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实在不知，当年北朝的妇人为何喜欢到孔庙里去求子，过程还多少带点色情色彩。类似的情形，后世只有在淫祠，如五通神庙这样的地方才会发生。孔夫子一个大男人，虽然当年活着的时候并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也见过名声不佳的美妇人南子的，但他怎么就在老百姓眼里变成送子观音或者娘娘了呢？莫非因为他是野合而生，特别具有性方面的暗示？民间的事情好些没理可讲，我们实在不知道当年百姓的想象力是从哪个方向展开的。但是，既然百姓能把伍子胥庙演绎成五撮须相公庙，把杜拾遗（杜甫）庙演绎成杜十姨庙，并塑了十个美娇娘，大姨、二姨……一直排到十姨，认定孔子可以送子，也不奇怪。
中国老百姓造神拜神，是有强烈功利意义的。他们一方面在不断制造一些无厘头的神怪出来，无端地供奉；一方面也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比较有名的人物，努力将他们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模样，赋予自己需要的功能。观世音菩萨由男变女，然后再变千手千眼，无所不能。关云长一个从自身事迹无论如何都看不出跟钱财有半点瓜葛的家伙，最后居然变成武财神，饱受商家的香火。林夫人，一个官家太太，变成妈祖，海上的第一女神。当年的孔子，自然是不会被轻易放过的，大概也就是按这样的思路被开发出来的——这样一个文人墨客的鼻祖，浑身洋溢着文采的家伙，如果再能有助于女人生子，那么生出来的娃娃将会多么有出息？要知道，古代的中国一向是个官僚帝国，成为文人，为官为宦，一直都是百姓的梦想。而这种梦想，自打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又跟孔子搭上了不解之缘。有什么理由、什么借口，可以挡住百姓对孔老夫子的这种期待呢？
然而，这样的期待，这样一种基于生活的神灵再造实践，居然活生生被皇帝，也许还有打小报告的士大夫给扼杀了。此后，百姓的这种愿望，就只好寄托给一个不知什么来路的文昌帝君，还有三十六星宿中的魁星，让魁星阁和文昌庙白赚了好些香火，而孔子却被束之高阁，干干地看着眼馋。
当然，把孔夫子高高挂起，是符合统治需要的。孔子在后来已经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标志，必须有一定的神秘性、严肃性。把孔子跟凡夫俗子，尤其是跟妇人搅和在一起，即使不脱衣服，也无论如何都正经不起来了。不仅道学家没法装正经，皇帝也不好端着了。不端着，政治的假面就挂不住，好些冠冕堂皇的话都说不了。不用说，儒生要生气，皇帝也好生气，后果很严重。
这个样的孔庙，非冷清不可。
绿帽子那点事儿
女子的贞操，按编过女四书的班大姑的说法，是关系到社稷兴衰的。但在实际的事例中，好像只有些特别美艳的女子迷惑了君主导致亡国的事儿，似乎没听说过哪个朝代的灭亡是因为女子的红杏出墙。所以，班昭的说法虽然男子很喜欢，总是借此来设法限制女子的行动，最终想出了缠足的恶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关女子贞操的话题，其实无非是男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绿帽子，就是其中之一。
戴绿帽子，古今意思差不多，都是指妻子跟人偷情。偷着了，丈夫就被戴上一顶绿帽子，没偷上，帽子就暂时寄存。古代，由于帽子没有头巾普遍，因此又被称为戴绿头巾。这种说法来源于古人对乌龟的误会。人们一直认为，雄性乌龟是没有生育能力的，生育得蛇来代劳。龟蛇在一起的形象非常古老，大概得推到远古时代，这种形象，后人称之为玄武大帝，在中国的神界地位相当高。但不知怎么传来传去，这形象就传成了蛇在跟雌龟偷情，很黄、很暴力。乌龟浑身都是绿的，所以绿色就这样暧昧起来了。不过，古代戴绿头巾这回事，比现在泛义一点，不仅仅丈夫可以戴，偷了情的女子的兄弟也不大光彩，也可以被视为戴绿头巾。这种说法什么时候兴起的？不好说，但至少在元代就已经很流行了。
戴绿头巾见于制度规定，是朱元璋干的伟业。他规定妓院（官妓教坊）里服役的男子，必须戴绿头巾才能出门。因为妓院里的男女是以兄弟姐妹相称的，妓女出来卖，那么里面服役的男子既然被认为是妓女的兄弟，自然就得绿。如果这些男人跟妓女有一腿，是不被允许的，里面的人视之为乱伦。再后来，人们干脆叫他们为“龟奴”。晚清妓女出台，都是龟奴背着，或者由龟奴扛在肩上。男人吃这碗饭，还真的不容易。
自古以来，凡是红杏出墙的女子，多半有几分姿色，如果再媚一点，那么概率就更高。大户人家的女子，出墙的概率低一点，倒不是因为她们受的教育好，关键是门禁太严，管的人太多，机会倒不多。小家碧玉和小户人家的媳妇，跟男人见面的机会要多很多，所以出墙的概率自然高一些。江南地区的女人能干，出来做事的机会多，自家的男人相对也没有那么神气，所以风气在道学家看来也就淫一点，这样的事也就更多。
