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即尼克松举行记者会并轻松赢得81%支持率的第二天，控方进行了休息，基于这一情况，支持运动者预言会出现悬而未决的陪审团。这一预计在被告阵营引起了争论。汤姆·海登认为，既然他们不会被判有罪，他们最好还是继续革命，只要他们的案件在不增加罪状的情况下停审，这一事件最终会以无效审判结束。其他人——阿比、杰瑞——却认为审判就是革命。雅皮士获得了胜利：他们可以在辩解时将阿比的新书《伍德斯托克王国》介绍给美国人。他们将利用电视进行斗争。
他们到各大学校、妇女俱乐部和教堂进行演讲以筹集辩论的资金。在伊利诺斯州市郊高地公园的一个贵族化犹太教堂里，14000人前来聆听。在大学里，他们受到了披头士一样的待遇。在芝加哥大学的集会上，伦尼·戴维斯宣布即使有人拿枪对着他的头，他也要以他现在的方式继续斗争：“你们年纪轻轻的，怎能有其他立场呢？”
若有人问托马斯·佛兰的立场，他肯定会说出同样的话。
似乎指控当局的吉利周已变得失去控制。随着1969年12月4日位于西区一幢公寓楼的黑豹党中心打响了一场激烈枪战。两名黑豹党成员丧命。他们是21岁的领导人弗里德·汉普顿和陆军中尉马克·克拉克。警方声称他们遭遇了“机枪扫射”，但NBC当地子公司的生产商，年轻的新左派主义者路易斯·科赫却怀疑此事不对头。他看到警察离开大楼时像赢得足球比赛时那样兴高采烈、相互拥抱，全然不是侥幸脱离劫难的样子。他将黑豹党人波比·鲁什推上次日下午的新闻，鲁什认为此事是血腥的谋杀，并邀请评论者亲自到公寓查看。《芝加哥日报》的专栏作家麦克·罗伊科接受了邀请。就在控告暂停谋杀审判案的当天早晨，罗伊科发布了一篇名为《汉普顿枪眼》的专栏文章。罗伊科同一名发射学专家一起检查了事发地。专家确定至少有76发子弹射进了大楼，其中有24发在墙内，离汉普顿的床很近，但没有一发子弹从里射出。
芝加哥警方无法还原犯罪情景。人们在公寓楼四周排队，想亲眼目睹那昭然若揭的证据。几年后事实大白于天下：FBI反情报组织为芝加哥警方提供了公寓楼的楼层设计图，为了更轻易地将汉普顿杀死在床上，一名间谍在头一天晚上已将安眠药投入他的酒水中。披露的这些事实只是证实了芝加哥七君子早已了解的情况：“司法体系”是个不公正的系统，“法律与秩序”被用来遮掩国家所支持的犯罪。
同一时候，最后一名被控在民主党全国大会期间谋杀的警察也接受了审判。仅一小时的讨论，陪审团就赦免了他殴打一名20岁搭便车者的罪行。公诉方很有说服力，被告也明显有过错，震惊的法官询问陪审团主席：“你们确定要宣判无罪？”
沉默的大多数也参加了陪审团的否决，就像芝加哥七君子开场辩论一样。
被告方证人琳达·海格·摩斯是一名来自费城的漂亮的教友会女孩，她曾荣获“基瓦尼斯礼仪奖”并于1965年首次在纽约第五大道参加和平示威游行。她现在是革命者。被告方希望她谈谈为何推翻资本主义是必要的，法官裁定这不合规定。然而控方在交叉讯问时又将这一话题继续了下去，法官没再阻止。摩斯所说的概括了美国历史上最近四年的奇怪现象。其中一部分听起来像林登·约翰逊所做的“伟大社会”的演讲：“我最终的目标是创造这样一个社会：人人有饭吃、有学上、有事做、有自由表达艺术、政治、精神或宗教观点的机会。”另一部分却同约翰逊的陈词滥调相去甚远。助理地方检察官提出：“你自己在练习M1式步枪，是吗？”
证人：“是的。”
舒尔茨：“你也在练习空手道，对吧？”
证人：“是的。”
舒尔茨：“这都是为了革命，对吗？”
证人：“芝加哥事件后我从和平主义者角度意识到我们必须保卫自己。非暴力革命是不存在的。尽管我希望这有可能。”
伦尼·戴维斯认为这是辨方在陪审团面前最有力的证人。他向一名记者询问对摩斯证词的看法。记者的回答指向了两极化：“对你而言它肯定是个灾难，但他们确实已经存在分歧了。”
