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好做事谨慎的分寸
做事固然要善于抓住机遇，但是，抓住机遇并不是不切实际地蛮干，在大胆果断的行为背后都必有深谋远虑，必有理智的筹划和安排。做事谨慎，则是主要表现在深思熟虑上，稳重行事，就要谨慎，计划详密，戒除鲁莽，这样才能冷眼旁观、抓住关键，一击便中要害。但是，谨慎做事并不是胆小怕事，优柔寡断。深思熟虑之后，要有果断迅速的行动，切不可陷入过于追求十全十美的误区。凡事要有分寸，谨慎做事也是如此。
1．做事谨慎，一言一行要小心
做事金典：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
南北朝时，贺若敦为北朝的大将，自以为功高才大，不甘心居于同僚们之下，心中十分不服气，口中多有抱怨之词。
不久，他奉调参加讨伐平湘洲战役，打了个胜仗之后，全军凯旋，这应该算是为国家又立了一大功吧，他自以为这一次必然要受到封赏，不料由于种种原因，反而被撤掉了原来的职务，为此他大为不满，对传令史大发怨言。
晋公宇文护听了以后，十分震怒，把他从中州刺史任上调回来，迫使他自杀，临死之前他对儿子贺若弼说：“我有志平定江南，为国效力，而今未能实现，你一定要继承我的遗志。只因为做事不谨慎，这个教训你不能不记住呀！”说完了，便拿起锥子，狠狠地刺破了儿子贺若弼的舌头，要他牢记做事谨慎的教训。
光阴似箭，斗转星移，转眼几十年过去了，贺若弼也做了隋朝的右领大将军，他没有记住父亲的教训，常常为自己的官位比他人低而怨声不断，自认为当个宰相也是应该的。不久，还不如他的杨素却做了尚书右仆射，而他仍为将军，未被提拔，他气不打一处来，不满的情绪和怨言便时常流露出来。
后来一些话传到了皇帝耳朵里，贺若弼被逮捕下狱。皇帝杨坚责备他说：“你这个人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以为是，自以为别人不是的心太猛；随口胡说目无长官的心太猛。”因为他有功，不久也就放了他。
贺若弼还是不能吸取教训，又对其他人夸耀他和皇太子之间的关系，说：“皇太子杨勇跟我之间，情谊亲切，连高度的机密，也都对我附耳相告，言无不尽。”后来杨勇在隋文帝那里失势，杨广取而代之为皇太子，贺若弼的处境可想而知。
隋文帝得知他又在那里大放厥词，就把他召来说：“我用高颍、杨素为宰相，你多次在众人面前放肆地说‘这两个人只会吃饭，什么事情也不会做’，这是什么意思？言外之意是我皇帝也是废物不成？”
贺回答说：“高颍是我的老朋友，杨素是我舅舅的儿子，我了解他们，我也确实说过他们不适合担当宰相的话。”这时因他言语不慎，得罪了不少人，朝中一些公卿大臣怕株连，都揭发他过去说的那些对朝廷不满的话，并声称他罪当处死。
隋文帝对贺若弼说：“大臣们对你都十分的厌烦，要求严格执行法度，你自己寻思可有活命的道理？”贺若弼辩解说：“我曾凭陛下神威，率八千兵渡长江活捉了陈叔宝，希望能看在过去的功劳的分上，给我留条活命吧！”
隋文帝说：“你将出征陈国时，对高颍说：‘陈叔宝被削平，问题是我们这些功臣会不会飞鸟尽，良弓藏？’高颍对你说：‘我向你保证，皇上绝对不会这样。’是吧？等到消灭了陈叔宝，你就要求当内史，又要求当仆射。这一切功劳过去我已格外重赏了，何必再提呢？”
贺若弼说：“我确实蒙受陛下格外的重赏，今天还希望格外的赏我活命。”此时他再也不攻击别人了。隋文帝念他劳苦功高，只把他的官职罢了。
父子两代人，同样是做事不够谨慎而吃亏，所以要忍那些不该讲的话，以免招致不必要的祸端。凡成大事者都善于谨言慎行，一言一行都小心。做事一定要谨慎，多做实事，尽量避免祸端。
谨言做事，是一个人自身修养的一个重要层面。孔子讲：“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所谓的言讷，就是慢言少言，所谓的行敏，就是多做快做，还要谨慎。
《曾子·修身》上说：“行欲先人，言欲后人。”说话，要经过深思熟虑，才不会流于胡言乱语招惹是非；做事，要说做便做，不拖泥带水，以养成雷厉风行之性。
常言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做事若常喜欢津津乐道传递小道消息，喜欢谈论东家长西家短，乐于神侃吹牛，都不是一种好现象，这种现象若不及早纠正革除，总有一天，会自食苦果。
在现实中，正人君子有之，奸佞小人有之；既有生活的坦途，也有生活的暗礁。在复杂的环境下，不注意做事的内容、分寸、方式和对象，往往容易招惹是非，授人以柄。人只有安身立命，适应环境，才能改造环境，顺利地走上成功之道。
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一些推心置腹时所说的私房话，日后有被知己用来当作武器的危险。一旦中了小人的圈套为其利用，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人们要避免多说话，说错话，以免引发别人的恶毒攻击。同时，面对一些捕风捉影的流言，也要学会沉默而不要急于辩解。
从古到今，成大事者都善于谨言慎行，一言一行都要小心，开口说话之前要七次转动舌头，多让舌头闲着。很少有人因不说话而后悔的，但大多人却因说了话而后悔。话说得越多危险就越大，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讲话就讲比沉默更有用的话。
做事要少夸海口，多做实事，尽量避免虚荣。少说话多做事，将自己慢慢培养成一个谨言慎语、在言语上颇有修养的人，这样才能一生吉运绵绵而来。
