到的是那样一份最高级别的绝密件，早在两个多星期之前，就已经由赵炜的同志沈秉权利用地下密台拍发上报中共最高决策层。赵炜到北平一打听，朱建国已经被抓了。赵炜想方设法返回沈阳，发觉敌人正在抓他，急忙出了小南门游泳游过浑河，在高粱丛中向西南方走去，10月16日进入解放区，这样才逃过一劫。
前后不过10余天时间，如此之多的中共情报人员被捕，中共方面起初分析认为，保密局特务得到的线索，有不少是来自李政宣等人的口供。但是，李政宣作为王石坚系统的一个分电台台长，不可能掌握整个系统的情况。从整个情报系统的被破坏程度和保密局抓捕行动的迅速准确来分析，答案只有一个，这个系统的领导人王石坚彻底叛变了！
王石坚叛变的事很快得到证实，中共方面采取紧急措施。李克农一一听取了从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紧急撤回根据地情报人员的汇报，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指示各地组织要接受教训，割断横的关系，割断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秘密电台要采取措施，防止敌人测向机器的破坏，要特别注意情报组织和情报人员的安全。李克农还给身在美国的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等三人发去秘密通知。
国民党方面，对破获王石坚系统的“战果”欣喜异常，视为大功一件。蒋介石亲自为叶翔之等有功人员颁发“宝鼎勋章”和一万块银元。“宝鼎”勋章的规格高于“云麾”勋章，在国民党的荣誉中仅次于只有蒋介石本人和极少数高级将领才佩戴的“青天白日”勋章。保密局头子郑介民、毛人凤更是兴奋地宣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尽管这次事件对中共的地下情报组织破坏很大，但说“搞垮半壁天下”实有吹嘘成分。当时中共方面与王石坚北方情报系统并列的，就有潘汉年情报系统、吴克坚情报系统、刘少文情报系统等，即便是在王石坚系统的中心西安，还同时活跃着中央情报部西安情报处系统、西安通讯工作组、西安交通站等几支隐蔽力量。它们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47年11月29日，北平谍案中的一批重要人物被押往南京，其中就包括谢士炎、丁行、石淳、朱建国、赵良璋等人。他们被押送到南京市宁海路19号国民党政府军法局，然后关进被称为“木笼大厦”的看守所。
人生坎坷 追求光明
被押往南京的“北平谍案”涉案人员中，有两人是将军：谢士炎被捕前是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作战处少将处长，丁行被捕前是保定绥靖公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兼河北省政府机要秘书；石淳、朱建国、赵良璋三人则都是国民党军队的校级军官。他们被押往南京保密局本部后，被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开始了持续半年多的狱中生活。
谢士炎进国民党的监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的一生中经历了不少坎坷，正是在人生的坎坷中，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越来越坚定地相信共产党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谢士炎1910年生，湖南衡山人。中学毕业后考入国民党中央军辎学校，毕业后又进入陆军大学深造。他为人忠勇果敢，积极热情，不仅正直爱国，还善诗文。他从陆军大学毕业时，正逢抗日战争爆发，他立即投军，任第三战区国民党第十六师的步兵团团长。在浙江衢州的抗日战役中，他仅率1个团的兵力与日本侵略军1个旅团苦战，歼敌2000多人，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一名，成为著名的抗日战将，当地老百姓尊称他为“武状元”。衢州战役的胜利，使他深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赏识，顾祝同夸奖他是“壮年有为，能文善武”的一员战将，并以战功提升他为少将参谋处长。
陈融生与谢士炎是多年的老朋友了。1944年，谢士炎在湖北恩施第六战区任参谋处副处长。后因参谋处长杨伯涛调常德任十八军十一师师长，谢士炎被荐为参谋处长。当时陈融生在第六战区第二科担任陆空联络参谋，兼管战区外事工作，因工作关系，同谢经常接触。在恩施，陈融生在处理公务过程中发现了谢士炎的才能，看到了他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在相处中，了解到他的为人，对他很有好感，并在携手抗战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据陈融生回忆，当时战事相当紧张，机场的飞机必须频繁出动。每当这种时刻，他都在恩施飞机场同谢士炎保持着直接的电话联系，以沟通陆空两军的信息交流，保证战斗的顺利进行。有时，恩施机场跑道被日机炸毁，形成坑凹地段，致使飞机难以起飞，陈融生即打电话通知谢士炎，谢能以神奇的速度调来工兵团，或者扫除障碍，或者填平跑道。当我方飞行员被迫在前方或日军占领区跳伞降落的时候，陈融生就请求谢士炎迅速派人设法营救；而谢士炎每次都能有效地进行这种十分艰险的营救工作，如中国空军飞行员高志航和郑松亭就是在他的指挥下设法营救回来的。这期间，空军经常能从拍照过程中得到一些日军方面的可靠情报，陈融生就连夜整理出地面情况材料派人急送谢士炎；谢士炎以他的高度抗战热情和出众的才干，对此均加以恰当运用和果断处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国民党政府要员顿时活跃起来，谢士炎在徘徊中似乎感到国家兴亡仍可寄希望于蒋介石。在一阵胜利的狂欢之后，日本方面派出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到芷江去接洽投降，中国方面派出了以谢士炎为首的代表团到芷江受降。各报纸也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谢士炎也被吹捧为壮年有为、能文善武的“接收大员”。
