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出版社要我着手编自选集，起初以为选几篇文章很简单，但是一查找起历史上发表的文章，就发觉工作量相当大，因为年代久远，数量太大。工作中许多记忆被重新唤起，感慨万千。如果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发表的第一篇新闻学文章算起（１９７９年），至今已经发表了超过７００万字的各类成果，包括独着１０本、论文和一般文章１０００篇以上，以及近２０００个词条和少量译文等等，还有约１００万字的编辑成果。
我１９５１年２月大年初一那天出生于南京。从事专职新闻工作是在１９７０年９月，那时我１９岁，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八团汽车连调到团宣传股报道组工作，第二年起为报道组组长。此后便与新闻工作结缘。
１９７３年我通过考试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工农兵学员”。这个新闻专业即“文革”中被解散了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人民大学老一代的教师，如甘惜分、方汉奇、张隆栋、郑兴东等等，都是我的老师。人民大学复校后，我算是人大校友。１９７５年我参加写作《新闻理论》一书，承担了第一章（关于马列新闻活动）的写作（初稿４万字，发表时删节为２万字），并参与了第二、三章架构的讨论。这是我“研究”新闻学的起点，当时２４岁，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１９７６年初，受专业领导的指派，我有幸与方汉奇、张之华老师一起研究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完成了我所承担的１．５万字的写作任务。这是我第二次的“研究”工作。
在光明日报社工作两年（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后，我于１９７８年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师从温济泽教授，从此开始了专职研究新闻传播学的生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照耀下，我清理了自己的思想，有了独立的见解，并且至今为在那个时候确定的目标努力工作。
１９８１年毕业后，我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工作。１９８５年起为研究室副主任，１９８８年起为主任。１９８７年起为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１９９３年起为研究员，同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１９９８年起为博士生导师。２００３年６月调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我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在新闻所的２２年内取得的。
我逐渐成长起来了，我的老师温济泽、戴邦、商恺等却相继逝世，他们是我永远尊重的人。
到了人民大学，岁月的流逝令人感叹。我当年的老师们，仅有一位当时最年轻的还在岗，也已经头发花白了。我现在转到大学工作，需要重新熟悉环境。尽量把工作做好，这就是我的简单想法。
我熟悉的研究领域是以下三方面：新闻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舆论学、世界新闻史。这三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是以下四本：
《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４５万字，１９９３年开明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２年再版。
《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２２万字，１９９９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２年第三次印刷。
《世界新闻传播史》，３７万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２００３年第二次印刷。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４０万字，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
这本文集，凡是内容在以上代表作中已有论述的论文，均不再收入。在余下的论文和一般文章中，第一次选了８０多篇，一估算，有７０多万字。筛选到第四次，才最终算清楚字数，减到了预定的３０万字（３９篇）。文集涉及的内容多数是这三方面以外的，因为不是我最熟悉的，我不敢说很深入。
除了入选的篇目外，还有许多文章，作为历史需要在这里提一下。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是我最早涉及的研究领域，本文集只选了１９８０年的一篇文章，其他需要提及的论文有：较早的《关于马克思报刊思想的几个问题》（１９８３年，２万字）、《列宁论党报与党性》（１９８３年，１．３万字）。《报纸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１９８４年），最早论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里谈到的这个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的真实报道》（１９８６年，１．６万字），系统地论述了他们关于“有机的报纸运动”的思想。《列宁论苏维埃报刊的作用》（１９８６年，１．２万字），这是对列宁这个时期思想的初次探讨。《对几个传统新闻学观点的思考》（１９８７年，１万字），与时俱进地分析了一些我们熟悉的传统新闻学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若干新闻观点略考》（１９８８年，１万字），最先指出了马恩着作的误译造成的理解差误。《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新闻思想》（１９９６年，１．５万字），对表现马克思新闻思想的旧译文与新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的对应部分进行分析，并指出了新全集的一处漏译问题。