你的女儿会杀人吗？
被告原打算争取大众的同情，他们是那儿的大陪审团。但他们的意思却被恶意扭曲了。后来出现的很多平装书都翻印了法庭抄本，其中一本的封底上问道，“霍夫曼法官的庭上发生了什么？”由于没有摄像机对其记录，所以很难了解状况。后来一位朋友向《纽约时报》的托尼·卢卡斯询问哪位被告曾在法庭的过道里大便。
报纸上的大多数新闻都来自二手的在线报道，均源自一份法官确保能反映出所有被告暴行同时又粉饰了原告行径的书面记录。《时报》的卢卡斯很在意这种不公平现象，但主编毫不留情地删减他的文章：阿比·霍夫曼一直在“叫喊”，霍夫曼法官一直在“劝说”（即使事实刚好相反）。很多公众推定庭外大便还会继续。
1970年2月13日，威廉·昆斯勒向陪审团作总结陈词：“我认为这桩案件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使我们再次明白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时刻，我们是自由地生活还是自由地死去，这将在法庭得到证明……”
托马斯·福伦总结陈词：“本案刚开始时，他们均用小名称呼自己，如伦尼、阿比，假装他们只是年轻孩子。但他们并非孩子……他们是成熟老练受过教育的人、邪恶的人。”
五天后陪审团作出裁决，七人的阴谋罪均告不成立。弗罗因斯和温勒制造燃烧装置的罪名不成立。但根据美国法典第201条第18款的规定，指控德林格、戴维斯、海登、霍夫曼和鲁宾的六条罪名中有两条成立。这一规定源自《1968年民权法案》，其通过是为了纪念烈士马丁·路德·金，下列行为被视为非法——“为了煽动、组织、促进和鼓励暴动而以州际贸易名义四处旅游”和“为了同样目的而聚众演讲”。
自由派社论员称赞陪审团的裁决是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公正明断、妥善折中的决定。司法体系起作用了。阿格钮称其为“美国式的裁决”。它确实是：差不多审判一开始，陪审团就分裂成了两极阵营。一方认为被告的所有罪名都不成立，而另一方坚信所有罪名都成立。事实上只有三名陪审员同意法官的裁决。
这两派不在一起活动，一旦齐聚陪审团休息室，他们就会将大部分时间用来辩论育儿经。一名认为被告所有罪名都成立的陪审员提到，有一回她带任性的女儿去看精神科医生，医生却说她的女儿只需要“爱和耐力”——并谈到医生说她需要向女儿强行灌输点东西。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最终会变成嬉皮士，说一些“你们太邪恶了”、“这简直就像纳粹德国——嬉皮士想掌控这个国家”以及“你们没权进入我们的房间”之类的话。自由派陪审员认为邋遢并非犯罪，控方太堕落了，他们第一次害怕政府可能也监视他们。他们怀疑反暴动的法令是否合宪。保守派很惊异，如果法律不能保护正派者免受监控，那它能保护什么呢？
后来一名记者注意到了使陪审团分成两派的社会关系学。“认为所有罪名都成立的陪审员往往是最近才从芝加哥市区搬到郊区的人。他们属强硬派，是根据社会流动者的标准法则努力工作并取得胜利的人……而主张无罪的陪审员往往是长期居住在郊区或远离市中心地方的人，他们对养育孩子的态度比较温和。”
“富兰克林社”和“正直人社”互相厌恶，不可能就任何事情达成一致。他们写便条给法官，说他们意见不一致，不要作出裁决。可法官拒绝接受：“继续讨论！”最后一名陪审员提出折中的办法，对不同被告作出不同裁决。霍夫曼法官仍不满意，因此他自行行使权利。整整两天，他将每一名被告和被告律师叫到跟前，详细说明被告蔑视法庭的表现，有时还会读法庭记录：“罪证1：9月26日，政府作开庭陈述时，被告霍夫曼站起来向陪审团送去飞吻。官方记录，第9页。”