同月，谢士炎担任武汉前进指挥所办事处主任。赴任时，武汉国民党先遣部队士兵到机场迎接，他发表了书面讲话。中外各报都以显要位置报导了这一消息，颂扬他为“风华正茂，文武双全”的风云人物。
岂知，战后国民党政府欲发动内战，在蒋管区压制民主革命运动，施行法西斯专制统治，推行特务政治，政府也日益腐败，大小官吏贪污受贿之风愈演愈烈，裙带政治令人作呕，这让谢士炎很失望。谢士炎对军统特务残害革命民主人士等法西斯暴行，十分愤恨，屡加抨击。谢士炎因清廉正直，想“为国出力”，有一番作为。但各地负责接收日军的国民党要员，大都贪污腐化，抢夺民财。忠于职守的谢士炎，与趁接收之机大肆贪污的军统特务进行斗争。一批军统特务对此大为恼火，于是以“发接收财”为名诬告谢士炎，致使谢士炎被蒋介石革职查办，并在监狱里关了3个多月。经过亲友营救获释，在武汉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谢士炎出狱后，深感为国效力，无门可投。他只好联络旧谊，北上投奔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任第十一战区高参。虽然孙连仲对谢士炎一如既往地加以信任，让他参加重要的军事会议，并陆续采纳了谢士炎提出的军事建议，但谢士炎总感到事不遂心，主事难得要领，眼前的道路茫茫。
1946年夏，陈融生从昆明回到上海，很快同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他必须尽快打入国民党军高级司令部以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尤其是兵运工作。经反复考虑，陈融生认为当年在恩施的同事好友谢士炎是最合适的对象，必须以谢士炎为突破口，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于是他写信请求谢士炎向孙连仲推荐自己。
收到陈融生要求推荐的求职信后，很念旧情的谢士炎立即去找孙连仲。孙连仲在恩施抗战期间对陈融生有良好印象，他欣然表示同意，并立即给陈融生汇来路费。这年8月底陈融生顺利到达北平，首先与北平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然后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官邸报到，被孙连仲任命为外事处副处长。
一年多没见面的两位老朋友重新在一起工作了，自然走得要近些。谢士炎向陈融生倾诉了他的种种不幸和失意，把思想上的彷徨苦闷和生活上的艰难和疾苦，一起“倒”给陈融生。陈融生本就想发展谢士炎为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对谢士炎的表现自然十分高兴。为了帮助谢士炎尽快觉悟，他和谢士炎共同阅读了《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和《论持久战》等进步书籍。这些书籍，都是国民党特务在查抄进步学生的校舍时抄获的。陈融生当时的借口是：“我们必须弄清楚为什么共产党对青年人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陈融生还向谢士炎推荐了鲁迅和茅盾等进步作家的一些著作，让他多读以了解社会。谢士炎读了茅盾的《腐蚀》，这部长篇小说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小说以女主人公赵惠明被国民党特务拉下水后所见所闻，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的残暴，在自己的恋人小昭被杀后赵惠明终于觉醒，救出了另一个误入特务魔窟的女青年。因为谢士炎本人曾横遭军统特务分子的暗算，所以他看了茅盾的《腐蚀》之后，强烈的共鸣使他对军统特务产生了极大愤慨和仇恨。
经过八年抗战，人民日益陷入饥寒交迫之中，可是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死活，一味想消灭共产党，内战的硝烟愈来愈烈，这使谢士炎愈来愈感到气愤与失望。他认真回顾了自己的人生历程，回顾了抗战历史。共产党真抗日，共产党爱护老百姓，共产党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谢士炎决心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寻找中国共产党人，投身革命。
以枪逼命 传奇找党
谢士炎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可是，在戒备森严的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
1946年深秋的一天，谢士炎经过长期观察与思考后，决定去试探与他共事多时、平常表现一贯进步的保定绥署外事处副处长陈融生。因为从许多事情上分析，他认定陈融生是潜伏在国民党营垒里的中共地下党员。这天晚上，谢士炎只身一人来到陈融生的住处。
此时，陈融生已接到地下党组织指示，要他利用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外事处副处长的合法身份，获取敌方的作战情报。可他的身份让他难以接触作战机密，正苦寻良策时，身为少将作战处长的谢士炎找上门来。
