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穷途末路的清政府在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起义和此起彼伏的边疆危机之后，又迎来了一次新的、更加沉重的打击，这就是１８７６～１８７９年的“丁戊奇荒”。这次饥荒在时间上以１８７７年和１８７８年两年最为严重，由于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时人称之为“丁戊奇荒”；从地理范围上看，这次饥荒以河南、山西两省受害最重，所以又称之为“晋豫奇荒”或是“晋豫大饥”。这次饥荒持续时间长达４年之久，几乎覆盖了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和山东等北方五省，并且影响到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性后果，仅因饥饿而死的人数就高达１０００多万，高居世界历史上饥荒死亡人数排行榜的榜首。
１８７５年华北平原一改连续７年雨水过多的天气，出现了异常的干旱。据记载，从这年阴历四月，旱情已经初露端倪，至秋初，旱情已从直隶扩大到山东、河南、山西以及陕西等省，在甘肃的天水聚集了１０万饥民，持续数年之久的特大旱灾就此拉开了序幕。第二年，旱灾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旱情也更加严重，以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为中心，形成了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东濒大海的广大旱区。更为严重的是，在大部分旱区，蝗灾接踵而至，把本已奄奄一息的庄稼啃食殆尽。
在受灾最严重的直隶、河南两省，除了旱灾、蝗灾之外，１８７６年的夏季，旱情最严重的地区又遭遇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洪水，据统计，在直隶省遭受水、旱、蝗等自然灾害的地区达到６３个州县。在各种自然灾害的交替打击下，这两个省份的农业几乎无任何收成可言。与这两个省相比，山东省的灾情要简单得多，日甚一日的干旱使各地的庙宇中都挤满了求雨的人，到６月份，农田里的高粱、棉花只有两寸来高，从天津起程沿运河行５００里到山东德州，沿途麦田颗粒无收，昔日一望无际的农田只剩下黄土一片，到处都是逃荒的人群。在这些受灾的省份中，灾情较轻地区的收成也不足正常年份的三成，大部分地区很明显是绝收了。
到１８７７年、１８７８年，旱灾已经发展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受灾地区经受了连续３年的旱灾之后已疲惫不堪。山西省巡抚汪国荃在奏议中说该省“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１８７７年春天，整个山西省滴雨未下，至夏季，虽然个别地区下了一些小雨，但对于久旱的农田来说几乎没有任何作用，眼看麦收无望。此后从夏至秋，天气干燥炎热，麦收之后补种的杂粮虽然发芽了，但大多数在炎炎烈日下早已枯萎不堪。这年全省只有大同、宁武、平定、忻州、代州、保德等几处的部分田地偶有收获。
１８７７年河南省的旱情仍在继续，但比山西省情况略好一些，部分地区小麦尚有一半收成，但入夏以后，干燥异常，一直到立秋以后，全省几乎是滴雨未降，大部分农田连枯黄的禾苗都没有了，只剩下干坼的土地。开封、河南、彰德、卫辉、怀庆是受灾最重的５府，许多地方在干旱时赖以灌溉田地的河渠都断流了，而以往这时正是波涛汹涌的黄河也只有一股细流，面对如此严重的旱情，只有河道总督李鹤年庆幸黄河可保安澜了。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当年河南全省绝收的州县有２８个，歉收州县有５０多个，而在河南筹办赈灾事务的官员袁保恒则称，河南全省报灾的有８７个州县，饥民高达五六百万。
进入１８７８年，大部分地区仍然饱受旱灾的折磨，其中以山西省为最，开春以后全省雨量稀少，小河断流，较大的河流也只剩下一汪浅水，６月间短暂的降雨期使旱情稍有缓解。其他省份的旱情也都有所减轻，这场持续数年的旱灾终于度过了最高峰。尽管如此，这场旱灾产生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而且一直持续到旱灾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在１８７６年旱灾刚刚开始时，受灾最严重的山西、直隶、河南等省就出现了大量饥民，这年夏季仅河南省开封一地依靠赈灾粥厂活命的灾民就有７万多人。据一名外国传教士统计，山东省仅青州府一地就有饥民二三百万人，这一估计在山东巡抚丁宝桢的奏报中也得到了证实，文中称“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状”。在旱灾的边缘地区，情况也十分糟糕，苏北许多地方往往是１０家只剩下二三家，其余人大多逃往苏南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仅苏、松、太等地就聚集了流民近１０万人。一时间苏北、皖北到处都是逃荒的人群。
