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鹦鹉洲怀古》。鹦鹉洲与祢衡有关。祢衡少有才辩,气尚刚傲,不为曹操所容,操将其送与刘表,表又不能容,转送太守黄祖。黄祖长子在洲上大会宾客,有人献鹦鹉,祢衡作《鹦鹉赋》,以鹦鹉自喻,抒写才志之士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后祢衡终因出言不逊,为黄祖所杀。诗人望鹦鹉洲而触景针砭现实:“人生焉得同桔橰?喙长三尺閟不嚣。君不见鲁国巢覆黄口嗷,又不见海隅屯骨苍蝇饕。”表现了诗人对统治者压抑、迫害人才的不满,并预示这种专制统治必将走向覆亡。
(六)山水诗。朱依真一生游历较广,足迹遍及今广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江西、四川、江苏、安徽、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游览所至,辄有吟咏。朱依真的山水诗,闪烁着诗人追求静谧,向往和谐,借山水寄寓“冷面隔俗”之性情,消解与世不合的抑郁之气的真实灵魂,并在模山范水中隐含优患之思。如《过宝应》,用清新自然的语言描绘了宝应(清属扬州府)一带湖泊众多,“网罥修鳞屩漉虾”的水乡风貌。诗人的愉悦之情,溢于言表。
又如《阳朔》,写出山峰气势奔突踞傲不就规矩的特点,与诗人的个性非常契合,正可以借山寓其理想:“何如处平世,于此结衡宇。桑麻半无税,鸡犬各有主。毕生青嶂闲,曷必定太古。”
(七)论诗(词)诗。乾嘉时期,活跃着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派、厉鹗为代表的浙派、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翁方纲为代表的肌理派等诗派。朱依真主张不同风格的诗作可争相斗艳,并有选择地吸收各家所长。在《李厓竹宗澳志于诗,闲以诗法质予,愧无以答其意,为述古今得失,平日自厉者赠之》一诗中,朱依真通过总结自己学诗、悟诗的过程,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诗歌创作理论:提倡学古,重视诗歌的质实内容,“措词各有指,托义要非空”;提倡直抒性灵,表现真性情,“至于抒性灵,随境披心胸”;重视学问,主张多读书,使“诗思衡纵”。
朱依真的词学观体现在其《论词绝句》二十八首。这组论词绝句,对晚唐五代至清中叶有代表性的词人词风作了中肯的评价。如论清初词人朱彝尊:“燕语新词旧所推,中兴力挽古风颓。如何拈出清空语,强半吴郎七宝台。”后有一段自注:“词至前明,音响殆绝。竹垞始复古焉,第嫌其《体物集》不免叠垛耳。”宋是词发展的高峰,元、明两代词人成就不高。至清初,词人辈出,朱彝尊词不失为清词中一流的作品,但他主要从清雅的格调方面下功夫,忽视内容方面的拓展,虽追踪南宋词人姜夔(号白石道人)、张炎,风雅与白石相近,但在意度的高远、气象的清越方面,则远逊于白石。朱依真“嫌其《体物集》不免叠垛”,是颇有见地的。
四、唐宋遗韵性灵新风——《九芝草堂诗存》的艺术特色
邓显鹤为《九芝草堂诗存》作序云:“(朱依真)独刻意为诗,以其微渺、夐邃、沈鸷、鑱刻之思,寄其冲夷、高旷、严冷、峭洁之慨,幽而不怨,涩而不僻。”[19]下面简述其诗歌的艺术特色。
(一)以文为诗。“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11]朱依真作诗“以唐宋为则”,因此他的诗歌“以文为诗”的特点颇突出。如《蜀道难》,以变化莫测的散文笔法,把想像、夸张和神话融为一体,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之貌。其间虽然明显学习了李白《蜀道难》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但能突破前人的窠臼:“蜀主但知金牛能粪金,岂知金牛残尔国;蜀主但知金牛能粪金,岂知金牛需尔人民食。呜呼!蜀主亦何愚!金牛粪金亦区区。何不守尔之要害,粪尔之膏腴。呜呼!蜀主亦何愚!”这段散文化的议论性结尾,意在警戒后人,不要忘记历史教训:为了一时一事的眼前利益,葬送了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
又如《送白庵回里》一诗,杂用三言、五言、七言、九言的句式,富于变化;不讲究用韵,但并不拗口,反而觉得错落有致,读起来有自然的节奏;议论、对话等散文表现手法,倾荡磊落,带来了诗境的新意。
(二)大量用典。朱依真是一位学者型诗人,诗中铺排典故,目不暇接。如《松圃诺惠酒度岁,恐其久不复忆,诗以索之》一诗,接连用了晋人周顗、阮籍、刘伶嗜酒、孟嘉“得酒中趣”的典故,从中道出自己的愿望:稍稍得到饮酒的乐趣即可。然后用唐汝阳王璡自称酿王兼麹部尚书、阮籍曾为步兵校尉,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的典故,夸赞李秉礼家中贮酒之多,接着又是连用季布重诺言、秦昭王不守信这一正一反的典故,委婉提醒对方记住承诺,最后“宵来食指动”二句,意谓预兆将有口福,到时再邀请有酒嗜的同人,同样也是语出有典。“食指动”语出《左传·宣公四年》:“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日:‘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
李秉礼看到“索酒诗”后,不仅送酒给朱依真,还送了醉蟛(用酒浸泡的螃蟹);于是朱依真又作《松圃惠酒,佐以醉蟛,作此志谢》诗。这两首诗,通过铺排典故,使“索酒”这一颇使人难为情的事情变得娴雅而有诗意,并凸现了朱李之问的亲密友好以及朱依真风趣调侃的个性。
