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２００１年，发表于《当代传播》２００１年６期。
２０００年我发表过一篇关于西部大开发宣传的文章，最后谈到：“２１世纪的中国西部大开发宣传，仍然需要‘啼血杜鹃’的精神，持久地向全中国和世界展示西部的魅力、西部的问题、西部的希望。”报道西部大开发，给了中国传媒一个很广阔的报道领域，即使仅从传媒业务考虑，这也是一个难得的、中国传媒独有的发展机遇。然而，也许是多年一哄而起、接着一哄而散的新闻工作机制的惯性吧，这方面的报道热闹了一阵后，现在变得断断续续，相当零散了；而西部大开发才仅仅处于起步阶段。任何报道不可能要求永远热闹，但像西部大开发这类报道，由于它是一个长久的战略性的经济政策，同时带来持续的社会变迁，因此需要与此相对应的可持续报道，这类报道不必追求热闹，但是应当长流水、不断线，通过涓涓细流，催生西部新的政治、经济机制和人文精神。
其实，西部大开发这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报道和讨论的问题，完全可以成为极为丰富的新闻源。从社会责任角度来说，传媒也有责任为西部大开发持续提供新的理性和精神力量。根据现在中国西部大开发存在的种种矛盾，我想，以下诸话题至少在最近几年都可供传媒持续报道。
一、在市场经济观念、市场手段与政府行为关系方面做足文章
由于西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较慢，西部大开发首先遇到的最大矛盾便发生在这个领域。例如“兰州交易会”，截至２０００年，每年换一个新建的大型场馆办会，每到８月，兰州的传媒每天都会出现“距兰交会还有多少天”的告示。
然而，无论是改换交易会的名称，还是决定场馆的建设，几乎都是政府在包办。为了办会，成立常设的政府机构，省级主要领导人带队，全国各地满世界去开招商引资说明会，每年把兰交会当作头等大事“常抓不懈”。花了多大的代价，与实际效果相称吗？那些林立的场馆现在做什么？这是政府不好解释的。然而，２０００年５月，兰州的一家民营企业联系了一个全国性的博览会到兰州举办，政府对民营“个体户”的身份多有怀疑，尽管不要政府出一分钱，一度曾拒绝接待登门送商机的博览会考察团。面对许多经济行为，政府有一种赶不走、挥不去的“包办情结”。没有人怀疑政府的作用，问题是体现政府作用的地方搞错了。引资要多用市场手段，“政绩”不在于自己直接办了多少事情，而在于提供适合的“软环境”。
在上面的事例中，本地的传媒除了必须做的配合政府的宣传外，是可以从侧面做一些转变观念的工作的。并非一定要由传媒直接批评什么，通过正面报道，用许多生动的“别人的”故事，来说明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也可以请专家发表意见。问题在于传媒自身要头脑清醒，不要盲目跟着爆炒。这不是一两篇报道就能解决问题的，需要持续的讲述西部大开发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则的道理，贯彻市场配置资源的方针。政府所起的作用是在市场经济失灵的地方，例如，为经济开发“搭台”、解决公共产品的生产和完善的问题，特别是法治环境、人才教育、总体规划等。什么都由政府出面“唱戏”，本身就是一种最糟糕的“软环境”。康佳集团的总裁陈伟荣说：“我在深圳很多年都不用登政府的门，可是在西部要经常亲自找政府领导批条子。”贵州一位人大代表说，他们那里一个项目从申报到批准要盖二百多枚公章。这反映的就是东、西部在运行机制和观念方面的差距。
这方面的正面事例已经出现，例如，兰州市将今年确定为“改善投资环境年”；青海去年末以来，以在西宁建个市场要盖１１２枚公章的事例作为突破口，整治投资环境，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传媒可做的文章很多，报道一些这方面正面或反面的事情，配发一些评论，是传媒对社会发展的责任。
西部潜在的市场很大，但由于没有解决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关系问题，让外资却步。一位香港商人就此于２００２年５月发表一篇题为《在西安的酸甜苦辣》的小文章，他为“甜”而来，这是指西安有庞大的消费市场，生意不愁没的做，但是他感到“酸”，即人人都喊口号，而到事实面前难落实；他感到“苦”，程序太多，辛苦也，每件小事都要跑不同部门；他感到“辣”，衙门气重，比起东部沿海，官气十足，效率低下。围绕着市场行为、政府行为的关系，传媒有说不完的具体话题，诸如经济方面的地方保护主义、决策性浪费、招商引资的过分“优惠政策”、市场规划师的寻觅、开放多元投资市场、政府行为的信任度等等，而最终目的是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良好结合。改革的关键是政府权力只搭台少唱戏或不唱戏，通过法律、法规、政策调控，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形成激励机制。围绕着这个目标营造舆论氛围，有个渐进的过程，媒介可持续报道的潜力很大。
二、提供关于西部大开发的理性思维的平台
