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１年发生的林彪事件是一个转折点，真诚地学习典型的人们被惊醒了，但重新用自己的常识和健全的理智来思考，还需要走很长的路。“一举粉碎”后的１９７７年，人们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慨叹，雷锋叔叔不在了。于是，领导人出面，报刊大造舆论，企图让６０年代的雷锋再回来，可是典型报道这时似乎不灵了。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出现大的变化，典型报道的危机便来临了。１９７７年重新学习雷锋运动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意识发生了变化。
也许这个道理很难说服人，后来的张志新、罗健夫、蒋筑英、张海迪、张秉贵等典型报道都不错吗！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典型报道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或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因素吻合的结果，或是过去典型报道的回光，已经预示着原有的典型报道观念被淡化或遭到了抵抗。在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张志新的报道寄托了人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意向。罗健夫、蒋筑英的报道引起反响，原因在于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境遇，还没听说哪位知识分子愿意像他们那样生活，尽管他们的勤奋并不亚于为他们树立的榜样。张海迪、张秉贵等典型报道，针对的是青年思想不稳定、商业服务态度恶劣等问题。如果说它们获得了成功，其表现是典型本人受到了社会的尊敬，但青年人已有了各自的价值观念，模仿张海迪的并不多。
当《中国青年报》发表《镶玻璃的小伙》时，辛福强那淳朴善良、为人真诚、无私奉献的精神，似乎使人感觉到昔日典型报道的威力。然而，续篇《福强玻璃店的新主人》打破了这种幻觉。
他的妹妹辛丽蓉一身时髦打扮，与哥哥的蓝布褂、打了补丁的大头鞋形成鲜明的对照。她不无偿奉献，服务就收费，一个月的收入顶哥哥三个月的。她的格言是：公平、等价、认真，赚良心钱；在兄妹二人的报道面前，典型的观念在读者那里动摇了。敬佩辛福强之余，大多数人觉得他离得远，带有超越时代的特征，而辛丽蓉就是生活中的人。既然生活在他们当中，也就无所谓学习的榜样，只觉得报纸反映了现实生活而已。现在，要求大家对照典型反省自己做不到了，人们不仅对任何新的典型不再激动，而且也没有见典型矮三分的心理了。当读者站起来平视典型的时候，典型报道便失却了轰动效应。
另一面，电影《都市里的村庄》和一系列要求把典型人物从典型的神坛上扶下来的呼吁出现了。对这个问题较早作出深刻思考的是１９８０年的长篇通讯《朱伯儒》，它使原有的典型报道模式走了样。通讯道出了现实社会对典型的压力，也反映了典型内心的痛苦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读了这篇作品，很难说朱伯儒是活雷锋，朱伯儒就是朱伯儒，一个现实的处于各种矛盾中的人。
当新闻界还热衷于典型报道的时候，处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报告文学界从１９７９年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作品的主人公从人们过去熟悉的完美的“社会精英”和“时代的风云人物”，转到了不是“先进”的人们。近两年，又关注着改革开放时代日益凸现的各种现实社会问题，内容宽广，意蕴深厚，具有一种宏大的气势，适应了人们要求全景式地透视、扫描、把握事态的愿望。报告文学界在喊“扬弃、超越传统报道模式”，新闻研究界却在喊“典型报道不能否定”。
尽管如此，翻一翻一年来的《人民日报》，典型报道悄悄地消失了。《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令人注目的全部是引人思考的、把握综合事态的深度报道。我们的线性思维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魔力，可以把新东西纳入旧范畴，因而又有人把这些报道称为典型报道的发展。那就看一下《人民日报》的《拓荒者的坎坷》吧，它记述了治理黄土高原的工程师李龙城三起两落的遭际。是歌颂他呢，还是批评他？这个带有典型报道思维方式的问题本身已经不能成立了。该报评论员文章《评李龙城的命运》，既是赞扬又是批评，既有叹息还有愤怒，向人们提出思考的要求。典型报道观念及其关于典型报道重要性的推理，无论如何也说明不了这类报道了。典型报道在消失，典型报道观念面临着挑战，这并不是哪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现实。
四
支撑典型报道及其观念的是小农经济及其要求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政治意识，它们同时造就着一代一代适应并熟悉典型报道要求的新闻工作者。１０年来，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生产建设方面，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成为奋斗的目标，高度民主提上了日程，政治的开放带来的不是政治的激荡和寻找新的理想主义，而是相对缓和与宁静的心态与务实的精神。社会不再那么单调了，有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多种形式的分配和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模式和多种利益集团。读者的视野在拓宽，兴趣在夸大，道德观念、审美意识、阅读心理显现出从未有过的多层次结构。新闻工作者观念的变化起步最早，但走得也最慢。尽管如此，近几年新闻观念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较大变化。《人民日报》的《鲁布革冲击》、《经济日报》的《关广梅现象》、《中国青年报》的《命运备忘录》、《光明日报》的《职称议》等等，向传统的典型报道模式提出了挑战。人们对典型报道从本能的不感兴趣，已经转变为主动地创造新的报道方式。
