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当盖茨带着可行性报告到IBM时，却发现忘了系领带。时间已来不及了，他不得不将租来的汽车开进一家百货店停车场，匆忙买了一条。盖茨后来回想起来说：“创业多么艰难！那时全靠一种渴望成功的事业心支持着自己。”
在一整天的面谈中，盖茨回答了IBM设计组无数问题。当被问到“你们公司像你这样的人有几个”时，盖茨耸耸肩，习惯性地扶了一下镜框说：“每个人都是如此。”然后摊开手，身体稍后一仰，笑道：“我是公司学历最低的，仅上过一年大学。”
尽管盖茨对签合同信心百倍，但并非毫无忧虑。IBM高层会重视小小的微软吗？微软能钓到这么大的“鲸鱼”吗？盖茨家人的人脉资源又一次派上了用场。盖茨的母亲是IBM的董事会董事，IBM新任董事长是盖茨母亲的朋友，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盖茨母亲的成就和人格为自己的爱子作了最好的担保。
而这条大鲸鱼给他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性的收益，而是长久的宣传作用。随着IBM个人计算机销量日增，MS-DOS的影响也与日俱增，为其开发的应用软件也愈多，微软DOS也因之而成为行业的唯一标准。盖茨最终成了最大的赢家。
当然，盖茨还不断发展国外的朋友，让他们去调查国外的市场，以及开拓国外市场。盖茨有一个非常好的日本朋友叫西和彦。西和彦为盖茨讲解了很多日本市场的特点，为盖茨找到了第一个日本个人计算机项目，盖茨开发的软件得以在1977年就打入了日本市场。其后的数年中两人更是成为莫逆之交。身材圆胖、举止浮夸的西和彦把日本营造成微软的第二大市场，仅次于美国。
盖茨在微软成长之后，也逐渐地拓展自己在商界的社交。他和世界第二大财富拥有者巴菲特有着不错的私交。两个人相识于1991年西雅图的一次社交活动上，惺惺相惜，其后就一直保持联系。盖茨的商业敏锐性让巴菲特折服，而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对盖茨的商业哲学也颇有影响。他们经常在一起打桥牌。在2001年，当盖茨为反垄断案焦头烂额时，巴菲特站出来为老朋友仗义执言。当巴菲特的投资公司需要挑选接班人的时候，盖茨被选为沃伦·巴菲特经营的投资公司博克夏·哈莎维公司的董事。
经历了商海沉浮的盖茨，知道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去抓住身边的机遇。于是，他成功了。在这个富人财富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更为根本的东西，那就是让他成名或致富的秘密，让他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经验教训，他经年累月在商场上打拼所摸索出来的黄金法则。这一切是比金钱更宝贵的财富。
八、富人有贵人提拔和辅助
香港中信泰富集团的荣智健，1995年底个人所持股份市值为25．2亿港元，而他的私人资产，有人估计约50亿港元。荣智健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在香港办企业的，他凭什么能使企业发展如此之快？有人说他是利用了政治上的优势，也有人说他靠的是自己善于经营。不管有多少原因，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曾得到过华资巨富李嘉诚与郭鹤年等人的鼎力相助。
荣智健毕业于天津大学电机系，他从小过着富裕生活，“文革”时期饱受政治歧视和生活磨难。1978年他来香港投靠亲戚，持有一些父亲给他的纺织股。
1985年荣智健卖掉自己的电子厂，身家已有4亿港元。这一年他在香港居留满7年，成为香港永久居民。
早在1979年10月，直属于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北京成立，董事长为荣智健的父亲荣毅仁，开办费是邓小平特批的50万元人民币。1985年北京中信在港注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有限公司。荣智健卖掉自己的公司后，第二年正式进入香港中信，任董事职务。
1987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有限公司重新注册为“中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荣智健接替米国钧任董事总经理职务，董事长由唐克担任（后由王军接替）。
很早以前，荣智健就想创立一家完全由自己管理的公司。1988年国务院下令对在港的中资公司进行整顿，荣智健在这期间积极寻找借壳上市的目标，后来瞄上了泰富发展。
泰富发展的前身是冯景禧旗下的新景丰。该公司股权两度易手，冯氏家族占19％，李明治的澳洲辉煌国际占21％，曹光彪的永新企业占50．7％，控股权在曹光彪手中。由于曹光彪此时被港龙航空弄得焦头烂额，遂有意将泰富作壳出售。
荣智健想收购泰富发展，单凭自己一家的实力，恐怕很难啃烂这块骨头。于是他找贵人相助，先后联络了香港商界巨子李嘉诚、移居香港的大马华人首富郭鹤年。这两位商界巨头，在关键时候鼎力相助，一口应承下来。
