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将导致新闻传播的内容发生相应的变动。于是，以“内容为主”而展开的中外传媒业之间和国内传媒业之间的竞争也必将呈现新的局面。入世后，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将使利益主体多元化日益清晰。不同利益主体的实际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获得程度将全面分化，从而形成明显的社会分层。以职业为基础，以资源占有程度为标志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将基本形成。根据马斯洛需求分层理论，不同的社会阶层，要求传播相应的内容。入世初期，一些社会问题，诸如失业人员总量增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贫富阶层不断分化，劳资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群体间矛盾，部分社会群体的边缘化趋势将逐步加剧，群体间突发事件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增加，弱势群体寻求保护的呼声日益强烈，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亟待完成等等，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报道与评论，将成为这一时期传媒重要的报道内容。为此，党和政府对新闻调控政策的调整，社会民众与传媒界对新闻出版自由观念的更新，成为当务之急。这一任务的完成，又势必推动传媒竞争新格局的出现。
党和政府传媒主管部门指导传媒集团建设的思路和方针有待调整。中央对于传媒集团寄予很大希望，要求积极推进集团化建设，把传媒做大做强。这一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但目前组建工作基本上是政府行为，而不是通过兼并、联合、重组，实现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的发展，不是一种根据市场经济原则而组建的经济行为。个别集团组建过程中，把一些亏损传媒甚至行将倒闭的传媒，与优势传媒组合。还有的集团，没有经过资源重组，结构调整，产权明晰，就简单地把几家媒体组合在一起。这些做法的结果，集团做大了，但未必强大，有的还可能变强为弱。
因此，要总结１９９６年以来建设传媒集团的经验教训，不求批量，保证质量，在整顿的基础上发展壮大，坚持以强求大。传媒集团应一业为主，多业经营，有条件的可以成为新闻集团。应该鼓励那些实力较强，资金和人力充沛的集团异地开展业务，特别是到那些竞争缺席的地区比拼。一大批传媒集团真正强大了，相信同进入的外资媒体的竞争，一定会上新的台阶。
在吸纳资金，合办传媒方面思想应更解放一些，步子可更大一些。目前政策规定，新闻传媒由国家主办经营，可吸收国有大型企事业单位的资金，由集团控股，不吸收外资和私人资本。此规定似可再议。政策规定投资方不能参与宣传业务和经营管理。从维系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考虑，投资方不参与宣传业务的规定是必须无条件执行的，也是一种国际惯例。但规定投资方不参与经营管理，似乎不太公平。在不参与宣传业务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吸纳部分私人资本与外资，有何不可？传媒要发展，资金又不济，有人投资，为何不欢迎？关键是要有明确和有效的监管法规和操作办法。实际上已有部分外资和私人资本投向传媒，为什么不可以变暗箱操作为阳光运作，这样反而安全和有效。资本这东西可以为任何人服务，问题在如何监管，如何防范负面影响。吸纳更多的、来自各方面的资本，将使作为我国国有资产的传媒和部分实际上已非国有资产的传媒，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使它们以更强的实力参与同其他传媒、同外资传媒的竞争。传媒产业至今仍是投资回报率较高的投资热点，各种资本都在窥测和试探向这个领域投资。明的不允许进入，它们会借助各种暗渠，打着政策允许的旗号进入，这样由于无法防范而会造成真正的不安全和失控。要相信我们有着结实的“胃”，在法律的保障下，可以消化来自各个方面的资金。
营造新的更为有效的文明的媒介生态，还要抓好其他一些工作，如新闻教育、新闻队伍建设等，但上述各项是基本的环节。
有了文明的媒介生态，我国传媒将更有序地发展壮大，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媒市场新格局，必将出现于世界的东方。
参考文献：
１．《ＷＴＯ：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制度升级》，《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２日。
２．《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及政府政策选择》，《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０２年５月７日。
新闻界要在两条战线作战
——学习邓小平指示的一点体会
反右和反“左”，成了新闻界近几个月来热烈议论的一个话题。邓小平在谈到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时明确指出，当前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政治局会议完全肯定了这一指示，认为这是保证改革开放方针得到彻底贯彻的前提。小平的指示和政治局的决议，也完全符合新闻界的思想实际和工作现状，得到多数新闻工作者的拥护和支持，在他们中间激起了巨大的反响。