阿比·霍夫曼因此被关了一天。因用犹地语称法官为shandaf黵digoyim（意思是“在异教徒面前羞辱同胞的犹太人”，法官犹豫地从记录中读出这一短语并说，“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又被关了六天。大卫·德林格坚持在停战活动日这天读出战亡名单，因此被判入狱6个月。
法律终于开口说话了。约翰·林赛作出反应：“明显且无情的事实是，我们这个国家似乎正迈向一段新的压抑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危险。”福伦在一所教区高中的拥护者俱乐部集会上说：“我们在这场奇怪的革命中丢失了自己的孩子。”伦尼·戴维斯说他一出狱，“就要搬到汤姆·福伦隔壁，将他的儿女们带进革命”并“将统治阶级的儿女全变成越共”。杰瑞·鲁宾在他的新书《行动起来！》上签名并送给“法官霍夫曼，他是最顶级的雅皮士，使空前多的年轻人变得激进”。汤姆·海登说，“我们的陪审团正在受到批评。”
在安阿伯，5000名学生及追随者游行到市政厅，砸玻璃、毁汽车。FBI将一名“白豹党”列入十大通缉名单，因为他在流放密歇根林地时写道：“我并不想让人觉得所有你们能做的事就是残杀百姓和警察，引发战争，”但是“我们有责任告诉人们真相，这是场战争，正义的革命战争。”在麦迪逊，一名学生偷走了空军后备军官训练队的训练飞机并打算炸毁一座军需工厂。
到处都是“曼森家族”接受初审的新闻：事实证明，曼森希望挑起种族战争。“气象员”伯那丁·多恩提到了那些谋杀案，“刚开始他们杀死那些警察，但之后又和他们在同一间屋子吃饭，最后甚至将叉子插进被害者的肚子！恐怖！”2月17日，有人模仿这一谋杀，残忍地袭击了一个军人家庭。
2月23日凌晨2点，位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后备军官训练营地被烧成灰烬。次日，水牛城纽约州立大学的校长叫来警察，以控制篮球赛的混乱局面。第二天晚上，校长办公室就遭到了40名学生的攻击。警察追到学生会，结果遭到800名学生的袭击。在警察分局，一名被捕者听到警察说，美国“应该让希特勒赢，他深知如何教训这帮混蛋”。
同一天，因蔑视法庭而面临两年刑狱的威廉·昆斯勒在加州大学芭芭拉分校体育馆发表演说。十年前他曾退出梅西百货主管培训计划，真是事事日迁。现在他说：“我从不认为打碎玻璃等其他小型的暴力行为是什么好策略。但另一方面，我不能尖酸刻薄地谴责这样做的年轻人。”这引起台下学生的一阵欢呼和口哨。数百名学生漫步去参加临镇景岛社区的集会。其中一名学生四处泼洒白酒。警方以为是燃烧弹，就逮捕了他，结果又引发暴力事件。
3月6日，一场神秘的爆炸将格林威治村的一间房屋夷为平地。警方在瓦砾中找到三具尸体和大量未爆炸的弹药，若一次引爆这些炸药，足以将整个村落炸毁。通过验证右手被切断的小指指纹，一具无头尸体的身份得到确认：戴安娜·奥顿，一名“气象员”。第二名死者是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示威游行的领导者，第三名也是“气象员”，其基地设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
3月11日，一枚炸弹炸毁了马里兰州多尔切斯特郡法院附近的大片区域。
3月的另外一天，纽约市警察局接到有关300个炸弹威胁的电话，纽约城内有15000人从办公大楼疏散。4月4日，州长里根在向加州种植者理事会发表争取连任的演讲时提到了政府打击日益增长的暴力所遭遇的困境，“如果注定会有屠杀，那就让它现在开始吧。”美国正处在内战中曾只是个比喻，多久它会变为现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