二、关于一般新闻理论的研究，在真实性方面还有《警惕精彩的软新闻》（１９９８年）和《论传媒对科学的误读》（２００３年）等文章。在客观性方面亦有一些文章。
在新闻自由方面还有《关于“绝对出版自由”的质疑》（１９８３年）、《少数能享有自由：出版自由的标志》（１９８８年），以及《自由的心灵——“五四”的文化精神》（１９８９年）等文章。
关于新闻和报纸商品性的研究，还有《关于商品性讨论的几点意见》（１９８４年）、《新闻是一种特殊的商品》（１９８６年）、《新闻生产商品化是历史的进步》（１９８８年），《马克思论新闻是商品是历史事实》（１９９４年），以及在学者内部流传的《从三次新闻商品性讨论看中国的新闻学》（１９９６年，１万字）等文章。
在新闻法方面，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发表了一些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法的小文章，对于推动这方面的研究产生了意料不到的正面效果。９０年代发表过一些关于新闻职业道德的文章，较有代表性的是：《关于新闻学研究中四个话题的新闻道德意识》（２０００年，１．２万字）、《更正与答辩——一个国际公认的新闻职业规范》（２００３年）。
综合性的新闻理论研究还有《中国的现代观念和大众传播媒介》（１９９３年，１．３万字）、在学者内部流传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既定的新闻观念与新闻学、新闻媒介》（１９９６年，２万字）等文章。
三、关于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新闻学：从传统观念到现代观念》（１９８８年，１．７万字）、《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的新闻学》（１９８９年，２．８万字）、《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１９８９年）、《意大利不是现代报刊的起源地》（１９９１年）、《中国新闻工作改革开放的起点——纪念１９７９年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２０周年》（１９９９年，１．２万字）、《论世界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轨迹》
（２００２年，１．６万字），以及关于《金瓶梅》中的邸报、马克思与《大陆中国之友》、叶铭琛与报刊、马克思恩格斯与郭士立等个案研究小文章。
四、关于传播学研究，还有一些文章相对重要些，例如《试论说明性信息的接受特征与舆论引导》（１９９８年）、《谈谈传播学批判学派》（２０００年）、《电视对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影响》（２００３年）。
五、关于新闻业务研究，１９９１年以后发表过一组借鉴中国古代笔记而谈论新闻写作的文章。关于具体的评报文章和写作案例分析文章，约有几十篇。
关于新闻业经营的文章，还有《从新闻消费看新闻生产》（１９９３年，１．２万字）、《从有偿新闻到不公平竞争》（１９９４年）、《我国经济新闻的发展和变化》（２０００年）、《关于媒介资本的几个问题》（２００１年）、《传媒竞争之路——减去共同的东西》（２００１年）、《关于传媒发展和经营的一些宏观认识》（２００２年）等十来篇文章。
六、讨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章，本文集只选了两篇。其他概述性或见解性文章，较重要的还有《新闻理论研究现状及历史的探讨》（１９８６年，１．２万字）、《新闻学需要忏悔意识》（１９８９年）、《对我国新闻心理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１９９５年）、《对我国传播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１９９５年）、《近十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情况》（２００１年，１万字）、《关于传播学研究的几点意见》（２００１年）等等。另外，从８０年代起，还有一些专论新闻学论文写作和规范化的文章。
七、关于中国内地与台湾及港澳新闻交流的研究，限于篇幅，本文集没有选。这是我自１９９１年以来不时涉猎的一个研究话题，较重要的文章有《中国台湾、大陆的新闻交流》（１９９１年，２万字，合作）、《台湾的新闻传播学和新闻教育》（１９９８年）、《香港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新闻教育》（１９９８年）、《海峡两岸及港澳的新闻交流与回顾》（２００１年，１．３万字）。
本文集是历史的记录，因而我无权对已经发表或流传的文章做观点和表述的改动，只更正了错别字以及个别语法明显有误的地方。这些文章反映了当时的思想，有具体的生活背景，有些地方尚显幼稚。检阅以往的文章，我感到满意的地方在于：作为学者，我基本坚持了不说违心话、不说套话，无愧于１９７８年以来我独立确立的信念。
陈力丹
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