2．开个好头，还要善始善终
做事金典：做事情，想问题，应该立足于事情的复杂，从最坏处着眼，向好处努力，千万不可掉以轻心，麻痹大意。
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稳扎稳打，不要盲目冒进。无论是面对顺境中平稳推进的阶段，还是面对逆境的突发事情，更或是事业进入一帆风顺，大功告成的“既济”阶段后，都要稳健，切忌急躁冒进，以防自己在盲目中失败。
成功开始时，就要保持一种宁静致远、勇往直前的精神。宁静致远是人类生存的最佳状态，只有在宁静致远的状态中，人才能真正确立自己的存在。求稳是善于做事者做事的学问之一，一个能成大事的人，必然能稳得了自己的心神。
当一个事业完成时，则意味着另一事业开始了。虽然前途充满着新的希望，但是必须记住前进道路上荆棘丛生，要谨慎走好每一步。
公元630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以后的第四年，房玄龄被提升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在任相职期间，房玄龄可谓至忠至勤，而且成绩卓著，堪称能相。史书上这样称赞他：“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
在选拔人才方面，房玄龄十分谨慎。唐太宗曾经说过：“选用官吏是一件不可掉以轻心的事，用一君子，则许多君子就会慕名而来；若用一小人，许多小人也就会钻营而来。”在这一点上，房玄龄对唐太宗极其赞赏。他知人善任，常向太宗推荐合适的人才，委以重任。
太宗的太子李治的府中有一位太子右卫率，名叫李大亮，房玄龄很看重他，说他为人耿直，有西汉忠臣王陵、周勃的气节。不久，李大亮就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房玄龄在用人方面，既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能够扬其长而避其短。但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也宁缺毋滥，决不做滥竽充数之举。如管理财政申报开支的部门，很长时间没有人选，但房玄龄认为这个部门关系到“天下利害”，是“民力所系”的地方，“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他这样做，有时会招致别人说闲话，评论他在授权方面十分吝啬。但他为了国家的利益，对于个人的声誉，从不计较。
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烦事，他几乎事无巨细，一概过问，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治的得失优劣，甚至连武库里的存储数目，他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在对李世民的进谏方面，他也做得很突出，虽未能像魏征那样屡屡犯颜直谏，也能坦陈己意。其实，魏征对他也是很佩服的，魏征曾经说过，在事必躬亲、言无不尽方面，自己不如房玄龄。一次，唐太宗忽然问周围的大臣说：“自古以来，开国皇帝，把皇位传给了子孙，多出败乱的原因何在呢？”房玄龄直言不讳地说：“那都是因为皇上宠爱子孙，而子孙生长深宫，自幼享惯富贵，不识人间情伪，不懂国家安危，不能磨炼才干的缘故。”
唐太宗虽为明君，但也有过不少荒唐之举，如对高丽发动战争，不仅给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本国人民带来惨重的损失。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又要侵犯高丽，当时房玄龄已重病卧床，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上书太宗，并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静，各得其所，唯有东征高丽，必会成为国家的大患。我虽不久人世，但知而不言，也会衔恨入土，死不瞑目。”太宗览表以后，十分感动地说：“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是难得啊！”
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病危，太宗不断派人看望，并亲去探望，于房玄龄临死前与他握手叙别。房玄龄死时“太宗对之流涕”，足见房玄龄在唐太宗眼中的地位是多么地重要。
房玄龄做了近二十年的宰相，其善始善终尤为难得。而他与唐太宗李世民所结下的深厚情谊，也远非普通的君臣之礼所能比拟。
做事固然要善于抓住机遇，但是，抓住机遇并不是不切实际地蛮干，在大胆果断的行为背后都必有深谋远虑，必有理智的筹划和安排。做事必须头脑清醒，决不可一时发昏做出不智之举，重要的是要有防患意识。
每天都会有种种事情可能发生，有好有坏，一招不慎全盘皆输，想翻身都很难。
事物是永恒变化发展的，没有停滞不前的时候，始终在酝酿之中，必然由亏而盈，由满而损，反复循环，继续演变，发展于无穷，具备无限潜力。因此，在现实中，我们在追求时，就要永远需要保持不断开拓的进取精神，这样才能使你真正做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从成功走向更高的辉煌。
