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八年一月，凯丰撰写的长达十万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是一部鸿篇巨制，是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的教科书，对《抗日十大纲领》进行了全面解读。该文分“民族危机下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生发展和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和前途”、“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四大讲和“中国一般的状况”、“中国怎样沦为半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九一八后民族危机之加深”、“中国经济之危机”、“九一八后中国政治形势与反日民族运动的新高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战争能否胜利”、“中国抗日民族自卫战争能否胜利”、“反对民族失败主义的各种论调”、“中国抗战的经验与教训”、“怎样争取抗战胜利”等二十节。这部着述，对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为全国军民坚定抗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十六、站在正确的立场上
凯丰参与了张国焘叛逃前对他的挽救和劝阻工作。
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日，张国焘借口去黄帝陵祭奠，企图与国民党特务联系，背叛革命。
毛泽东对张国焘去黄帝陵不同意，但不好阻拦，因为张国焘是军委副主席。
张国焘祭奠完黄帝陵，去了西安。在西安，他不听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劝阻，又去了武汉。
十一日晚上，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凯丰赶到江汉关一条小街的旅馆里，与张国焘见面。他们批评张国焘来到汉口不报告中央是错误的，希望他住到长江局办事处去。
但张国焘对革命前途抱悲观态度，拒绝了他们的帮助，说：“国民党没有办法，共产党也没有办法，中国很少有办法。”“我感觉到消极，请允许我回到江西老家去做老百姓。我家有饭吃，我以后再不问政治了。”在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凯丰的一再批评、劝说下，张国焘不得已向中央发了个电报，电报说：“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
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凯丰经研究认为，张国焘这次行动是有准备的，劝他回党工作困难很大，于是立即向中央作了详细报告，请示如何处理，并提出建议：“国焘今日十九时抵汉口，仍与胡宗南所派的一个便衣住旅馆，我们已经去与他谈话。他表示是否可在相对独立性下与国民党解决党派问题，同时认为边区是丢了可惜，吃了没味的问题。”现请你们电告：一、究竟联络参谋交机密文件是否属实，内容如何；二、对国焘问题如何处理；三、对杨子烈（张国焘夫人）及其孺子，请勿予以难堪。
中共中央经研究，十二日，以书记处名义电王、周、秦、凯，为表示仁义至尽，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
根据张国焘的要求，十六日，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张国焘见到了蒋介石。张国焘对蒋介石说：“兄弟在外糊涂。”周恩来马上说：“你糊涂，我不糊涂。”当时因周恩来在场，张国焘有话也不好多说。见了蒋介石后，张国焘对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凯丰的劝告依旧置若罔闻，表示坚决不回去。四月十六日，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凯丰致电中央书记处，建议书记处负责利用教育和讲话的机会，说明张国焘错误应由他个人负责，对红四方面军干部应当做到亲切团结，以便为最近公开张国焘问题做好准备工作。同时建议不要因为张国焘叛变，增加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隔阂，而应当更加团结起来。四月十七日，鉴于张国焘的表现，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凯丰再次和张国焘谈话，向张国焘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二、向党请假休息一个时期。三、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并劝张国焘采纳一、二点意见。但张国焘坚持错误态度，当即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在第二条、第三条中考虑，准备在两日内答复。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凯丰走后不久，张国焘约了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来旅馆谈话。当晚十一时，胡宗南司令部派车把张国焘接走。张国焘在房间留下纸条，对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凯丰写道：“弟已决定采纳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要派人找，至要。”
王明在武汉在长江局期间，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宣言。在宣言中，王明不但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批评，反而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路线表示不满，提出了许多与中央不一致的意见。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王明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其要旨是把抗战寄希望于国民党的正规战，完全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
王明甚至认为，蒋介石希望他“在汉相助”，等于承认他是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
王明还认为，到中共七大召开时，自己坐上党的总书记的位置肯定不会有问题。
王明甚至想在武汉建立党的第一中央。
毛泽东看出了王明咄咄逼人的态势，感到如不尽快消除这一事态，将危害党的肌体，涣散党的团结，断送革命的大好形势。
这时，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日军逼近武汉，武汉的沦陷近在咫尺。
毛泽东抓住王明从武汉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机会，郑重提出说：“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在一般人看来，这是毛泽东对王明人身安全的关怀。
王明看出了毛泽东的用意，不露声色地说：“润之兄，国难当头，武将战死在沙场，文臣累死在书房。作为我党一位领导干部，我得身处抗战最前线，与国人同生共死！……”
毛泽东一时被王明说得无言以对。
但是，毛泽东想要解决的问题，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以解决。毛泽东稍作思考后，一语双关地说：“为了安全起见，王明同志必须回延安！”
由于毛泽东坚持己见，中央政治局会议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王明在武汉留一个月即回中央，凯丰留长江局工作。”
会议结束，王明离开延安回到武汉后，根本没把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放在眼里，就是拖着不回延安。他自恃有共产国际这一靠山，毛泽东等人奈何不了他。他还自作主张，擅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同时送中共中央和国民党。
毛泽东看了提议认为，这个提议对许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明确阐述，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另外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电》，针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提出了八项建议，并将八项建议电告王明。王明却以来不及送达为由，拒绝将八项建议送交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
王明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行为已经公开化了。
解决王明的问题已经成了我党迫在眉睫的要务。
机会终于来了。
一九三八年八月，王稼祥乘苏联军用运输机飞到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再从迪化乘军用汽车风尘仆仆回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