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谈到上述问题时，首先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新闻报道不能超阶级，不能有客观主义，要有坚定的人民立场和阶级立场；新闻报道要客观、真实、公正，同时要考虑利害关系，看看对人民是否有利。
刘少奇指出，刊登西方通讯社骂我们的新闻，应该是有选择的，有分析的，是充分考虑到发表时机的。我们记者的报道，一４７是要把人家“说我们好的和骂我们的东西都加以报道”，二是注意“不能把人家骂我们的东西全部照登出来”。刘少奇举例说，斯大林犯了许多错误，在肃反中杀错了一些人，是真实的。但是，如果报道了，就对当前的斗争很不利，这是立场问题。错误是犯了，但是要考虑在什么时候讲有利。
刘少奇指出，要学习西方记者的报道手法和技巧。报道西方国家骂我们的东西，同时又令这种报道于我有利，至少不造成过大伤害，正需要这种手法与技巧。刘少奇说，“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记者的报道技巧。他们善于运用客观的手法、巧妙的笔调，既报道了事实，又挖苦了我们，他们的立场站得很稳。人们从他们的报道中能够看到一些真实的情况”。“新华社的报道要真实、生动、有兴趣，文笔也好。这样做了，你们就会建立起威信来的”。
不仅对于国际报道要做到全面真实，刘少奇还提出，对于国内报道，也要“有好报好，有坏报坏”，力求全面客观。他说：“现在的新闻报道有偏向——只讲好的，有片面性。应该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当错误从地平线上刚刚冒头的时候，如果不加以揭露和制止，是对人民不利的；应该及时地在新闻报道中提出来，要人民注意。另外，有些事件，如抚顺龙凤矿瓦斯爆炸、火车互撞、轮船沉没等等，显然，事件本身（在苏联、美国都会发生这样的事件）不是重要的，可以报道，也可以不报道，因为它是个别的特殊事件。如果把这些事件和安全生产联系起来，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报道生产竞赛中对安全问题不注意，举几个有普遍意义的例子加以说明。”“对某些问题要及时报道，一定要问题解决了才报道，是不好的。例如，在北京各高等学校能不能搞先进集体，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不要等待做出结论才报道。报纸上应该有很多问题，对没有做出结论的问题应该有议论，应该有几种不同的意见。这个地方就是４８‘百家争鸣’。”
五、新视角对我们的启迪与激励
我国从１９５６年下半年开始，就有一股“左”的思潮涌动。
而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叶，围绕着如何建国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刘少奇考察新闻传播的新视角，与众不同，尤其是同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相异，常常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随着时光的推移，他的新视角越发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哲理说服力。今天在中国深入开展的新闻改革，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他曾经指出的思路上探索与前进。刘少奇的新闻视角令我们今天读来仍情不自禁地激动不已。
刘少奇新闻视角对今人的启迪，笔者以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忠诚党的事业，一切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刘少奇考察新闻媒介，不为表现自己，也不是独树一帜。他在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大一统”情况下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乃是为了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当毛泽东过分强调报纸的政策宣传功能时，刘少奇从另一角度，正确而及时地指出报纸还有考察和批评党的政策的功能，要求一个成熟的新闻记者，要敢于发现政策的不足，要敢于向党中央反映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他这样做，绝不是分裂党，同中央闹对立，而是为使政策制定更全面、更正确，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更有力、更科学。他的其他各点，也无一不是从党的事业出发而顶着潮流提出的。拳拳爱党之心，溢于言表，令我们今天读来，仍深深感动。
第二，不惟名，只求实，一切从实际出发。
４９刘少奇考察新闻传播的视角，不惟名，只求实，从实际存在而又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出发，因此也就拥有振聋发聩的力量。
他对新华社和西方通讯社不同身份的考察，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新华社当老百姓好，不必成为国家通讯社。他并不过多地看待一个机构、一个部门的名分，而主要着眼于该事物的实际功能。
新华社如果以老百姓身份存在，可以灵活机动地报道与评论许多国内外大事，而原属的少量政府发言人功能，可以由国务院设立新闻处承担。这是现今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反映了人们对政府新闻处与通讯社不同功能的共同看法。新华社体制的弊端４０多年来已暴露无遗，如当时听取刘少奇的意见，恐不致如此尴尬。