(三)史识入诗。朱依真“于十七史,丹铅数过”,自称“文史乐余闲,诗思颇纵横”,他以丰富的史识为基础,创作了不少陵轹古今,含蕴丰富的咏史诗篇,如《浯溪》一诗。浯溪在湘水之南,为唐代元结所命名。诗人神往浯溪,是出于对元结的敬仰之情,而一旦身临浯溪,所见“邱壑幽峭”、“楼观骞腾”的幽寂、残败之景,则使诗人产生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沉思。“斒《磨崖颂》”二句,指唐安史之乱后,诗人元结有感于玄宗、肃宗重返长安,写了一首《大唐中兴颂》,后由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刻于浯溪石崖上,又称《浯溪中兴颂》,俗称《磨崖颂》。自唐以来,题咏甚多。而今石崖上的字画已斑驳不清。“后来靖康帝,生不返绍兴”二句,反映的是宋徽宗、钦宗被金人俘去的史实。全诗既有对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的沉思,更有抒发沧桑之感,警策今人,以史为鉴的深意。
又如《过德庆有怀陆大夫》,“陆大夫”即陆贾。全诗蕴含了与陆贾有关的三件事:出使南越,以其善辩之说使南越王称臣;针对汉高祖刘邦“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的责骂,答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使刘邦不怿而有惭色;汉孝惠帝时,吕后专权,陆贾使丞相陈平深交太尉绦侯周勃,使吕氏谋益衰。以三件史实入诗,说明陆贾的善辩、智慧和历史功劳,并都融入了诗人的感情和见解,表现了诗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判。
(四)直抒性灵。袁枚的“性灵说”,把诗歌创作与个性自由联系起来,是当时诗坛上一股清新的风气。袁枚晚年客游粤西,常与朱依真唱和,故朱依真也受到了性灵派的影响。朱依真晚年论诗,亦提出直抒性灵,“至于抒性灵,随境披心胸”(《李厓竹宗澳志于诗,闲以诗法质予,愧无以答其意,为述古今得失,平日自厉者赠之》)。朱依真的诗歌创作,亦体现了这一主张。如《马头道中大风见月》,诗中对大风及其威慑力的描绘,汪洋态肆,瑰伟奇崛,并融人了自己坎坷人生际遇的感慨。大风后见月的明朗境界又使诗人产生了惬意、豪迈之情,充分展现了诗人性情中豪情鼓荡的一面。
又如《雪中四咏·独酌》“一酌愁城降,更酌冰天溃。沉沉再三酌,兀兀已昏睡。……融和四肢春,浑穆胸中味。世间铺糟者,谁识醉翁意”。诗人雪中独酌,尽现性情,而沉醉之间,实有深意。清中叶险恶的政治、文化背景使许多正直的士人不仅难以施展才华,而且他们的心灵世界普遍处于压抑、惶邃和不满状态。朱依真作为一布衣,一方面对现实、对自己的处境深怀不满,但又绝无与统治阶级合流之心,坚守独立的人格和自由;另一方面,精神需求和自我价值的难以实现又时时啮噬着诗人的心灵。在这种生命体验过程中,诗人独酌醉酒,酒成为其心灵世界极度压抑苦闷的象征和思想的避难所。
五、粤西诗冠骚坛赤幡——对朱依真的评价
廖鼎声《拙学斋论诗绝句考略》对朱依真的诗歌给予高度评价:“盛宗代有布衣尊(谓朱昌焕、朱绪父子),晚见骚坛移赤幡。终愧竹丝异钟吕,后来居上不须论。”[12]梁章钜在《三管诗话》中也说:“余辑《三管诗》,于布衣所存独多,且有美不胜收之憾。常喜诵其(指朱依真)《题万东斋课读图》一律云:‘略翦茅茨见古淳,地偏花药有精神。家风远过刘长盛,童子皆如井大春。天际鹤鸣时上下,隙中驹影易因循。绘图拈出穷经力,不取浮荣眩后人。’词旨深稳,落落方家。”[13]袁枚晚年至粤西,常与朱依真唱和,誉之为“粤西诗人之冠”。朱依真诗歌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他“韦布宁无不朽人”(朱依真《徐临谷学谦孝廉挽辞》)的志向、深厚的学养以及唐宋兼采、包容各诗派的创作精华的诗歌创作主张。朱依真以较纯粹的艺术精神从事文学创作,师古而不囿于藩篱。作为一名学者型诗人,他在学习和借鉴唐宋名家的诗歌创作经验方面成就显着,又能自出机抒,直抒性灵,表现诗人自我的思与虑、爱与愤,具有自己的特色。但其诗歌也存在局限和不足,如有的诗歌,大量堆砌典故,表现出逞才使学、追奇炫博的文人习气。
朱依真的诗歌创作直接推动了清中叶广西诗歌的发展。他与诗友黄东昀、冷昭等结诗社于桂林隐山,一以唐宋为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诗歌创作浮浅不师古的风气。清中叶广西诗歌创作与全国同步,成就斐然,这与朱依真和其他许多广西诗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朱(依真)李(松圃)既往,粤之诗人,益多辈出。”[14]乾嘉时期广西形成了良好的诗歌传统,充满生机和活力,并对乾嘉后的广西诗坛产生积极的影响。
【注】
[1][12]廖鼎声《拙学斋论诗绝句考略》,民国二十五年版。
[2][光绪]《临桂县志》卷二十九,据光绪六年补刊本影印本。
[3][8][13]蒋凡《〈三管诗话〉校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6][7][9]《九芝草堂诗存·李秉礼序》。
[5][10]《九芝草堂诗存·邓显鹤序》。
[11]赵翼《瓯北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张凯蒿《杉湖十子诗钞·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