不过，在那个时代，女子出墙，由于女子主动的倒也不是没有，但主要还是出于男子的勾引。几乎没有男子希望自家妇人不安于室的，但却个个希望能有机会勾到人家的漂亮媳妇。即使好朋友之间，看到对方媳妇漂亮，有机会奉送一顶绿帽子，好些人也是会做的。只是，事情败露之后，那些有点头脸的人物吃了亏之后，往往有两个选择：一是自己杀了奸夫；二是逼自己的媳妇自杀，借以保全自己的面子。只是在现实中，基于现实的考虑，人们的两种选择往往做做样子就了账了，未必能真的操练到底。有篇清人的笔记告诉我们，清代的一个衙役，漂亮的妻子跟自己的同僚偷情，被他发现，迫于外界的压力，他逼妻子自杀。妻子说，那让我打扮一下再死好吗？他答应了，妻子进里屋打扮了良久，出来后极其艳丽，对他秋波那么一转说：“你真的要我死呀？”衙役看了半晌，说道：“算了，一顶绿帽子，也压不死人。”类似的故事，还有说是妻子进里屋半晌不出来，丈夫进去一看，原来人家已经裸了，于是丈夫尽弃前嫌，两人和好如初。
衙役是法律上的贱民，但在民间，由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其实一点不贱，如果是正经制役，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他们尚且如此，那么一般的平头百姓，就更不一定在意妻子的出墙，当然更不可能让出墙的妻子去死。娶个媳妇，尤其是漂亮媳妇不容易，经济上的考虑能压死人的，一旦没了再娶得把人累死。所以，无论妻子怎样出墙，丈夫知道了，顶多就是打一顿，该回收还是得回收。有的地方，丈夫连打都不敢打，真的打了，妻子就真的可能跟人跑了。好在那个时代，女人还是相当厚道，无论出墙多少次，离婚基本上不在她们的思维范围之内。可以跟人偷情，但过日子还是得跟丈夫。淫风更炽的地方，还有跟着丈夫一起外出卖淫或者放鸽子的（即借结婚以诈财的）。性，不是可以拿到台面上说的事，但性事却可以放不止一马。
当初，圣人传道坐的是牛车，路又不大好，所以好些地方没有去。后来的班大姑，一个妇人家，也不好意思到处走。所以，留下这么些妇道的死角，到处都说不清楚。
说等待
人生在世，总免不了要等待。候车，候船，候机，考试后等待发榜，约会等待情人，在路上赶上塞车也得等。最不耐烦的，是到权力机关办事，等待人传唤。轮到你了，人家才告诉你，又有什么手续不全，回家备齐了再来。再来，还是差点什么，一件小事没几个来回，没戏。
再性急的人，该等待也得耐心等待。别的不说，找对象如果没有几十次耐心的等待，无论如何都没法抱得美人归，除非你是超级的高富帅，有人肯排着长队找你。到权力机关办事，即使在西方，该等也得等，排长队也没办法。官僚主义哪儿都有，有些国家仅仅是不折腾你而已，动作也快不了。都说俄国人性子最急，但苏联时代，那里的人们对于等待最有耐心，短缺经济，到处都在排长队，大家见着队就排，不管买什么，买到了就好。直到苏联解体，去那里的中国人，还一直赞叹俄国人有素质，这个素质，就是人家排队的耐心，也就是等待的耐心。
说中国人没有耐心，显然不够精确。但部分国人对于排队等待，的确不大能遵守秩序。比较牛一点的人，是走后门，利用特权或者熟人关系，不用等待或者减少等待时间，抄到前面去。比较差一点的，是直接插队。在中国，无论是人的队还是车的队，都有人插。这样的插队，如果排队的人要干涉制止还不行，弄不好就会打起来。插队的人往往理直气壮，面对你的抗议，面不改色心不跳，该骂就骂，该打也绝不手软。哪怕直接插到你的面前，你都不能说什么。在他们看来，只有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有资格管他们，别的人，还是请你闭嘴。如果是汽车插队，那就更是无法无天，只要没有警察，每次都是横着往里挤，别的车只能让他们，不让，就会碰车，碰了车，反正大家都麻烦。想要打架，人家也不怕。在我的经历中，凡是碰上这样插队加塞的车，后面的车一般都是让。一次我问开车的师傅，即使碰了车，明明是你有理，他负全责，你为何要让他？师傅长叹一口气说，这年头，不都是有理的让着没理的吗？
如果中国的等待逻辑总是有理的让着没理的，一些不想等待的人利用特权或者霸王硬上弓，侵占别人的时间，让别人多等待，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起码的公平和公正可言。现代社会，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机会，这样的逻辑，就是公然地抢夺别人的金钱和机会。抢夺了，还不知羞愧，理直气壮。