1990年1月，在李嘉诚和郭鹤年的相助下，荣智健聘请收购专家梁伯韬、杜辉廉和百富勤为财务顾问，与曹光彪私下洽商。很快，双方达成协议，中信宣布正式全面收购泰富，以每股1.2港元收购曹氏的50．7％股份，并以同样条件收购全体股东的股份。
泰富原为一家投资地产的小型公司，市值7.25亿港元。由于中信持股最多，泰富发展被易名为中信泰富，荣智健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至此，荣智健了却了一桩心愿，有了一家完全由自己管理的公司。由于他经营有方，这一年中，中信泰富盈利3.33亿港元，创下不俗业绩。
中信泰富在创业过程中，得到华资的鼎力相助，此后在它的发展中，又多次得到他们的帮助。收购恒昌行是中泰的首役，此役就有众多贵人助阵。
恒昌行的企业实体为大昌贸易行，由恒生银行的元老何善衡、梁球琚、何添、林炳炎等人创立。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大昌已成为香港一家大型贸易公司。1990年8月10日，恒生银行首任董事长林炳炎之子林秀峰、周大福企业老板郑裕彤、中华制漆主席徐展堂联合组成的备怡公司正式成立，备怡公司将作为收购恒昌的旗舰展开收购。
收购期届满，备怡收购失败。中信泰富这个时候却冒出来要收购恒昌。但荣智健的财力不足以吞下这个庞然大物，于是又去找大富豪们相助。1991年7月底，荣智健会同李嘉诚、郑裕彤、百富勤、郭鹤年等9名股东，成立了收购恒昌的旗舰GREAT STGLE公司。8月初，传出林秀峰兄弟与徐展堂另组财团竞购，但他们的实力远远不及荣氏财团。
1991年9月5日，荣氏财团收购成功，他们出价每股330港元，比恒昌估计少出了60元一股。到1991年10月22日收购期届满，百富勤代表旗舰GREAT STGLE宣布，获得97％的恒昌股权。
中信泰富占恒昌35％股份，是首席大股东，荣智健出任恒昌主席。接着荣智健向其他股东收购恒昌股份，李嘉诚、郭鹤年再次相助，率先让出，李嘉诚还出面做其他股东的工作。到1992年1月13日，其他7名股东全部将股份售予中信泰富。至此，中信泰富实力大增。
荣智健率领中信泰富后来再上几个台阶，1995年第1期《现代画报》刊载的香港十大中资排行榜上，中信泰富以474．7亿港元名列第一。又据《资本》杂志记载，至1995年底，荣智健个人所持股份市值为25．2亿港元。
荣智健后来所拥有的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些帮他“蛇吞象”的中资贵人。没有李嘉诚等人帮他扫清障碍，荣智健不知道要在这条路上走多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贵人相助缩短了他发展的时间。
九、富人有求人送礼的资本
富人常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穷人常说：“求人送礼是到鬼门关，低三下四不好受。”两种不同的态度，反应了富人与穷人的差别。富人很重视送礼的作用，他们在求人办事的时候，总是适当地送礼，这无疑就增加了富人成功的机会。而穷人往往是空手求人，所以穷人求人办事就要难得多。
有人经过调查研究指出，日本产品之所以能成功地打入美国市场，其中最秘密的武器就是日本人的小礼物。换句话说，日本人是用小礼物打开美国市场的，小礼物在商务交际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当然，这句话也许有点言过其实。但是日本人做生意，确实是想得最周到的。特别是在商务交际中，小礼品是必备的，而且根据不同人的喜好，设计得非常精巧，可谓人见人爱，很容易让人爱礼及人。
小礼物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而精明的日本人此举之所以成功，在于他们摸透了外国商人的心理，又运用了自己的策略。一是他们了解了外国人的喜好而投其所好，以博得别人的好感；二是他们采取了令人可以接受的礼品，因为他们深知欧美商业法规严格，送大礼物反而容易惹火烧身，而小礼物绝没有受贿行贿之嫌；第三，他们又很执著于本国的文化和礼节。
如今商业社会，利和礼是连在一起的，往往是利礼相关，先礼后利，有礼才有利，这已经成了商务交际的一般规则。在这方面，道理不难懂，难就难在操作上，你送礼的功夫是否像日本人一样到家，不显山露水，却能够打动人心。
送礼其实已成了一种艺术和技巧，从时间、地点一直到选择礼品，都是一件很费人心思的事情。很多大公司在计算机里有专门的数据库，对一些主要公司、主要关系人物的身份、地位以及爱好、生日日期都有记录，逢年过节，或者什么合适的日子，总有例行或专门的送礼行为，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确立和提高自己的商业地位。
礼尚往来，人之常情，在求人办事时也不例外。如果不借送礼之机大搞歪门邪道，搞权钱交易，拉拢腐蚀国家干部，那么，这种人情往来则属正常。
送礼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有其特定的规律，不能盲目去做、随心所欲。它反映出送礼者的文化修养、交际水平、艺术气质以及对受礼人的了解程度和关系远近。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一门特殊的交际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