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有人不满意《伤痕》一类的小说,称之为“伤痕文学”,说是这类揭自己疮疤的作品让人看见我们自己的缺点,损害了国家的名誉。杨振宁教授也曾同我谈过这个问题。那天他来访问,我讲起我在第二十三篇《随想》中阐明的那种想法:“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把祖国建设成人间乐园。”他说,他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海外华人都热爱祖国。他又说他们从伤痕文学中看到祖国的缺点,有点担心。他的意思很明显,有病就得医治,治好了便是恢复健康。我说未治好的伤痕比所谓伤痕文学更厉害,更可怕,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不能讳疾忌医。
但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只要掩住伤痕不讲,伤痕便可不医自愈,因此不怪自己生疮,却怪别人乱说乱讲。在他们对着一部作品准备拉弦发箭的时候,忽然把文学的作用提得很高。然而一位写了二十多年小说、接着又编写《中国服装史》二十年的老作家到今天还是老两口共用一张小书桌,连一间工作室也没有,在这里文学的作用又大大地降低了。
为什么呢?在精通文学的人看来,可能非常简单,从来就是这样。但在不懂文学的我却越想越糊涂了。对我来说,文学的路就是探索的路。我还要探索下去。五十几年的探索告诉我:路是人走出来的。
我也用不着因为没有给读者指出一条明确的路感到遗憾了。
二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