当然，这样的逻辑还易于引发社会秩序的紊乱。如果等待时人人都能自觉排队，排在后面的人，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轮到自己，是可以预期的。但插队的多了，尤其是从里面走后门的多了，这个预期也就没有了。没有预期的等待最易引发焦虑，焦虑多了，愤怒和恐慌随之而来，如果愤怒恐慌变成了某种可以传染的集体行为，那么排队的秩序也就彻底瓦解了。世界上好些地方的踩踏事件和群体性骚乱，都是由于秩序失控引起的。
等待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缺乏等待的秩序，而秩序的建立，要有起码的公平和公正。执法者要公正，维持公正；公众也要公正，维持公正。
假辫子和官话
清朝最后十年，清国留学生去日本的最多，因为一来成本低、手续简便，连签证都不要，买张船票就去了，船票又不贵。二来，中国人认为，留学是为了学习西方，日本人学西方学得最好，有现成的经验，我们只需要把这经验学过来，就万事大吉，省事省力。去日本留学，变服饰没有问题，日本的和服多少有些唐人的余韵，让穿惯了满人“胡服”的汉人留学生，还感到有些亲切。学日本学生穿日本校服，或者学日本官员穿西装，都没有问题。因为清朝的体制对人们穿什么没有明确规定，有这个空子可以让留学生们钻。但是对于脑袋后面的辫子，就不一样了。对于汉人来说，那是归顺的象征；对于满人来说，则是国族的标志。所以，刚去日本的留学生们，虽然一下船就感觉到了辫子的尴尬，但多数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像鲁迅说的那样，把辫子盘在头上，扣上帽子，隆起一座富士山。
隆起一座富士山，依然掩不住辫子的存在。进澡堂洗澡，要遭日本下女的嘲笑；走在街上，也会被一群小孩子追在后面骂“强强”（日语，猪尾巴的意思）。当然，进了学校，也挡不住日本同学异样的目光。到了日本，尽管有官方的留学监督管着，但毕竟难免遭遇革命党人。革命党的宣传，关于民主共和的思想，倒未必能听进去，反满的主张肯定是易于入耳的。甚至那些官派留学日本学军事的，也照样听得进去。好多日本士官生回国之后倒不见得还想革命，但在日本期间，好多人都接近革命党。个中的奥妙，很大程度上在脑袋后面那根辫子。已经实行西式改革的清政府，迟迟不肯放弃辫子，依旧把有无辫子作为政治正确与否的象征，实在是大失策。要知道，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辫子就是一种落后、愚昧而且丑陋的象征。把辫子说成猪尾巴（pigtail），其实是西方人的发明，日本人不过拾人牙慧而已。
不过，清国留学生回国之后，脑后就不好这样空着，无论做官、为军还是做公办学校的教师，都得买条假辫子。回国没了让人嘲骂的环境，而且饭碗要紧，所以上班公干或者参加典礼的时候，不管真假，脑后都得垂条辫子。当然，各级长官也都知道这些人的辫子是假的，但没人说破，更没有人揭开帽子看看。只有少数有真辫子的同事，总是在背后嘀嘀咕咕。也有一班儿街上的闲人，就像现在喜欢追究女星胸的真假的人一样，指指戳戳。现在是发现一个隆胸的兴奋半日，当初则热衷在男人脑后找蹊跷。其实，找了、说了也白搭，因为即使个别人告到衙门，衙门也从不纠治。
其实，既然学习西方，西方的价值观、审美观就必然要进来。在乡下，已经习惯了留辫子的农夫农妇，也许依旧以一根油黑粗亮的辫子为美，但城里人，尤其是能接触到西方文明的人，早就变了。自古以来，政治的道理总是抵不过生活的道理，除非有强权压着。强权压不住，就只能变通，明明知道这些人辫子已经剪了，硬是假装不知道。只要你肯装上一根假的，我就权当你是真的。这情形，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官话和套话，没人信，即使再高的官儿，私下里也说他也不信。一个报告，一个文件，甚至一个课题，具体内容另当别论，只要安上一个官话、套话的帽子，就算政治上没问题了。就像东汉时期，孝道是人人都讲究的大帽子，有儒生跟老婆做爱，也要先讲一番道理，说这是为了履行孔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理论。
从本质上讲，辫子也好，官话也好，都不应该是政治正确或者政治忠诚的象征。或者说，政治正确，没有什么象征。现代社会，民众的根本利益，才是政治上的正确所在。如果总是追求象征，把根本忘了，象征就成了假大空。老捧着假大空谈政事，政事就也成了假大空。这样的假大空到处走，走在堂皇的庙堂之上，让百姓讲诚信，岂可得乎？
避讳是个什么东西？
古代中国是个礼仪社会，社会上层交往，彼此的称谓大有讲究。虽然有名有姓，但平辈之间直呼其名还是不行的。所以每个人都要有字，称字不称名，是谓有礼。而名字，是给长辈叫的。民国时曾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之所以跟蒋介石闹翻脸，就是因为蒋见面直呼其名。平辈尚且不能直呼其名，长辈的名讳就更不能呼来道去，于是，就有了避讳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