世上没有长盛不衰的时运，也没有始终不顺的逆境，“既济”与“未济”、成功与失败是会互相转化的。面对无情的客观辩证规律，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与进取的精神，我们做事才能得以顺手。
3．做事合乎法度，可以防预凶险
做事金典：太不合时宜的事情不要去做，否则就会有灾难。
试想，当一个人处在一个水深过头顶的河里，其危险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恐怕没有过成河反而会被淹死。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不做不合法度不合时宜的事情。
在现实生活中，要想把一件事情处理得比较圆满，有时候要采取一些非常手段，这个非常手段，看起来很非常，有点超常，使人接受不了，有时就会产生凶灾，但这种做法不一定是错误的，当然这种非常手段，只有那种做事高手的人才能做到。
做任何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跨越。也就是说，做事也需要有大的过度。面对大的过度时，我们需要耐心、慎重地等待过度，要从容地面对转折期，不能拘泥于常规，应当采取非常的手段，但是也应当注意，太危险、太没有法度、太不合时宜的事情不要去做，做了就会有灾难。
三国时期的魏国后期，曹髦当上了皇帝，但他实际上是一名傀儡，朝中大权全被大将军司马昭所控制，而且此人还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着篡位的准备工作。
曹髦是一个很有自尊自强之心的年轻人，他不甘心于当傀儡失去君位，他要维护自己的地位与尊严，他要以武力去讨伐这个权臣。可是，他早已被架空了，手下无兵无将，孤掌难鸣；他毕竟又太年轻，缺乏宫廷斗争的经验与谋略，仅凭着一股年轻人的血气之勇，轻率起事，率了宫中一批执役的宦官、宫奴，便去向司马昭兴师问罪。
司马昭派了中护军贾充前来迎战。君臣之间便在皇宫的南门外对上阵了。虽然古人说“上下一日百战”，但像这样皇帝亲自上阵，与臣下直接交手的事，却还是闻所未闻。贾充手下的将领们不知这个仗如何个打法，如果伤害了曹髦则犯下弑君大罪。
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道：“没料到天子亲自出马，捉不能捉，杀更不能杀，如何是好？”
贾充气冲冲地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事已至此还说什么天子不天子？今日之事有他没我，这个家伙不死大将军的事就不能做成，你们谁能免掉灭族之祸？”成济道：“明白了！”他冲出队列，直至曹髦车前，挥戈猛刺，曹髦顿时死于车下。
司马昭篡权的对手排除了，他自然十分高兴，但他不愿意承担“弑君”的恶名。第二天他召集来朝中大臣，装出一副悲痛的样子问如何处理此事。司马昭此时是朝廷的实际执政者，手握生杀予夺大权，谁也不敢指责他。有人说：“只有斩了贾充才可以向天下人谢罪！”
司马昭正处在篡权的关键时刻，像贾充这种既死心塌地效忠自己又广有谋略的人物，他还正用得着，自然不肯舍弃，便问：“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大臣们表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司马昭既不肯抛出贾充，又不能不有所表示以遮掩天下人的耳目，最后拉出了成济作为替罪羊，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成济斩首灭族。
在那个皇上就是天的封建社会里，有什么还比“杀国君”更危险的事做呢！可怜成济替人卖命，最后还当了替罪羊，不过他死得一点也不冤。
人生在世，不合时宜的事情不要做，即使它能够满足你一时的欲望和虚荣。现实中，一个危险往往导致另一个更大的危险，最后使我们处于灾难性边缘。生性莽撞的人很容易惹事，结果让别人也处于危险的境地。真正的大智之人善于时刻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遵守一定之规，严格要求自己，以躲避危险。
4．做事不要心浮气躁，欲速则不达
做事金典：做事情跟开车的道理是一样的，当你速度过快的时候，它的稳定性就差，而且风险就会提高，就更容易出问题。
做事要注意避免这样的情况：心浮气躁，想一口吃个胖子。如果深求恒久之道，想一蹴而就，结果欲速则不达，只会有凶险而无利益。
《吕氏春秋》说：“圣人之行事，似缓而急，似迟而速，以待时。”意思是说，圣人在时机不成熟时，要等待时机。从外表上看，这似乎是缓慢和迟延的，而实际上是最快的。因为，时机未到，随意妄行，势必吃亏上当，大大延缓事业的进程。这就是欲速则不达。
1994年8月，三株公司老总吴炳新提出，公司的经营目标是，当年实现销售收入1亿元，第二年保三争五，第三年保九争十六。可是到1995年之后，三株公司的目标突然放大了上百倍，在媒体上刊出的“五年规划”中，吴炳新提出的目标是，1995年达到16～20亿，发展速度是1600％～2000％；1996年增长速度回落到400％，达到100亿元；1997年回落到200％，实现300亿元；1998年回落到100％，实现600亿元；1999年增长速度达到50％，实现900亿元。正是在这种膨胀心理的驱使下，三株公司的机构、人员极度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