第三，科学立论大胆放言，无私无畏积极进取。
刘少奇的新闻视角，处处闪耀着坚持真理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在意见一边倒的情况下，他力排众议，独抒己见。在毛泽东的新闻观点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时候，刘少奇坚持科学，敢于反潮流，可敬可叹。毛泽东完全否定西方记者，讲西方通讯社是造谣社，讲新闻界最易出修正主义，刘少奇敢于提出西方记者的信条是客观公正，指出新华社要不敢坚持客观公正就不能办成世界性通讯社。这些意见，给人以深思，以惊奇，以振奋，以激励。
由于毛泽东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左”的指导，由于全党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水平不高，毛泽东和全党拒绝了刘少奇的新闻观念和新闻政策，给新中国新闻事业带来深重灾难，以致我们今天仍在为这些灾难付出代价。如果不是这样，全党都能按刘少奇的主张领导新闻工作，新闻界今天将是另一番天地，真是可叹可惜。
第四，勇于探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传记表明，刘少奇没有进修过新闻传播学。他凭着对人民群众对于新闻信息广泛需求的洞悉，对国际斗争风云的娴熟把握，没有框框，不受传统习惯的约束，大胆而稳妥地提出一系列新闻改革的举措。如指示新华社可以办报纸，可以同《人民日报》公开竞争，要求新华社为记者的新闻作品署名，鼓励培养自５０己的名记者。这些论述与做法，是以往数十年党领导的新闻事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通讯社办报纸公开同国内最大的党报比赛，这在几家世界性通讯社也是没有做过的惊世之举。但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中共的党情，刘少奇以党的副主席身份提出，有的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苦口婆心地强调，充分表达了这位革命家勇于探索、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的创新精神。这对我们这些新闻学研究的后来者来说，是莫大的激励与鞭策。在改革开放已经２０年的今天，我们还有什么思想包袱不可丢下？
还有什么学术险峰不敢攀登？
第五，既积极，又稳妥，按辩证法办事。
作为辩证法大师，刘少奇运用辩证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他对于所论述的问题，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他讲报纸政策宣传功能，既要求记者积极宣传，又要求记者考察政策的不足。
讲西方记者有很好的技巧，强调客观公正真实全面的原则，又指出他们的立场站得很稳。他指示新华社不当国家通讯社为好，又强调问题不在当不当老百姓这个身份本身，而在新华社不要总是强调官办，把自己束缚起来。他指示要让新华社记者出名，又强调记者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自己的作品负责……这种全面、准确、充分地看到每个问题的方方面面，不是强调一面轻视另一面，重视一个倾向忽视另一个倾向的思维方式、审视角度、研究方法、表达技巧，对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当奉为圭臬，尊为楷模。
５１党报性质和党报功能再认识
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表明：
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
每一个工人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报刊都是党的思想中心。
工人政党组织迅速发展的最好证明，就是它的定期报刊的不断增加，每一张党的报刊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党大大地向前迈题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思想是我主要的研究视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报性质及党报功能的论述是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本文系统阐述了笔者对此议题的见解与评论。全文发表于《新闻传播论坛》第１辑。
５２进了一步。
创建并发展第一批无产阶级政党，以工人报刊特别是党的报刊为武器推进社会主义进程，是１９世纪留给工人运动最伟大的遗产。
经典作家的经典论述
作为第一批无产阶级政党指导者和第一批工人党报实践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论述了党报的性质和党报的功能。
关于党报的性质，较有代表性的是下面这个论断：
“在每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每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阶级较量有多条战线，舆论战线（“报刊方面”）为其中之一。对于这条战线的争斗，“每一个党”都十分重视，工人政党尤以为重（“特别是工人党”），这是因为，报刊是工人政党的“武器”和“第一个阵地”。
用党的武器和党的阵地形象地表述党报性质，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诸种表述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种。此外，他们还用“喉舌”、“政治中心”、“组织中心”、“坚强中心”等来揭示和描述党报的性质。
