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迅速膨胀还产生另一个具有极大破坏性的恶果，这就是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主要表现在森林和草原面积迅速下降和沙漠化进程的加剧。在非洲到处可见一些分散的小村庄，长久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也许在想象中为这里的农村生活增加了一些田园色彩，但事实上在这些村庄中广为使用的刀耕火种正是破坏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之一。实际上这种耕作方法必须给土地足够长的休耕期，才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但是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提高粮食产量成了最迫切的要求，土地的休耕期越缩越短，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单位面积产量减少。严重的粮食短缺迫使人们开垦更多的不宜农耕的土地，以摆脱眼前的困境，这就使生态系统在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畜牧业作为非洲许多国家的另一大支柱性产业，也在为生态环境的破坏尽自己的“努力”。过度放牧的问题在非洲许多国家都存在，大量畜群对于草原和灌木的破坏往往是致命的，这就使当地植被覆盖率迅速下降，越来越多的土壤暴露在灼热的阳光下，没有了灌木和野草的保护，土地的湿度也就随之下降，不久以后曾经水草丰美的地方就不再适合植物的生长，草原就这样变成了沙漠。
人口增长除了迫使农业和畜牧业采取一些盲目而不符合科学的手段来增加产量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人们对森林的乱砍滥伐。非洲的森林覆盖率只有２１％，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尽管如此，非洲森林面积仍然在以每年３７００万公顷的速度减少，占非洲森林总面积的３％，照这样的速度下去，到２１世纪上半叶非洲将变成地球上第一个没有森林的大陆。
森林面积的迅速减少所导致的恶果已经非常明显了，水土流失加剧，水源日渐枯竭，大量顺水而下的泥沙淤积在下游河道，破坏了下游的水利系统，土壤肥力下降，农业生产环境进一步恶化。一系列的恶性循环就此在非洲大陆上开始了肆无忌惮的破坏，沙漠化是这一循环中最可怕的一环。
近三百年来西非萨赫勒地区沙漠化的速度大大加快，特别是２０世纪以来，撒哈拉沙漠以每年９０公里的速度向南推进，而且有进一步加快的趋势。北非的一些国家每年因沙漠化而失去的土地在１０万公顷左右。许多热带稀树草原变成了沙漠和半沙漠地区。据一项科学研究表明，撒哈拉沙漠扩张最快的一年，竟向南推进了２００公里，这一速度是过去人们万万想不到的。如果历史倒流几千年，我们会看到今天漫漫黄沙，一片死寂的撒哈拉沙漠曾经是青青绿草、泉水潺潺，充满了生机与希望的地方，当时的人们也不会想到他们热爱的家园会成为死亡之区。这其中固然有气候变迁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人类自身的行为在这个变迁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人口膨胀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同时，非洲还面临着另一个严峻的问题——经济发展缓慢，贫困问题日趋严重。近三百年来，非洲一直处在殖民国家的剥削与压迫之下，经济上没有得到独立发展的机会。作为发达国家的原料供应地，非洲许多地区都发展了大种植园经济，种植诸如咖啡、烟草、蔗糖等国际市场上需求量较大的经济作物，这种农业结构形成之初纯粹是为了满足殖民国家的需求和利益。对于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这种农业结构具有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经济作物挤占了本应属于粮食作物的土地，使许多地区粮食生产日渐萎缩，不能满足本国的粮食需求，粮食恐慌的阴影难以消除。二是对于工业不发达、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非洲国家来说，农业结构的单一性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十分脆弱，国际市场上的风吹草动都可能使这些国家的收入锐减，很难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洲许多国家在政治上摆脱了殖民体系的枷锁，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太大改变，大部分非洲国家仍然以经济作物的出口作为换取外汇的主要手段，同时购买西方国家生产的工业品。
在非洲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是造成饥荒的原因——战争。非洲是一个部族众多的地方，彼此之间矛盾重重，常常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大开杀戒，许多国家因此而陷入了战争的“魔掌”，索马里就是其中最着名的一个。在殖民地时期，部落冲突为殖民国家趁虚而入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洲各国先后获得独立，权威的殖民政府的垮台为部族留下了一个可争夺的权力空间，此外战后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也常常以扶助不同的部族作为争夺非洲的一种手段，于是部族之间的冲突也就愈演愈烈。在部族冲突中经常伴有非常残酷的杀戮，如果一方得势就会对另一部族的人民进行清洗式的大屠杀，以至于每次部族冲突如果有一方获胜，就会出现比战争期间更大规模的难民潮。大量人口长期迁移不定对于冲突国家来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沉重负担。部族冲突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正常有序的发展进程，而经济衰退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抵御灾害的能力，从而人为地增加了饥荒发生的可能性和破坏程度。