既然事物的发展充满着各种可能、机遇，那么要求全国循着同一标准行事，或要求一个行业、部门向同一种作法看齐，就变得困难了。
在革命战争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某某式的好农民、好工人、好战士、好干部、好青年在新闻媒介中竞相涌现，树立典型着实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宣传模式，大家都深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种办法被广泛应用到宣传教育的一切领域，作为保留节目一直上演到今天（尽管一些大报不知不觉地停演了）。去年双增双节的文件下达，便立即出现了３０年翻拆旧信封的典型；教师节来了，针对中小学教师人心思调的情况，于是有人发现了数十年如一日、志在深山或边疆育新人的典型，这些典型恐怕都是真的，并且都是好人，但无论怎样引导人们向典型看齐，收效甚微。人们开始悟到，典型报道这个经世治国的传统方法，无法不受时空条件和适用对象的限制。
面对８０年代中国人的认知方式、价值观念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典型报道的不适应症从潜在时期转到了显示时期。
典型报道只是一个很小的具体问题，能够引起激烈的争论，在于它是原有新闻体制的一根敏感的神经，牵一动万。应该看到，产生典型报道观念的社会条件不会一下子消失，我们的经济搞活了，但仍很落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机制的建立刚刚起步。因此，也许旧的政治行为不再主宰我们了，但旧的观念还会束缚着我们，我们对旧观念的反叛也往往局限在旧模式的总体格局中，有时只不过是对旧观念的补偿。《关广梅现象》本意是要突破典型报道的模式，可是无意中还是用“姓资、姓社”
这样一种典型报道的思维方式提出问题。步鑫生免职引起的议论文章，不少实际上已经在否定典型报道，却免不了加一句尾巴：典型报道还是需要的。纪念学雷锋２５周年，矛盾明摆着，否定的意见也讲出来了，末了还要用一种假设收场：雷锋假如活到今天，他的思想肯定要变，他也会做时代的改革者。几位看电视新闻的大学毕业生对这样的解说词用北京土语评价道：“真臭（拙劣），没智力。”可能报道者有为难之处，但现在的受众却是直来直去的。
如果注意的话，对典型报道的怀疑是从批评典型报道的各种问题开始的。人们以为，只要纠正写高大全，保证真实，不要一窝蜂等等，典型报道仍然会像以前那样经常引起轰动。翻翻当年雷锋、王杰的典型报道，那时的高大全、片面性比现在严重得多，一窝蜂报道的规模也比现在大得多，怎么就没有人怀疑呢？典型报道本来就建立在单线思维的基础上，靠认识简单化、因果明确、各报舆论一律生存的。当人们对它开始用挑毛病的眼光看待时，典型报道的危机也就到来了。如果把典型写成与常人一样具有假面具的一面，不再具有超前性，并且各报的评价不一，典型也就不存在了。
谈到典型报道，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先进、落后、中间等政治概念，因为典型报道本来就是以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为背景条件的。毛泽东讲，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也是如此。这对人们印象相当深刻，因而产生了“共产主义虽没有阶级了，但还有先进、落后”这样一种十分普遍的观念，它是支持典型报道万年不变的依据。既然总有先进、落后，那么就要有一种凌驾于先进、落后之上的力量来钦定。《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指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显然，这种凌空的力量是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现在的中国，已显示出鲜明的人生价值观念的对立取向，先进、落后的概念变得不容于人了。其实，遵纪守法的个体户、敢于致富的改革家、不以权谋私的干部、体育明星、艺术明星等等，很难用“先进”这个政治概念去衡量，这种现象不过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在观念上留给现在的遗痕。从广义上说，每个人都不同于他人，都是一个典型。但典型报道所讲的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典型，而是从现实政治角度认可的典型。一旦新闻人物替代了先进人物，或先进人物作为新闻人物出现在我们的报道中，典型报道就消亡了。
我们的典型报道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是我国长期与世隔绝造成的，这种历史性的封闭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发达国家的新闻记者也离不开典型报道，最多政治性质不同。其实，即使不谈政治信念上的差异，就是从他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心理来说，也不会产生中国式的典型报道。我手头有一本《美国优秀新闻写作选》，开篇就是关于纽约市长的特写《抓住高树使劲摇撼》。如果用我们的眼光看，这就是典型报道了。的确，记者把市长作为一个典型人物在报道，但报道没有一条可以同我们的典型报道观念对上号。纽约市长不是先进，也不是后进；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记者不想表扬也不想批评，更没有以此引导舆论做什么的念头，只不过让市民们知道市长是怎样一个具有个性的人。我们现在的新一代人是幸运的，他们刚一懂事就知道有个世界，习惯于“放眼世界，胸怀祖国”。我这一代太可悲了，也许还要在“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思维方式中挣扎几年。
总之，不管有多少牢骚，在一个时期内，先进还要评，典型材料还得写，当典型的还会不得安宁，一些领导仍会把典型作为升迁的砝码，典型引路还有灵气，“一窝蜂”仍然免不了。但是，牢骚本身也在表明，典型报道快过时了，典型报道观念在淡化。
１９８０年，文学界的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居然能引起一场“看得懂看不懂”的争论，现在看来显得可笑了。我只希望若干年后，新闻理论界不要重复类似的情况，再去讨论典型报道的肯定和否定的问题。