可贵的是，马、恩在揭示党报性质的过程中，针对党内外各种阵营和派别斗争的复杂关系，对自己的表述处处加以严密的界定。他们指出，党报是全党的武器，全党的财富，全党的旗帜，而不是个别党的领导人的私有工具，不是哪一级党的机关的私有传声筒。
马、恩的观点当时成为不少党的领导人的共识。一些党的纲领和组织章程对此有相应的规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规定，党的机关报归党所有，编辑人选由党代会决定，发生争执由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由党的领导机关、党报编辑部、党员代表三方组成）判断，党的代表大会作最后裁决。党的左翼领导人倍倍尔说，党之所以要作出以上规定，旨在消除领袖把机关报占为己有实行个人专政的危险；只有使党报不是成为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财产，而是成为党的财产，由党来决定它的权利，党报才是真正有力的武器。
马、恩还指出，为使党报确实成为全党的舆论工具、全党的武器，党报编辑部必须接受党的监督。这种监督，主要是“道义上的影响”。他们的党报实践表明，施加这种影响的途径有：
（１）为党报撰稿和提供科学着述以影响报纸的宣传方针；
（２）同报刊编辑人员通信、交谈，启发诱导，帮助他们端正办报方向；
（３）批评报纸工作的缺点和错误；
（４）向报刊推荐优秀编辑、撰稿人和通讯员，补充和调整编辑部人员，让优秀人才占据编辑岗位。
马、恩对党报性质的认识，大致就是这样。他们主张党的报刊成为党的集体的舆论武器，为此，党的报刊必须置于党的集体领导之下，而这种领导主要通过党的道义影响即思想指导得以实现。
列宁对工人党报性质较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党报是“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开喉舌”。这一表述，同马、恩视党报为党的武器和阵地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由于国际环境变迁和国情党情的相异，列宁对党报性质的认识又明显地带有列宁时代的特色。
在列宁那里，“喉舌”不仅仅具有象征的意义，而且作为“喉舌”的党报本身就是党的肌体的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有一个时期，他还把党报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一部分（负责党的思想领导）。在此种情况下，党报首先必须同整个党的组织按党的运动步骤一起运行。列宁为此还规定要借助铁的纪律，保障党报坚持自己的根本特性。
列宁对党报性质认识的这种变化，并没有离开马、恩思想的轨道。比如，在加强机关报工作的组织性纪律性的同时，列宁同他的先人一样，仍强调尊重党报工作者的自主权和创造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马、恩在论述这一点时，有时重于理性的阐发，如：“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有时则是在批驳错误的决定时从反面议论的，如：
“做隶属于一个党的报纸的编辑，对任何一个有首创精神的人来说，都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差事。”这样的阐发和议论，前者较抽象，后者易生异义。而列宁则以党的文件的方式，对此作出明确和深刻的阐述和规定。
比如，列宁指出，在报刊工作和写作活动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在他的指导下，俄共（布）九大决议规定，党委会应给予编辑部一般政策的指示，并监督执行，但不要干涉编辑部日常工作的细枝末节。俄共（布）关于报刊问题的通告也规定，关于一些重要问题应该有系统地经常地给编辑部以党的政治上的指示，在这些指示的范围内编辑部在日常工作中应该有广泛的自主权，应该完全独立地完成党交给它的任务。通告还规定党委会有义务坚决制止一切个别人员或机关企图用强迫压制手段妨碍报纸编辑部履行其政治任务的行为。
在党报性质问题上，斯大林的看法同列宁大致相似。他认为，党报“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者”，成为“革命斗争的工具”，成为“领导党的工作统一和指导党的工作的中心”。
在指导《真理报》的过程中，他规定“《真理报》在维护党性、争取建立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的斗争中是一个领导中心，它不仅仅是总结布尔什维克在争取合法工人组织方面的成就的报纸，也是把这些组织团结在党的地下根据地周围并把工人运动引向一定目标的组织中心”。但在列宁逝世以后，特别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后，他在实际上把党报变成了实行个人独裁、推行错误路线和错误方针的工具，严重干扰和压制了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
毛泽东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重视党的报刊工作。他把报纸看作归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事业，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他还明确地把报刊视作阶级的舆论工具，并且强调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