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满不在乎地说：
“可是我已经决定了。”
库兹恩斯坚定地说：
“无论如何，你都不能这样做。刚才我已经告诉销售人员，让他们把宣传品撤掉。”
福特腾地从沙发里站了起来，两眼死死盯住自己的老搭档，大声喊道：
“你凭什么在这儿发号施令？是谁给你的权力？”
一向冷静严肃的库兹恩斯并没有福特的怒吼吓倒，他耸了耸肩，回答说：
“如果你坚持按自己的方法去做，那么我只有辞职！”
福特怒气冲冲地说：
“好吧，我同意你的辞职。”
就这样，两个合作了长达12年之久的伙伴就此分手了。1915年10月13日，公司董事会通过了库兹恩斯辞去福特公司副董事长兼财务主管职位的请求。然而，库兹恩斯并未放弃或出售自己的股份，他仍是公司仅次于福特的第二大股东，握有公司11%的股份并保留了董事席位。
（三）
管理天才库兹恩斯的离开对整个福特公司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公司里，库兹恩斯是唯一一个能让福特产生敬畏之情的人。有他在，权力欲日渐膨胀的福特便不会肆意妄为。当然，库兹恩斯的存在也让福特感受到了某种威胁。如今，库兹恩斯离开了，福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公司的另一位股东——道奇兄弟的存在也让福特感到不快。在福特的眼里，坐享其成的股东都是公司的寄生虫或吸血鬼，道奇兄弟便是典型的代表。
早在1913年，约翰·道奇就退出了福特汽车公司的董事会。和福特同样拥有雄心壮志的道奇兄弟并不仅仅满足于做福特公司的零部件供应商，更何况福特已经表现出了想在零部件供应上实现自给自足的倾向。于是，道奇兄弟便离开了福特公司，并于1914年7月在密执安州成立了道奇汽车公司。不过，他们仍然保留福特汽车公司的股份。每到年底时，他们依然心安理得地接受分红，并用得到的红利去发展自己的公司。
对此，福特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只不过他觉得与道奇兄弟撕破脸的时机尚未成熟罢了。因为道奇兄弟不但是他的竞争对手，还阻碍了他实现人生的另一个梦想。
当时，福特公司的年产量已经膨胀到30万辆，但雄心勃勃的福特依然不满足。早在1915年7月份，福特便带着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来到位于鲁日河畔的一块农田，打算在那里建造一座超大规模的梦幻工厂，发展冶金、煤炭、汽车制造、造船、运输等各项事业。很明显，福特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拥有福特汽车王国了，他想拥有自己的铁矿、煤矿、森林、工厂、运输船队等，建立一个属于他个人、也属于福特家族的庞大的经济帝国。
想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有巨额资金的支持，而福特个人的薪资和股份分红根本不足以应付。因此，他把目光盯到公司的纯利润上。正因为如此，紧盯着年终分红的股东们，尤其道奇兄弟坚决反对福特提出的方案。在库兹恩斯离开公司之后，福特便开始着手对付道奇兄弟了。
11月23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白宫接见了福特，以显示他对福特所致力的“和平主义事业”的关心。见面之后，威尔逊总统故作感慨地说：
“当战火在欧洲燃起时，我们这些远在美洲大陆的人心中真是非常难过，因为有人在炮火中丧生，我们却爱莫能助……为了能让我的心灵获得一丝安慰，我决定从此我每天仔细阅读一章《圣经》，并把这个做法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福特连连点头，回答说：
“总统先生的这个习惯真值得赞扬。回到底特律后，我也每天阅读一章《圣经》。”
威尔逊总统大笑道：
“好极了，那我们就一言为定了！”
接着，福特向威尔逊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邀请。他说，他已经租下了“奥斯卡二号”游轮，准备邀请包括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内的政界和商界的人士乘坐这条“和平之船”驶往欧洲，前去那些“已对战争感到厌烦的国家”进行调解，以促使战争尽快结束。
