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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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中国档案制度质疑

事实上,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两份户口。一份证明身份;一份记载个人历史。那第二份“户口”,即每一个中国人的档案。它从我们的中学时代起即开始由别人为我们“建立”了。以后将伴随我们的一生。两份户口都与中国人的人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二十余年前,户口简直可以说驾驭着我们的一生。

第一份户口就不多说了。当年对一个城市人最严厉的处罚,便是注销户口。这种处罚每与刑律同时执行。现在不这样了,乃是法律的进步。现在某些城市,已开始松动户口限制,乃是时代的进步。

这里谈谈我对中国人的另一份“户口”的看法。

倘谁的档案中,被以组织(比如团支部、团委、党支部、党委)的名义,或单位或单位领导个人的名义塞入一份材料,对其一贯的或某一时期的工作表现、生活作风、道德品质以及政治言行等方面做歪曲的、甚而带有恶意的某种所谓“结论”,更甚而编造了情节,而其人始终蒙在鼓里,全然不知……

倘此类事发生在从前,即“文革”结束以前,恐怕是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会觉得惊讶的。我们从前的中国人,对这种现象已是见惯不怪。从前中国人档案里的种种材料,因为代表着组织、单位或领导,其真实性简直是丝毫不容怀疑的。一言以蔽之,不真实也真实。“文革”中对许多人搞“逼供信”,每以档案中的材料为证据……

复旦大学有一位老师,与徐景贤开过几次会,且曾“有幸”同室。徐怕鬼,却又爱听鬼故事。偏那位老师擅讲鬼故事,在徐的央求下,讲了几则给徐听,“文革”中就成了审查对象。审得他稀里糊涂。后来终于明白,档案中多了一份材料,上写着“对领导怀有不良心理”。“领导”怕鬼,还讲鬼故事给领导听,当然是“怀有不良心理”了。再后来经暗示方恍然大悟,于是从实招来,结果因而被定为“坏人”。再再后来被下放农村改造,贫下中农以为他惯耍流氓,一点儿好颜色也没给过他……

我们原儿影厂的一位老大姐,年轻时档案里被塞入半页纸,其中仅一行字—“常与华侨出双入对,勾勾搭搭”。

就那么半页纸,就那么一行字,无章,无署名,无日期。然而对她的人生产生了匪夷所思的作用。看过她档案的领导皆以为她“作风不正派”。后来人们才搞清楚,其实她仅“经常”与一位华侨“出双入对”,而且那华侨也是女性,而且是她母亲……

电影界的一位老同志去世,我为其写小传,接触到其档案(已故之人的档案就不那么保密了),内中一封信使我大为奇怪—那不过是她年轻时写给她亲兄的一封亲情信,纸页已变黄变脆。只因其兄当年是香港商人,那信竟成了“政治嫌疑”的证据入了她的档案……

但,倘诸如此类的事发生在“文革”后呢?暴露于今天呢?

人们也许就不太相信了。

然而这是真的,并且就发生在我身上。

有一份材料于1990年4月被塞入我的档案十二年之久,我在不久前因工作调动才得知。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打印着“本人完全认可”。不但“认可”,还“完全”。而十二年间,从无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之下向我核实过。其上打印着我的名字,代表我的签字。也打印着当时儿影厂厂长的名字,代表领导签字。而那位厂长和我一样,十二年来全然不知此事,并且盖着单位的章。但除一位当年主管人事的副厂长已故,一切任过儿影厂厂级领导的人皆全然不知。现已查明,是一份冒用单位名义及厂长名义的材料,是一份严重违背人事纪律和原则的材料。甚而,可以认为是一件违法的事。

这一份材料,怎样的不实事求是,有着什么歪曲之处、什么无中生有之处,也就不必细说了。仅说一点—我的做人原则,我自幼所受的家庭教诲,我成长的文化背景,决定了我在某些时候,是一定会采取担当责任的态度和做法的。何况,我当时在厂里的职务角色也决定了,我不能眼见群众陷于互相揭发的局面。由我担当,比之无人担当,无论当时或现在看来,非是不良企图。然而那材料却连这一点也干脆歪曲了……

不必说此事使我当年的所有厂级领导们多么震惊,多么生气……

不必说显然地,当年领导班子内部的一些矛盾,怎样成了导致那样一份材料被制造为一种“事实”的诸种因素……

不必说此后某些事体现在我身上我也曾觉困惑……

倒是想说,我也给不少人做过所谓“政治结论”,且至今都在他们的档案里。那是“文革”时期,我下乡前,以班级“勤务员”资格,与军宣队一道,给我们全班五十几名同学作过“文革”表现之鉴定。算上我两名学生,一名军宣队员,还有一位是校“革委会”成员的老师。那样的一份鉴定,对我的全班同学们后来十年的人生道路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我没有利用我当时的“特权”以报私“仇”。恰恰几名曾欺负过我的同学,将可能因某些莫须有的言行被列入政治另册。我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在他们到外地打小工的时候,替他们多方取证,使他们未被列入另册……

正是由于我那样做了,老师和军宣队员,才在我的档案中写下了“责人宽,克己严”一条。

由此我想到,在将来,我们目前的档案制度,是要改变改变为好的。起码,自己的档案里记载了些什么,在什么情况之下由谁们记载的,自己应是有权一清二楚的。并且,有权想什么时候看一下就看一下,想提出质疑就可以提出质疑,可以要求重新调查了解。当然,如果某人被列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危险的分子,另当别论。

为什么现在就不能改变改变呢?

因为现在,我这种年龄以上的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档案中,古古怪怪的记载仍在其中,而自己仍不知。不知倒也好,如果都知道了,该怎么想,怎么说呢?历史的痕迹,莫如就那样保持原状。

我希望那么一天早一些到来—一切的中国人,看自己的档案,随时了解自己的档案之中记载了些什么,像到图书馆借一本工具书一样,成为一种最一般的权利。

而这一天的到来,肯定标志着中国的进步达到了更高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