谢士炎见屋里没有别人，就关上门，突然拿出左轮手枪对准陈融生说：“融生兄，老实说，你到底是什么人？”突如其来的问话，使陈融生一阵紧张，头上的血管也膨胀起来，他想：难道自己的地下党员身份被发觉了？但对敌经验告诉他，必须沉着应对，他于是熟练地背诵着自己的简历：“陈融生，大银行家的儿子，军校十三期毕业留美学生，蒋委员长的同乡。在美国时曾担任蒋夫人（宋美龄）的侍卫。表兄是副侍卫长。现鄙人任十一战区外事处副处长，郭忏的亲信。”
“不，这些我早就知道！”谢士炎的枪口逼得更近了，“你是不是共产党，请照实告诉我！”
平时与他关系不错的谢士炎，今天为什么要用枪苦苦相逼？令陈融生一时怎么也难以理解。
正当陈融生纳闷之时，谢士炎主动开口了：“实话实说吧，我要找共产党呈交一份国民党军队即将进攻张家口的军事计划。再过十天，此计划就要实施，非常紧急……如你拒绝或办不到，我们两人就同归于尽。”
谢士炎提到要同归于尽，陈融生感到他是认真的。从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态度来看，谢士炎有心向共产党的愿望。
谢士炎看到陈融生仍然对自己不吐露真情，忙换了语气说：“融生兄，你不用怕，只要你帮我寻找共产党，我豁出自己的性命也一定保护你。我们行动时，由我来驾驶汽车！”谢士炎说着，从口袋里迅速掏出几张公文纸，上面写着进攻张家口的详细作战计划。
“这份计划是我替孙连仲拟定的，已经获准付诸执行，不到十天会有行动。现在，我要你将它送到叶剑英将军手里。你不肯干，我们就一起去死！”他的话音带着坦率和坚定。
他并没有看错，陈融生确实是中共派来的地下情报人员。他也早就想把谢士炎拉入中共情报组织。当谢士炎真的将敌人的作战计划拿来时，陈融生说：“我可以帮你试试看。”就这样他们连夜开车出发来到北京饭店，将这份重要情报及时送到北平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徐冰的手中。10多天后，华北解放军在张家口战役中根据这份情报提供的情况，预先做了安排，因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也同时证明了这份情报的准确性与重要价值。
此后，陈融生把谢士炎当成值得信任的同志，谢士炎也被中共地下组织正式吸收。地下党组织决定利用谢士炎的合法身份，在第十一战区开展地下情报和兵运工作。此后，谢士炎又陆续提供了国民党特务在解放区设立秘密电台，以及美国为国民党政府拟定的训练特种部队的计划等一批重要情报。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严格考验，组织上认定谢士炎已成为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的忠诚战士，决定考虑发展他入党的问题。陈融生代表组织，找谢士炎作了郑重的谈话，这让他十分感动，他恳切地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此后，他向陈融生交来了自传和入党申请书。
1947年初，谢士炎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作战处少将处长的身份，出席了蒋介石亲自召开的涿州高级军事会议，获取了大量机密情报，并通过地下党转送解放军总部，情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47年1月的一天，陈融生接到地下党组织的通知：今晚陪谢士炎到郊外某空地等待组织谈话。晚上，他们俩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提前到预约的地点等候。等了一会儿，一辆小汽车朝他们徐徐开来。车停了，从车上下来的是马次青。他不慌不忙地分别打开小车两边的后门，请陈融生和谢士炎各自从两边上车。他们上车后，马次青也立即上了车，随着关门声汽车已经向前驶去。在车上，他们见到了叶剑英。这年的2月4日，谢士炎在北平军调部，在叶剑英亲自主持下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谢士炎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党工作，成为地下工作的一员骁将。
谢士炎是由特务头子谷正文亲自带人抓捕的，也是由他亲自审讯的。谷正文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不是一个轻易以貌取人的人，可第一眼看到谢世南（谢士炎）时，却被他那从容凛然的气势给震慑住了。”两人第一次交锋，是在北平第一看守所，谷正文审讯谢士炎。两名狱警一前一后地把谢士炎带进刑讯室。“当谢世南那坚毅的双眼向四周逼视过来时，我顿时心慌意乱地犹豫起来，草草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便匆匆从后门‘逃走’了。”次日上午，二人再次交手，谷正文亲自为谢士炎冲泡了一杯咖啡，以此作为这次特殊对话的开场：“通常我只是一个人喝咖啡，只有碰上自己欣赏的人物，才会共饮。”谢士炎点点头，然后说：“如果你在共产党，一定是一个杰出的情报干部。”
谷正文问谢士炎：“你为何要以国军将领身份替共产党做事？”谢士炎答道：“党的名称并不重要，但它们却有好坏之分。我在国民党部队很多年，经历过很多阶层，所以我有资格批评它没有前途。至于共产党，我至少欣赏它的活力、热情、组织与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因此，我选择我欣赏的党。而且，我认为国民党是妨害共产党早日建设新国家的最大阻力，所以，我用国军少将作战处长的身份，帮助共产党消灭国民党！”
谢士炎为何要背叛国民党投身中共呢？从上述这段话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