在非洲还有由其他一些原因引起的冲突，例如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边界争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困扰着许多国家的发展，频频发生的军事政变也为这里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增添了几分不稳定因素。总而言之在这些冲突与争端的影响下，非洲许多国家根本没有一个利于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用初级产品换回的一些外汇也被用于购买枪支弹药，在一些穷得几乎是民不聊生的小国中，每年军费开支竟然占财政预算的一半以上，在这样的国家里，经济发展从何谈起呢？经济不能正常有序地发展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将长期处于贫困之中，而这里的人民也只能在战争中忍受饥饿的折磨了。每当自然灾害来临时，这样穷困的国家既没有充足的储备粮，又没有资金进口粮食，而且没有能力控制在饥荒中出现的社会动荡，政府的软弱状态只能促进饥荒进一步深入下去。
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种种人为的、社会的因素综合在一起，饥荒的频频发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萨赫勒位于西部非洲，是撒哈拉沙漠和南面潮湿的大草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属于半干旱草原，这里有着面积广大的天然牧场，众多的游牧部落放养了无数的牛群和羊群。但是这种稀树草原很少有持续植被，一旦开垦过度和家畜饲养过多，就有转化为沙漠的危险，而且这一带全年降水量仅有１００～２００毫米，这样的自然条件很容易发生干旱，并继而引发饥荒，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特大干旱与饥荒的发生就是一个明证。过度开垦的农业使土地裸露在阳光和大风中，肥沃的地表土大量流失，从１９６８年起开始的干旱一直延续到７０年代，绝大多数土地绝收，家畜死亡过半，当地农业和畜牧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东非是非洲另一个易于发生饥荒的地区，以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国为最。这些国家都是非洲最落后的国家，在正常年份也有大量难以维系温饱的难民，略有灾害就会引发大规模饥荒和难民潮。从自然条件看，东非是干旱和蝗灾的高发区，经常是大旱与蝗虫相伴而生，对当地农业进行彻底的破坏。在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大旱灾和饥荒之后，连续大雨虽然缓解了灾情，预示着干旱正在离去，但蝗虫的幼虫也在大雨的滋润下迅速繁殖成大规模蝗群，给大灾之后的东非地区又一记沉重的打击。此外东非国家在二战后一直处于内乱纷争中，部族冲突与领土争端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许多青壮年劳动力被迫充当炮灰，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战争的影响。种种因素使东非地区在历史上尤其是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饱受饥荒的折磨。
南部非洲和中部非洲虽然也经常发生饥荒，但与上述两个地区相比，情况要轻微一些。从自然条件看，这些地区的降水远比前两个地区丰富，相比较而言，更适合农业的发展；从社会因素看，虽然在这些地区中也弥漫着硝烟的味道，但总体而言，无论是战争持续的时间，还是残酷程度都不如东非地区，因而战争对农业的破坏也要比东非地区轻微。只要没有特大自然灾害的发生，这里的大部分地区可以保证一般居民的温饱。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人们在一次次救助非洲饥民的活动中开始逐渐关注一个问题，为什么悲剧总是在这里上演。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帮助下，非洲开始了重新建造美好家园的宏伟工程。１９８６年，在非洲统一组织的要求下，联合国通过了《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在这个纲领中优先关注的领域是农业、环境、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外部资源。在这五年期间，执行纲领所需的１８８１亿美元，由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提供。但是这个反映了非洲人民美好愿望的纲领在实施过程中却受到重重阻碍，资金难以如期到位，非洲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部分地区甚至有继续恶化的趋势，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非洲国家内部也认识到了环境恶化与饥荒的关系，并积极行动起来改变这种处境，各国优先发展农业和粮食生产，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农业政策，发展农业科技，再加上近年来气候条件好转，一些国家的粮食出现了少见的连年丰收，自给有余。