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与社会篇中我们用了十三章的篇幅对十年来俄罗斯最为突出的社会政治领域的巨变过程进行历史回顾，并对导致这些变化的一系列因素，包括这一时期最重要历史人物——叶利钦的政治生涯和政治思维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普京的政治思维和实践活动也进行了分析。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的是，我们并不过多地纠缠于一般政治过程和事件的评判，而是紧紧扣住俄罗斯发展道路这一核心问题、围绕着政治斗争的主线展开论述，由此深入揭示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我们从俄罗斯所继承的“遗产”和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初期的社会政治形势开始，先后考察了俄罗斯基本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过程以及在建立过程中经历的激烈政治斗争、三权分立政权体制的建立、政党制度与党派斗争、联邦制、民主建设等各方面问题。我们还专门用了一章对俄罗斯最大的反对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从艰难崛起、同当权者一争高下到随着形势变化而逐渐势衰、内部发生分裂的发展、变化过程进行了分析。此外，我们还对社会的分化、社会不同阶层政治态度及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问题进行了探讨，从而使读者能够更完整地认识俄罗斯所发生的变化。
在经济篇中我们全面系统地描述了俄罗斯十年经济转轨与发展的内容和结果，论析了“休克疗法”失败的原因，以及普京的“第三条道路”。同时，我们论述了下列内容：（1）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构，以现代产权理论为依据揭示俄罗斯的私有化、国企改革的进程和内容；（2）宏观经济机制的转变，主要描述和分析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3）俄罗斯滞胀性经济危机的发展与反危机政策的选择，金融危机的原因和治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问题，普京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4）分配制度与人民生活，包括收入分配理论与俄罗斯分配制度的变化，社会保障理论模式和俄罗斯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5）对外经贸关系，主要阐述俄罗斯的对外经贸自由化方针，商品进出口管理和外贸的发展，引进外资和资金外流，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此外，我们还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了有关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问题。与以往我国国内对俄罗斯经济问题的研究有所不同的是，我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对俄罗斯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和各个侧面的改革（包括指导思想、模式定位和政策选择）进行了深入的论析。由于坚持从国情、规律、政策和理论等多方面多角度出发对俄罗斯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进行深刻的分析，从而使我们所得出的观点更加新颖，更加符合俄罗斯实际。
在外交篇中我们用了两章篇幅对俄罗斯对外战略的演变进行了描述。其中，我们分析了俄罗斯早期的“亲西方”外交和普里马科夫时期“多极化”外交失败的理论和实践根源，特别是对后者的分析在国内尚属首次，揭示了叶利钦政权何以“亲西方”和受制于西方的原因。我们用另外两章对普京的“务实外交”、“9·11事件”后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变化进行分析，指出其政策比较叶利钦时期已做出重大调整，并论证了这一调整的战略成因，分析的深度在国内也处于领先地位。此外，我们重点介绍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向——与西方关系、对独联体政策和对华关系，描述了俄罗斯政策的发展脉络，突出其中的关键性因素和症结，以便于读者把握这些政策及其发展趋势。同时，我们从国际关系理论高度总结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八点教训，认为这些教训就是鲜活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反面教材。
在总论部分里我们首先回答了一些众所关心的问题：（1）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我们把俄罗斯发展道路界定为“以政治为中心、社会激进变革的发展道路”，这是因为：俄罗斯是先期进行了政治变革，再靠政权力量推动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然而，激进经济改革造成经济崩溃，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政治斗争；因此，叶利钦时代基本上是在政治纷争、夺权与反夺权斗争中度过的，解决政治问题成为社会的首要任务，为此不惜牺牲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2）对叶利钦时代的基本评价。我们认为，叶利钦时代在经济上乏善可陈，政治上也未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同时还给社会经济、文化、居民生活、综合国力带来灾难性影响；因此，“叶利钦时代是俄罗斯民族近300年历史中最暗淡的时期之一”。（3）关于“叶利钦现象”。我们概述了叶利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指出正是在政治法统建设这一点上构成了他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一致性。同时我们从俄罗斯社会发展、社会主流意识、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等四个方面论证了叶利钦政权何以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