１８７７年，随着旱情的加重和民间少量储备粮食逐渐耗尽，饥荒日益严重，《万国公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可谓是道尽了受灾地区的民情凄惨，大意是受灾地区百物皆无，官民储备都已食尽，于是百姓只好吃草根、树皮、石粉，甚至是人吃人，为了摆脱饥饿，人们用尽一切手段，但仍免不了饿死在家中、路边。山西许多地区连树皮、野草都吃完了，只好把石子磨成粉，充当食物，许多人就是因为吃了这种东西而活活胀死。此时，随着所有可以充饥的东西消耗殆尽，人肉成了最后的食物了，以至于前往山西稽查灾情的官员把晋阳称为鬼国，在他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已消瘦得没有人形的男男女女，听到的都是哀嚎求救之声。
在《申报》上刊登的一份《山西饥民单》中，记载了骇人听闻的灾时惨景。“灵石县三家村９２家全家饿死７２家；圪老村７０家，全家饿死者６０多家；郑家庄５０家全绝了；孔家庄６家，全家饿死５家。汾西县伏珠村３６０家，饿死１０００多人，全家饿死者１００多家。霍州上乐平４２０家全家饿死８０家；成庄２３０家全家饿死６０家；李庄１３０家，全家饿死２９家；刘家庄９５家，饿死１８０人，全家饿死２０家”
这里只选择了名单中一小部分，在名单的最后还记录了许多吃人肉，甚至是吃活人肉的事例，其景令人毛骨悚然。
自明清以来河南就是饥荒高发地区，在这次饥荒中也是受灾最重的省份之一，连惯于欺上瞒下的当地官员也不得不承认自清朝建立以来河南从未发生过如此可怕的饥荒。最先受到饥荒冲击的是原本就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贫苦农民，他们在正常年份也只能勉强糊口，略有灾荒就四散流离，而逢上这样的大灾，他们除了在逃荒的漫漫长途上等待死亡的降临之外，几乎无路可寻。中产之家在这次饥荒中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饥荒刚刚开始时，他们依靠平日积蓄的家产和粮食度日，但随着干旱的持续和粮价的迅速上涨，他们坐吃山空，只好加入逃难的队伍。当时的一篇新闻通讯记录了河南连绵不断的逃荒队伍，尤其是在灵宝一带，由于逃荒中许多人都因饥饿而死，尸体堆积在路上，以至于堵塞交通。省城开封因为设有粥厂，大批难民就聚在这里，等待着每天一碗稀粥，为了争夺为数不多的口粮，许多人甚至挤死在粥厂门口。到了冬季情况迅速恶化，大量饥民饥寒交迫，冻饿而死的饥民不计其数，政府只好挖一个大坑，将尸体堆在其中，草草了事。
陕西、川北虽然只是干旱边缘地带，但事实上这里的灾情并不比山西、河南等地轻多少，到处都是赤地千里，粮价猛涨，耕牛种子都被用于充饥，连草根树皮都无处寻觅。于是鬻妻卖子，甚至以家人尸体充饥的事情也层出不穷。许多地方都有专门埋葬无人认领的尸体的万人坑。
难挨的１８７７年终于过去了，无数饥民指望１８７８年能多下些雨，有个好收成，以结束这种非人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的愿望得到了部分满足，这一年旱情有所缓解，尤其是夏季以后，但是饥饿并没有随之而去，反而日趋加重，前面所说的人吃人的悲剧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在山西越来越多的家庭和村庄被彻底摧毁，以至于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只好弃于荒野，变成野狗或是其他饥民的腹中之物，一些地方父子相食，夫妻相食，就连当地官员都为这种“人伦之大变”而惊讶。在河南满门饿死的也比比皆是，侥幸还活着的人也是骨瘦如柴，连从尸体上割肉充饥的力气都没有了。直隶府尽管紧邻北京，救济情况要好于其他地区，但处处可见如游魂野鬼一般的饥民，一些青壮年饥民甚至在领受救济的一瞬间倒地而亡，其余老幼妇孺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更为悲惨的是在旱情逐渐缓解时，瘟疫恶神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摧残。由于灾区到处都是尸体，活着的人连吃都顾不上，更不要说必备的医疗条件了，瘟疫的蔓延实际上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正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场瘟疫来势极其迅猛，席卷了大部分灾区的城镇和乡村，许多本以为躲过饥饿的难民被瘟神无情地夺去了生命。在灾情最严重的河南省，活着的人几乎是十人九病，连奉旨来这里赈灾的官员袁保恒也染上瘟疫，不治身亡，就他的食物和医疗条件而言，当时的饥民是做梦都无法企及的，可想而知，饥民在瘟疫的魔掌下除了听天由命外几乎就别无选择了。
陕西省的情况也不比河南好多少，延榆绥道道员以及榆林县的三任县令都相继身染疫病而死于任上，以至于无人再敢上任，榆林府知府只好一身兼任道府县三级官员。官宦尚且如此，一般百姓的凄惨处境就不难想象了。山西省的旱灾是最严重的，瘟疫也不亚于其他任何地区，全省死于瘟疫的人可能占总人口的２０％左右。据光绪年间的《临汾县志》记载，仅该县城关一地每天死于瘟疫的饥民就有百来人。由于死亡人数太多，该县县令组织当地士绅整整花了两个月还没有掩埋干净，许多地方只是挖一个大坑，把尸体集体埋葬。山西省仅平阳府小东门外一处，这样的万人大坑就有三五十处，荒原一望无际，尽是黄沙白骨。
１８７９年虽然山西仍是酷旱如故，但其他许多地方已开始缓慢地从旱灾中解脱出来，重建家园的工作终于可以开始了。