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不少国家还积极开展“绿色革命”，兴修各种水利设施，防沙、治沙并取得了很大成效。１９８９年马里政府邀请中国的治沙专家进行了防治沙漠化的全国综合规划——“马里绿色屏障工程”，同时利用尼日尔河进行农田灌溉，使４万多公顷的土地变成了可种植水稻的良田。阿尔及利亚在撒哈拉沙漠区钻深井，发展中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在防沙、治沙的同时，植树造林活动在非洲大陆上蓬勃兴起，在受到沙漠化侵害的地区种植大量灌木，并且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由专家进行统一规划，希望在几年内可以改变当地面貌。
一系列的措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是有一个好的开端已是成功的一半。也许有一天多灾多难的非洲大陆会成为多姿多彩、生机勃勃的地方，那里的人民再也不用在战乱流离中饱受饥饿的煎熬，孩子们也不会用瘦长的双手在泥土中寻找食物了。但是在非洲发展的道路上，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是它自身所不能解决的，国际社会应该在饥荒发生时伸出援助之手，更应该在非洲彻底摆脱饥荒的进程中不断提供技术和资金上的帮助，这有助于减轻非洲的负担，缩短它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目前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如环境恶化、大气污染等都是超越国界的，单单依靠哪一个国家都是难以解决的，只有各国团结在一起，采取协调一致的步骤和行动才可能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使人类的发展共同迈上一个新台阶。
七、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非洲大饥荒
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整个非洲大陆出现了２０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干旱和饥荒。这场灾难始于西非大旱，旋即迅速蔓延到整个萨赫勒地区，以及非洲东部和南部地区，形成全洲性的大旱灾。向来风调雨顺的南部非洲地区这次也遭遇了５０００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布基纳法索、中非、冈比亚等国粮食减产在５０％以上。至于萨赫勒地区的情形就更是惨不忍睹了。１９８５年３月２０日的《人民日报》曾作过如此报道：“非洲经历着本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干旱和饥荒。从非洲北部至南部有３４个国家遭受大旱，２４个国家发生了饥荒，１.５亿～１.８５亿人受到饥饿的威胁。遭受灾害严重的地区河流干涸，田地龟裂，黄沙弥漫，牲畜倒毙，至少１０００万人背井离乡，东奔西走寻觅食物。日内瓦红十字会说，１９８３年非洲有１６００万人患上与饥饿或营养不良有关的疾病，１９８４年的死亡数字肯定更高。联合国称这次大旱为‘非洲近代史上最大的人类灾难’。”面对这场受灾人口几乎占非洲总人口一半的空前大灾难（实际死亡约１００万人），全世界都在呼吁：“救救非洲！”“救救非洲饥民！”
萨赫勒地区的佛得角、塞内加尔、冈比亚、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乍得等８个国家历来是干旱最严重的地区，在这场大饥荒中，又是首当其冲。
塞内加尔８个大区普遍受到干旱的打击，导致粟和高粱的产量比往年少了２６万吨，这一数字接近正常年产量的一半，有两个大区缺粮率高达９４％。北部和中部的主要作物花生几乎全部枯萎，曾经占全国花生产量７０％的辛萨卢姆地区花生减产近一半。马里境内的尼日尔河套地区是当地重要的粮食产区，每年尼日尔河将大量肥沃的淤泥冲到这里，但１９８２年人们望眼欲穿，终未能看到所期盼的洪水，结果特南古这一着名的稻米产区只播种了９０公顷土地，而往年这里稻米的播种面积常常在４６００公顷以上，仅在播种面积上就有如此巨大的差别，这一地区的粮荒就可想而知了。马里的其他地区，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降雨量都比正常年份要少２５％～５０％。乍得是个干旱与战乱并起的不幸国度，在旱灾刚开始的１９８２年就缺粮近２０万吨，第二年随着旱灾日趋严重，缺粮已经近３０万吨。
多哥这个位于西非的小国，其国家粮仓的存粮只有３０００吨，仅够全国居民吃３天；贝宁、冈比亚、中非等国也是频频告急，数以万计的居民在饥饿的深渊中苦苦挣扎。
位于非洲东北部的埃塞俄比亚是受灾最严重的国家，其受害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全国１４个省中有一半的省份被列为重灾区，１０２个县中，有９５个县遭灾。全国不足４６００万人口中有９００万人生活在饥饿和死亡的阴影之下，其中一半是不足１４岁的儿童。据当时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的库尔特·詹森说：“从１９８４年２月至１１月的９个月中，埃塞俄比亚持续的干旱造成饥荒蔓延，因饥饿和疾病而死亡的人数与日俱增，已逾３０万人。”
位于非洲东部的肯尼亚，５６％的国土是沙漠地带，通常全国有３／４的地区缺水，这次持续的大旱灾使缺水状况更为严重，农田大都荒芜，人们流离失所，全国有数十万人由于饥饿挣扎在死亡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