鉴于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已经发生的许多事情，诸如重复建设、冷热病、急躁冒进等等，中国的传媒又多了一个相当广泛的实行舆论监督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监督同样需要持久，警钟长鸣。因为多年形成的经济建设的非理性思维的惯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例如，在刚刚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方针之后，某西部省份的领导人，立即提出本省经济“超常”发展的口号，有的中央级报纸马上跟着炒作。显然，不论是那位省级领导还是报纸的记者和编辑，仍然习惯于像搞政治运动那样，对中央的精神紧跟快转，升温加火。西部省份的经济能够“正常”发展就已经很不错了，“超常”发展一是实际做不到，二是即使一时形式上做到了，其结果很可以是以资源的大破坏和大浪费为代价。“大跃进”
的习惯性思维仍然像梦魇般地缠绕着人的头脑。
当然，多数省级干部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越往下，非理性的观念和行为越多。四川成都市方圆二百公里以内，以西部大开发的名义，已有和建设中的机场达到六个。大家一拥而上的做法，无论如何不是理性思维。西部某省的一个地区，在“政绩意识”的推动下，完全忽略自身的生态问题，从东部成批引进４３个项目，其中３９个是污染严重的小造纸厂和小化工厂。“越是到基层单位，这种缺乏理性引导的症状就越明显，显然，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已经成为西部开发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些对于西部经济特征的认识，也存在盲目性，缺少理性，例如，单纯强调“廉价劳动力”是西部的一种优势，就很成问题。
与丰富的劳动力数量相伴随的还有从业人员的素质，素质不高的劳动力的收益，由于低成本，当然收入也低，也就无所谓“廉价”。低素质的劳动力不但不能成为西部的财富，而且可能成为西部发展的“瓶颈”。必须考虑到问题的另一面，特别是潜在问题的一面。
许嘉璐２０００年在西南六省市第十六次协调会上讲到，很多人以为，大开发就是搞大项目，搞了大项目就是搞好了大开发；还以为一搞大开发，东西部的差距就会缩小，实际上某些方面的差距正在加大。他希望：“西部地区应及时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正确认识这一差距”，“开发是一个长时期的事，有很长的路要走”。检查近两年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报道，这类警惕非理性思维的报道及言论并不多，倒有不少报道无形中助长了非理性的观念，把大开发描绘为国家给钱、西部发展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大”字上做文章，仿佛又一场“大跃进”来了。
其实，“大开发”是指全面的开发，一个不能拆开来理解的词组，一个广义上促进西部经济全面发展的概念，具有相当完整、全面的内涵。
有鉴于此，传媒在这方面可做的工作很多，关键在于传媒自身要有理性，绝不能再盲目跟着跑，要看得比别人高一筹。
有了这个前提，就会发现相当丰富的报道和议论的题材。如果什么时候这方面的题材不好找寻了，说明形势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三、关注西部人的素质教育，培育现代人文精神
这是与上面的话题相关的更为广义的深层次话题。中国西部的幅员之广、贫困人口之多、环境之恶劣是少有的，这增加了物质开发的难度。然而，西部人的素质也必须同时“开发”，这个难度不亚于物质开发，可报道的内容更多，持续性更长。
西部地区，特别是偏远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处于较为封闭、保守的状态，对外来的新技术和新观念，以及新的生活方式，存在由来已久的不自觉的隔膜，这是西部大开发和建立市场经济的无形“文化障碍”。例如，常去西部的东部人普遍有一种感觉，那里即使有了星级的服务设施，但是工作效率低下，管理水平上不去，缺乏时间概念。为了表现西部人的豪爽，展示接待规格，离大海遥远的县，却用公款摆出全套的海鲜宴，主人还会热情地告诉客人，海鲜是空运的、新鲜的，每一餐下来，喝掉几瓶白酒是必须的，喝醉几个人是必然的，以致使人望西部却步。东部多年对西部扶贫，“越扶越贫”、“越扶越懒”的现象不少，除了扶贫的方式方法存在问题外，忽略了对人的素质教育是个关键问题。一位中央扶贫工作的同志每年去西部几次，他回来说：“令人触目惊心的，不是那里的贫穷，而是地方政府和群众对教育的忽视。我久久不能忘记的，是那一个个在村头田间戏耍的失学儿童，是那一双双迷惘、无助无奈的眼睛。”我们当然不能据此悲观，但显然，西部现代人文精神的启蒙和开发问题，这是个需要几代人努力的过程。