在总论部分里我们还探讨了以下问题。
（1）新制度建设与其母体的关系。我们认为：俄罗斯的社会转轨以对历史的全盘否定为出发点，由于新制度的经济因素并没有在旧制度的母体中孕育成熟，这种否定不能不与它所继承的国情发生巨大冲突；俄罗斯走的是一条非自然的、超乎社会发展规律的特殊道路，这条道路所暴露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几乎都可以在割断历史、违反国情这一点上找到根源。
（2）“相对集权”与“赶超经济”。俄罗斯推行激进经济变革的最初目的是要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振兴，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此它与苏联发展经济、避免落后挨打的目的相类似，都具有“赶超经济”性质。但是，“赶超经济”所需要的超常经济发展环境，没有政治上的相对集中和稳定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苏联时期由于模式原因把政治集权极致化，因而是不可取的，但不能因此否定政治相对集权对于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我们的看法是：对于落后的、需要在经济上赶超的国家来说，要建立超常的经济发展环境，相对集权是必要的；俄罗斯的实例证明，在条件不具备的条件下实行民主制，连正常的经济发展环境也难以形成。
（3）“革命”与“改良”。俄罗斯的社会转轨采用的是激进变革即“革命”的方式，而不是渐进的改良方式。正是这种“革命”方式造成社会的分裂。我们的观点是：社会转轨很难在分裂的社会中正常运行；因此它应以确保经济改革的成效为前提，提高居民对改革的认同感，增强社会对进一步改革的承受力，这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激进变革则是以打碎传统社会结构为前提，在负载着沉重的苏联遗产的俄罗斯，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社会动荡，因而是危险的、不可取的。
（4）“民主式革命”。一方面俄罗斯推行的是社会激进变革，另一方面这一“革命”却是在民主的前提下即遵照民主原则和程序进行的，但是这种民主和“革命”是难以兼容的。
我们的结论是：正是“民主式革命”内在的自相矛盾性决定了叶利钦时代社会转轨实践的矛盾性；叶利钦的悲剧在于，他既想恪守民主，又想搞“革命”，结果使自己深陷矛盾的旋涡。
（5）关于民主制的社会经济基础。民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应当建立在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民主制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的总和，即用法律规范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总和。没有相对成熟的社会经济条件，这种“社会契约关系”是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的。我们的看法是：俄罗斯是在不具备民主经济基础的条件下率先建立了民主制，再靠“民主式革命”去推动社会经济基础的建设；但是在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尚未确立之前，俄罗斯实际上不可能建立健全的民主制。
（6）民主的缺陷和弊端。现存民主制度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带着缺陷和弊端的另一面。实际上，直到今天，如何完善民主制仍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我们的结论是：俄罗斯的实例证明，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不仅不可能有健全的民主制，而且现存民主制的种种缺陷和弊端还会出现极致化倾向，成为一种“滥民主”，从而严重阻碍社会的进步。
（7）激进变革与社会意识的滞后。我们认为：社会变革应与社会意识的变化相一致，而社会意识的变化又必须与人们的物质利益相统一；俄罗斯的实例证明，激进变革的失败必然引起社会性的怀旧情绪和社会意识的滞后；社会制度性变革与社会意识滞后的矛盾是造成俄罗斯社会政治动荡和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8）社会主流意识与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阶层天然地倾向于民主，而与任何禁锢思想的极权主义格格不入。俄罗斯知识分子中盛行的“民主至上”和“推倒（旧制度）重建（新制度）”思想表明，知识分子在反对极权主义的同时，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的观点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思想代表对社会主流意识的形成有着重大甚至是决定性影响；知识分子的民主天性决定了他们进步的一面，但是这种民主天性也会导致“民主至上”，产生不顾客观实际的破坏性行动；自身生存与具体的社会经济活动有所脱节，是苏联也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民主天性的破坏性一面失去约束的客观原因。
以上所介绍的是本书主要的理论探讨，其中不乏新意。但我们还只是就俄罗斯问题进行总结，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听取不同意见，以利于把这些理论问题深入探讨下去。
本书的写作分工如下：
政治与社会篇：由潘德礼负责。
潘德礼撰写（前言，第一章第一、二节，第二章，第五章，第九章，第十章）；
李雅君撰写（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吴建军撰写第一章（第三节））；
潘德礼、李景阳和张树华撰写（第十一章）；
许志新撰写（第十二章，第十三章）。
经济篇：由许新负责，其中（第七章）由许志新撰写。
外交篇：由许志新负责，其中第六章由李静杰撰写。
总论：由许志新和潘德礼撰写。
本书的附录部分由李雅君收集和整理。
全书的修改、统稿任务由潘德礼和许志新负责完成。
由于俄罗斯尚处在转轨时期，各方面的问题十分庞杂并且交织在一起，所暴露出来的理论问题亦比较深奥，尽管我们作者集体在写作过程中已做了很大努力，尽可能采用最新资料并力求从理论高度对俄罗斯十年来的改革历程进行概括和总结，但仍难免存在疏漏不当之处，在此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潘德礼
2003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