但是这样一场亘古未闻的奇灾，其影响决不会随着干旱的结束而轻易散去。就受灾州县而言，仅北方５省在１８７７年就有４０２个，而整个灾区受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居民人数，估计在１.６亿～２亿，几乎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疫病的人数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定的统计数字，但决不少于１０００万，从重灾区逃往外地的灾民也不少于２０００万人。在北方５省中受灾最重的当属山西省，其人口损失也最为严重，在１６００多万居民中，死亡５００万人，另外有几百万人口逃荒或被贩卖到外地。据故宫档案户部清册载，该省人口在１８７７年有１６４３.３万，到１８８３年时只有１０７４万。河南省在灾荒刚开始蔓延的１８７６年人口尚有２３９４万，而在１８７８年旱灾达到最高峰时急剧下降到２２１１万，两年时间就损失人口近２００万。
在一些省份的重灾区死亡率几乎都在半数以上，所谓“民死十之七八”的记载绝非夸张。
这场饥荒对于受灾地区人口的影响直到民国时期也未能全部消除。以山西芮城县为例，在１８７７年尚有人口１２.６万，至１９２１年只有７.１万；临汾县大灾之后从山东、直隶两地涌入大量灾民，约占当时全县人口的１／３，但到１９３３年，人口仍比灾前少了近２万。不可否认这种现象与近代华北地区灾荒频仍、战乱不断有很大关系，人口大量损失后，没有适当的条件进行正当补充，但毫无疑问“丁戊奇荒”的影响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此外在灾荒时期大量灾区妇女被贩卖到外地也严重影响了当地人口结构的平衡，许多地区在灾后几十年间仍是性别比例严重失衡，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迟了北方受灾地区人口恢复的进程。
在人口损失的同时社会经济生产也遭到沉重打击。首先人口的大量损失使生产力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被严重削弱，劳动者和土地的分离导致受灾地区土地大量荒芜。在山西省，灾区昔日的良田大多变成杂草丛生、无人耕种的荒地，一些地方甚至因长期无人耕种而严重沙化、盐碱化，成为不毛之地。
灾后山西官员进行勘查，全省５６４７.６８万亩土地中，因灾而新荒的土地就有２２００.７７亩，此外还有许多土地虽有主却无力耕种。陕西省１８８０年荒弃的田地约占全省民田的３０％。大量土地荒芜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农业生产陷于停滞。
但是破坏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当干旱过后，许多灾民返回家园准备重新生产时已经一无所有，在饥荒降临时，所有的生产工具都被换成了粮食，牲畜也都变成了腹中之物。大灾过后，成千上万侥幸逃过饥荒和瘟疫劫难的北方农民除了一身备受摧残的瘦骨之外一无所有，连最基本的生活资料都没有，又何谈恢复生产呢？可以说受灾地区的农业生产已是元气尽伤，此后的几十年这些地区的农业始终没有恢复到灾前水平。
与遭受致命打击的农业一样，北方的工商业也没有逃脱饥荒的阴影。以北方工商业最发达的山西省为例，当地的冶铁业基本上处于完全停滞状态，在道光年间拥有１０００多座冶铁炉的晋城县，灾后只剩下不到一半的冶铁炉。丝绢织造业的遭遇就更凄凉了，在机户达１０００多家的泽州地区，灾后仅剩下一家。发达的商业也不复有昔日盛景，一方面大部分商人经过饥荒经济实力大减，另一方面受灾地区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农民连活命钱都没有，其他消费根本无从谈起。关于这场饥荒的影响还表现在许多其他方面，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自古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粮食问题始终是历朝政府的重中之重，但饥荒的阴影却弥漫在历史的每一页，那浓重的悲凉不仅没有随着沧海桑田的变迁逐渐淡漠，反而历久弥坚，更加发人深醒。就像上文所述的前所未有的大饥荒，放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是无法想象的，为什么上天会格外“眷顾”中国，使其成为上演这幕悲剧的舞台呢？
这首先要从中国的自然环境中找原因。“丁戊奇荒”中受灾最重的北方５省位于典型的季风区，因而降雨的年际分布十分不平衡，洪水或是干旱是这些地区人民的家常便饭，引发这次饥荒的最初原因就是一场百年罕见的干旱。但是如果据此认为恶毒的老天爷就是制造这场灾难的惟一罪魁祸首，未免过于武断和失之偏颇了。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的清政府正在滑向无底的深渊，从１８４０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内忧外患一波又一波地袭来。两次鸦片战争的硝烟伴随着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一次农民大起义几乎摧毁了清政府的统治，清政府赖以生存的半壁江山——富庶的江南地区成为主要战场，经受无数次战火的摧残之后，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挑起清政府大半的财政负担。为了筹措军费和对外赔款，清政府无视北方原本就凋敝不堪的社会经济，大大加重当地的赋税和其他各项负担。以山西省为例，该省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三百万两左右，但需支付各种名目繁多的军饷就高达五百多万两，这些费用最终都以各种形式强加于农民身上，很显然即使非常富裕的地方也经不起这样的掠夺与盘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