威尔逊被福特的这个邀请吓了一跳，支吾了几句，便将话题转移到其他方面。福特见威尔逊不愿陪伴自己前往欧洲战场，微笑着摇了摇头，便作罢了。不过，他已经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都要将“和平之船”行动进行到底。
（四）
1915年12月14日，“和平之船”终于起锚了。但令福特大感意外的是，他向政界要人和商界巨子发了100多张请柬，却没有一个人回应。连福特的两个最好的朋友——托马斯·爱迪生和博物学家约翰·巴勒斯也没有登上这条船。爱迪生以“事务繁忙”为借口拒绝了福特的邀请，巴勒斯则干脆地告诉他说：
“和平没有希望，去了也是徒劳。”
“和平之船”起锚的那天，码头上聚集了1.5万名民众，但却没有一个政府官员。明眼人一看便知，福特的努力是徒劳的，美国迟早会被卷入战争当中。
“和平之船”缓缓驶离码头，克拉拉站在人群中伤心地哭泣着。22岁的埃德塞则站在母亲的旁边，紧紧地揽着她的肩膀。战争年代，在海上航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谁也无法保证参战双方投放的漂流水雷或潜行海底的潜水艇不会误伤中立国的船只。
克拉拉曾劝说福特不要去欧洲，但福特一意孤行，丝毫不听劝告。他对克拉拉说：
“放心吧，亲爱的，我会回来的。”
轮船驶离码头几十米后，站在甲板上的福特突然对前来送行的爱迪生大声喊道：
“如果你愿意上来，我愿意提供100万美元的赞助！”
耳背的爱迪生只看到福特在用力挥手，却没有听见他在说什么。后来，有人猜测说，如果爱迪生听见了福特的话，他或许会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登上“和平之船”赶往欧洲。
“和平之船”上共有118名乘客，其中的50多名“和平使者”几乎全部是普通的牧师和大学教师。平日里，他们难得到欧洲大陆旅行。既然福特愿意赞助这次行动，他们自然乐意接受这次免费旅行的机会。除了“和平使者”之外，余下的人基本上都是记者。
“和平之船”起锚没多久便遇到了危险，但出人意料的是，危险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和平使者”内部。由于政治派别不同，“和平使者”迅速分成两派，并在甲板上爆发了冲突，闹得不可开交。福特再三劝说也无济于事，只好苦笑着躲到舱里。
冲突过后，福特来到一片狼藉的甲板。他依船舷而站，静静地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内心也波澜起伏。忽然，一个大浪打来，福特来不及躲闪，浑身都湿透了。这位52岁的老人急忙冲进船舱，换了一身干爽的衣服，但冰冷的海水依然让他患上了重感冒。当“和平之船”于12月18日抵达挪威之时，福特已经躺在床上病得起不来了。随从人员只好把他抬下船，安置在一家旅馆里。
正当福特昏昏沉沉地躲在旅馆的房间里休息时，前来采访他的记者又带来了两个不幸的消息。他们先告诉福特，一位“和平之船”的发起人在旅途中得了肺炎，经抢救无效而一命呜呼了。福特沉默了半晌，掉了几滴眼泪，缓缓说道：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把这次行动进行到底。”
但当记者宣布第二个坏消息时，福特和他身边的随从人员有些坐不住了。由于战场上堆满了尸体，老鼠和跳蚤横行，欧洲大陆爆发了大规模的鼠疫，很多士兵和平民因为染上这种可怕的传染病而死去了。受克拉拉委托保护福特安全的马奎斯牧师和保镖戴林格商议说：
“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那么福特先生的这条命非撂在这儿不可。”
可福特却固执地说：
“我决不回去，你们就让我留在欧洲，大不了我早一点去见我母亲就是了。”
“和平使者”们也不愿福特这位“和平之船”的中心人物离开欧洲，闻讯赶来阻止马奎斯和戴林格的行动。身手敏捷的戴林格不管三七二十一，叫人抬起担架，冲破了堵在旅馆门前的队伍，将福特塞进了汽车。
几天后，福特便躺在了纽约的一家饭店里。随他一同前往欧洲的“和平使者”们随即也因群龙无首而各自离开了。
“和平之船”行动失败了，福特的精神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常常一个人坐在花园里发呆，偶尔翻弄一本蓝色封面的小册子，那里面内容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还命令仆人在家中的每一个房间都放一本《圣经》，每天抽空阅读一章，直到战争结束。这是他与威尔逊总统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