除了认识这种精神状态外，当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来到西部时，以何种方式适时保存西部传统文化的精髓，两相配合，也是需要从长远考虑的问题。奈斯比特曾谈到高技术与高情感（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ｈｉｇｈｔｏｕｃｈ）的平衡问题，他写道：“每当一种新技术被引进社会，人类必然会产生一种要加以平衡的反应，也就是说产生一种高情感，否则新技术就会遭到排斥。”例如，当现代信息技术把人们长期吸引到屏幕前的时候，便会需要适当的天伦之乐的交谈；电脑购物永远无法替代偶然发现珍奇物品的情感；电子会议太合理了，反而产生了要回到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氛围中去的愿望。随着西部大规模的城乡建设和随之而来的社会转型，那里的人文资源可能会遭到破坏和消亡。因而，保护西部的人文资源，包括人文景观、民俗文化、民间艺术，以及自然景观，为与高技术产业相配的“高情感产业”建设奠定基础，亦是需要关注的大事。
人的素质教育中，除了法定的义务教育外，个人道德，特别是公德意识的培养也必须及时提上日程。过去穷怕了，也穷惯了，一旦开放，失落感一起，道德感可能会下降，会有更多的只顾眼前自身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他人利益的事情发生。鉴于西部的管理体制漏洞较多，腐败成本也低，腐败条件比东部优越，问题也会出得更多。广袤的三江源地区发生水污染，反映的便是当地基层缺乏社会公德的问题；基层地方各个部门以各种名义共同蚕食国家基本建设项目资金，则是一种在西部尤为严重、普遍的腐败行为。
对于西部的群众来说，缺乏市场经济观念是从另一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人的素质问题。培育群众的市场经济观念，亦是传媒的长期工作之一。例如，瑞典、泰国、土耳其、新西兰、韩国等客商，去年先后拿着百万美元的订单到竹源丰富的四川找寻可以制作竹制家具的厂家，然而个体厂家声明只制作世代相传的东西，不是客人想要什么就做什么；国营的工艺竹厂声明只生产竹工艺品（尽管销路不好），而不生产竹制家具，偌大的四川竟没有接受这类订单的。这种不可思议事情与人的观念的封闭、缺乏市场经济意识直接相关，实在需要市场经济的启蒙。
总之，全面塑造有西部特色的人文精神，是传媒可以长期做文章的一个广泛的话题，形式和内容都是无限丰富的，需要各个传媒做一些长远的、中短期的策划。
四、提供为西部开发立法的讨论平台
西部开发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除了人的素质和观念问题外，在法律和法规上理不顺，是一个基本的原因。去年秋天在西安发生的“顺腾事件”，引发了关于为西部开发立法的话题。一家美国独资公司“顺腾液压制品有限公司”在西安市临潼区新丰镇落脚，生产过程中，中方违背合同，１４次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停电，使得该公司的机床设备受损，无法继续生产。停电原因是区供电局与镇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镇政府的事先承诺脱离实际。后来，当事的两任供电局长受到处分，但是给顺腾公司造成的巨大损失的补偿依然无从着落。该公司总经理打电话给某位区领导时，得到的答复竟是：“不就是投了资吗？一天到晚的投资环境！”该公司董事长迈克·申努尔先生说：“政府的诚信是我们在华投资最有力的保障，承诺兑现、履行合同是当地政府吸引外资的最起码的前提条件。”这件事情不过是太多类似事件中比较典型的，相对于“蛀虫”，“懒虫”
更是普遍存在。它说明：“没有合适的法律和制度，市场就不会产生任何体现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语）
目前中国还没有关于西部开发的专门法律或行政法规，已有的一些法律和法规，有些条款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悖，还存在体制不顺、政出多门、相互矛盾的问题。从世界上其他国家开发落后地区的经验看，健全的法规是防止背离市场经济原则而导致随意、无序和不稳定状态的有力举措。从全局看问题，西部开发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涉及社会秩序、生态环境、宗教民族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要实现经济、资源、人口、文化、环境的协调发展，需要在法律上确定西部开发的地位；确定西部的产业政策，并对金融、财政、税收、投资、外资进出口等作出规定；确定西部开发的时序及政策调整的程序（避免“一刀切”）；对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补偿保护区群众既得利益等问题作出规定。同时，废止部分不合时宜的政府规章，取消名目繁多的不合理收费项目和繁琐的审批手续。
现在全国人大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起草《西部开发法》
和相关的系列法规。上面谈到的涉及这部法律和系列法规的每个具体的问题，在现实西部开发中都有丰富的可持续报道的新闻资源。挖掘这些新闻资源，就这方面的每个具体问题展开讨论，传媒的文章完全可以做得很大。通过这方面持久的报道和讨论，无形中增强西部人民的法治观念，这也是传媒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