“热烈议论”，即是这种反响的表现之一。
反观新中国成立后４２年新闻事业的曲折艰难的发展历程，任何一个客观公正看问题的人都不会否认，小平的指示实际上异常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运作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题记：我非常欣赏邓小平敏锐的政治目光。正是他，最早也最明确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学习小平的指示，并且从实际生活中真切地感受到，新闻界受“左”的影响也是严重的。所以，我在不少文章中提出，新闻界要在两条战线作战，既要反右，又要反“左”。这是其中的一篇，发表于１９９２年第３期《金融新闻界》。
验，即新闻界必须在两条战线作战：既反右，也反“左”；警惕右的冲击，又防止“左”的干扰；而在反右、防右和反“左”、防“左”
的斗争中，反“左”的艰苦性又往往甚于反右。
一部新中国新闻事业史，是同新闻界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拿反“左”的斗争来说，１９５６年的反“冒进”宣传可以说是这一斗争的首次集中表现。１９５３年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这年６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的“一化三改”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也出现了一些急躁冒进的偏差。这些偏差的发生，从指导思想上看，同毛泽东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愿望不无关系。可是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指责持正确意见的同志是“小脚女人”，说这些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道上“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１９５６年，刘少奇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文章，并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公开发表。然而，毛泽东不同意文章的观点，拒绝审阅社论。刘少奇等人因此而多次受到他的批评，人民日报社和当时的总编辑也为此挨了近２０年的指责。我们由此可见，“左”的指导思想对新闻宣传的冲击、干扰有多么严重。
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扩大化错误，进一步助长了新闻界向左转的倾向。此后的整整２０年，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和指标不断出现，对正确主张和观点的挞伐不断发生，“革命大批判”的浪潮一层高过一层，“左”的影响日甚一日，“左”的危害日趋深重。至“文化大革命”，“左”的影响和危害达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程度。在这个不断“左化”的过程中，新闻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深受其害。受“左”倾冲击的一代优秀新闻干部，如邓拓、徐铸成等，有的精神受到创伤，有的英年早逝。参与冲击的人，自身也由于无聊的忙碌和处世哲学的失误而荒废心力和年华。更严重的是，在“左”的指导思想的压抑下，新闻界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一些不正常的心态和心理定势。大凡一个运动到来，冲击者总是习惯地去寻找“对象”以作批判的“靶子”，因而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安定等大局全然放在脑后，导致新闻传播经常偏离真正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功能；被冲击者则老是习惯于（有的是被迫而为）思过、检讨而死守“但求无过、不思有功”的准则，从而使他们总是心有余悸而无所作为。这种心态自“文革”告终已有所改变，但坦率地说，至今尚未彻底根绝。
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则从右的方面干扰着新闻界。长期以来，新闻事业无阶级性论、绝对新闻自由论、非喉舌论、淡化党性论，都不同程度地得到某些人的推崇和传播，对新闻实践起过若干坏的影响。无可异义，至今仍有部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没有得到很好的分析和清理。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对一切外来的新闻学说来一番分析批判，消化吸收，无论就指导思想还是就研究方法而言，我们还需要做一系列艰苦的、有的甚至还是属于基础性的工作。
我们充分肯定几十年来，包括改革开放十几年“反右”斗争的成绩。但同时我们又必须指出“反右”斗争的一个教训，即有的时候，往往运用“左”的一套做法来反右；有的时候，批右的时候往往说过头话，说得太绝太满，以至成了谬误。比如，我们认为新闻传播活动从总体上看，是有倾向性和功利动机的，鼓吹新闻传播非倾向论是错误的，可是有的批判者对“新闻传播”、“新闻媒介”的概念本身也大加挞伐；新闻传播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灌输马克思主义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否定这种功能是不对的，可是有人却进而否定新闻功能的多元性，单单肯定新闻传播的灌输宣传功能而排斥其他的诸如信息、教育、娱乐等功能；社会主义新闻媒介固然要同四项基本原则保持一致，同中央的口径保持一致，但并不排除在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贯彻双百方针、提倡舆论多元和充满各种声音的正常传播行为，可还是有人对“一个方向多种声音”的正确主张举起了批判的刀斧……这些不妥当的言行，不仅不能有效地反对右的干扰，而且还会混淆理论是非，并因此而得不到新闻界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这种所谓的“反右”，是非常要不得的。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者，我们提倡的是科学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批评，因为只有这样的批评，才是有效的、会为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的批评。
对于新闻界的干扰和影响，无论来自右的还是来自“左”
的，其主要形式，是通过对于新闻观点的不同理解和辩驳，对于新闻实践的不同操作与控制表现出来的。在新闻界内，那些受“左”的影响或是受右的干扰的人，绝大多数是爱国和拥护党的领导的。种种矛盾，基本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所谓在两条战线作战，主要是弄清事实，分清是非，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点和反对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这也就是说，所谓“作战”，惟一有效的“战法”是充分地说理的力量和领导者的地位，更不能动辄给人戴一顶帽子，打一阵棍子。这种讨论、争辩、批评，一般情况下还应该拿到会议上、书刊上公开地进行，不应该搞所谓“材料摘编”，通过小道传播给人以政治上的压抑，剥夺对方分辩和论战的机会和条件。后一种做法，一不利于弄清是非，二不利于团结同志，三不利于消除几十年来“心有余悸”的社会心态，实不可取。实际上，这种做法的存在，说明“左”的一套做法仍在作怪，我们必须下决心和下力量加以坚决反对。邓小平所云“主要是防止‘左’”，讲的是极有针对性的。
记得毛泽东曾经讲过一句话，大意说人为什么要长两只手？
就是为了右的来了反右，“左”的来了反“左”。要在两条战线作战，新闻界就要有右反右，有“左”反“左”。这是我们的经验，也是当前的现实工作的急需。要在新闻界里落实邓小平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包括反右防“左”的指示，有许多紧迫的工作要做。
这不是事务性工作，而是关系到新闻界根本方向、大略方针的首要任务。不是可做可不做，可先做可后做的事情，而是非做不可，非首先做好的原则性大事。对于反右的斗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我们还要花大力气继续去做。但对于在新闻界防止“左”、反对“左”的工作，目前几乎还没有提上切实的议事日程。比如，新闻界这些年来“左”的干扰有哪些？表现形式如何？危害怎样？我们有些什么经验和教训？今后从上到下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措施和方法？至今还没有看到、听到些动静。这是很不应该的。也许新闻界有许多同志，新闻决策机构有不少同志正在积极思考。我们期待着这方面动态的公开报道。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本着对事业的忠诚和对小平指示的拥护之心，我斗胆讲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粗浅看法，抛砖引玉，希望把内部的热烈议论变为公开的报刊讨论，以便为有待开发的新闻改革的理论讨论点一把火。我认为，没有思想上的进一步解放，新闻改革将停滞不前。
请还给总编辑一个形神完一的性格
我有不少担任总编或副总编的朋友，我发现他们中间的不少人是形神分离的。比如，拜读他们探讨新闻学的文章，表明他们很懂新闻传播规律和宣传工作规律；而翻阅他们编排出版的报纸，却又叫人失望，难以想像这些报纸居然由他们签发，更难以想像其中的一些篇章居然出自他们本人的手笔。再比如，同这些“老总”朋友私下交谈议论，是非曲直，旗帜鲜明，一个个都是有血有肉、有激情有思想、忧国忧民的感慨悲歌之士；可是听他们手下的编辑、记者说，这些“老总”一天到晚的语言老是“这话不准写，那事不许报”，“老总”手里的红笔，把我们的那点儿忧国忧民之情全给勾掉了，如此冷酷，如此无情，如此不讲真理，如此没有良心……
人们把我的“老总”朋友的这种形神不一叫做“双重性格”。
题记：这是一篇论及当前新闻体制改革的小文章。文载《新闻记者》１９８９年第７期。
作为朋友，他们也供认不讳地对我自嘲说：我们确有“两张脸孔”。
这种“双重性格”和“两张脸孔”，令他们蒙受了许多原本不该加于他们的指责。有人，包括他们手下的人说，嗨，“老总”们怕丢“乌纱帽”！也许确确实实有那么几个人，这也不敢说，那也不愿写，自己不去采写，又不让别人登载，究其缘由，确确实实是想升官晋爵，惟恐稍一不慎，丢了“乌纱”。不过我想，即便是这样，板子也不能全打在他们的屁股上。试问，是什么原因害得他们不敢越雷池半步？又是什么原因在他们讲了某些真话，报了某些真事的时候非要摘掉他们的“乌纱”？对此我们总也得深究一下。不要全打在“老总”一人身上，叫他为官时不自在，丢官时又替人受过，太不公正。
平心而论，我的那些总编朋友们，并不十分留恋“乌纱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